作者丨言九林

編輯丨吳酉仁

說一說秦漢時代的“贅婿”。

與今人不同，在當時的皇（王）權眼裡，贅婿基本等同於社會渣滓

。

比如，按雲夢秦簡《魏戶律》裡的規定，贅婿在魏國是不能立戶的，也就是不允許擁有自己的土地和住房；贅婿也不能做官，而且是包括兒子和孫子在內，三代不能做官。

秦國（代）的情況也是如此。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派五十萬大軍出征嶺南。這五十萬大軍，便主要由“嘗逋亡人、贅婿、賈人”構成。“嘗逋亡人”指的是曾做過流民與野人者，這類人有擺脫國家戶籍控制的前科，屬於“不合格百姓”；賈人就是商人，秦王朝以耕戰立國，商人一直是政府嚴厲打擊的物件。贅婿與這兩類人並稱，被秦王朝列入炮灰第一梯隊，可見其地位之低下。

♦ 秦始皇像

漢代的情況也是一樣。《漢書·貢禹傳》中記載，漢文帝時，商人、贅婿與貪贓之吏，“皆禁錮不得為吏”，也就是不許進入國家公職部門。贅婿這個身份，還會被政府標註在戶籍檔案裡，成為自己和後代永遠抹不掉的汙點。

天漢四年（前97），漢武帝派李廣利率軍進攻大宛，這支軍隊是透過“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組織起來的。

所謂“七科謫”，是秦代（國）便有的制度，指的是七種優先順序炮灰，贅婿恰在其中

。這七種炮灰分別是（有先後順序）：

（1）吏有罪者。

（2）贅婿。

（3）商人。（4）曾做過商人者。（5）祖父母做過商人者。（6）父母做過商人者。（7）閭左。

按當時的徵發規則，需要炮灰時，優先抓（1）（2）（3）；這批人抓完了還不夠，便開始抓（4）；（4）抓完了還不夠，便開始抓（5）（6）；前六類都抓乾淨了，就派人“入閭取其左”，進到里巷徵發所有住在左側的男丁。所以，

不難想象，當秦二世開始“發閭左適戍咸陽”、繼而引發陳勝吳廣起義時，天底下的贅婿早已被當成炮灰徵發得乾乾淨淨了

。

♦ 漢武帝像

贅婿在秦漢時代的這種遭遇，是

“空前絕後”

的。

所謂空前，指的是此前並無贅婿之風——據任乃強的考據，周代社會不存在贅婿之事，要到“戰國末期乃有贅婿出現”。所謂絕後，指的是後面的魏晉南北朝與唐宋元明清，雖也存在贅婿，雖然贅婿也會被社會看不起，但他們的命運，卻遠沒有秦漢時代這般悲慘。比如詩仙李白，他的一生當中，便兩次做過贅婿，且在《上安州裴長史書》裡明言“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毫不避諱對人談起自己的贅婿身份。宋代的贅婿可以部分繼承家庭財富，與妻子離婚時也可以帶走自己入贅時的財產。元代法律對贅婿的約束，則主要聚焦於履行對岳家的養老義務。

於是，便有了一個問題：

為什麼秦漢時代，要如此殘酷地對待贅婿？

要回答這個問題，須先理解贅婿之風從何而來。前文提到，任乃強已有考據，認為贅婿之風始於戰國。此說與漢初政論家賈誼的看法高度一致——按賈誼的說法，

秦國的贅婿之風，與商鞅變法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其原文是：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並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

大意是：商鞅變法拋棄了禮義與仁恩，只想著汲取，搞了兩年，秦國的社會風俗就壞掉了。有錢的家庭，兒子一旦成年便要分家；窮困的家庭，兒子一成年便要去做贅婿。

為什麼有錢的家庭兒子一成年便要分家？理由很簡單，商鞅的變法令裡有一條是“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家中有兩個成年男性卻不分家者，雙倍徵收賦稅。兒子成年了，意味著父親加上兒子，家中有了兩個成年男丁。為什麼窮困的家庭兒子一成年便要去做贅婿？理由同樣很簡單：不分家，便要承擔雙倍賦稅；分家讓兒子另立門戶又沒有錢；唯一的辦法，便只剩將兒子送出去做贅婿。

秦國的贅婿風俗是這麼壯大的，其他國家的情況也一樣。

比如魏國。眾所周知，商鞅是由魏入秦之人，他在秦國搞的那套變法，主體部分便是從魏國的變法中移植過來的（嚴苛程度有區別）。所以，魏國也同樣出現了嚴重的贅婿之風。《魏律》當中不但有贅婿（包括寡婦召贅）不許立戶、不許擁有土地和房產的規定，還命令將領在率軍作戰時，不許體恤軍中的贅婿（將軍勿恤視）。法律裡寫入這些內容，自然意味著魏國的贅婿很多，不是個別現象。

這也是戰國時代的贅婿之風，與後世的贅婿之風最大的區別所在。唐宋元明清時代的贅婿，主要是家庭經濟能力所致；戰國時代的贅婿，卻是由各國的變法政策直接催生，

是民眾對政策的一種無奈規避

。而魏國也好，秦國也罷，都不喜歡這種規避。

♦ 《商君書》目錄

之所以不喜歡，是因為這種規避破壞了變法的效果。

商鞅的變法令裡有這樣一條：

“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末利”指的是經商，商品流通有助於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平，但無助於給政府增加田賦（也就是糧食），所以要打擊。“怠而貧者”指的是從事耕作卻很貧窮之人，貧窮意味著糧食的產出有限，意味著政府的所得也有限，所以要打擊。“舉以為收孥”，則是指打擊的力度，要株連整個家庭，不但商人與窮人要被治罪，其家屬也要一併淪為官奴婢。

這道法令的核心目，顯然是為了驅使民眾更賣力地從事生產、為政府提供儘可能多的可汲取資源。而贅婿這種風俗的大規模出現，卻大不利於該法令的推行。窮人家的兒子跑去與富人家的女兒婚配，成為富人家的一員，等於

規避掉了變法令對“貧者”的打擊，削弱了變法令的威懾力

。

換言之，只有像打擊商人那樣全力打擊贅婿，將其列入炮灰的第一梯隊，才能更有效地震懾民眾，讓他們更賣力地耕作。

值得一提的是，《秦會稽刻石》上還有一則意味深長的律條：

“夫為寄豭，殺之無罪。”

大意是：殺掉作為贅婿的“後父”無罪。如此，便意味著贅婿在秦代，是一群既沒有政治地位（炮灰首選），也沒有家庭地位（殺之無罪）的可憐人。

這可憐的命運，僅緣於他們出身的家庭太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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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①（日）池田雄一著；鄭威譯：《中國古代的聚落與地方行政》，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66-368頁。②楊寬：《戰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74-175頁。③馬媛媛：《秦漢迫害“贅婿”原因再探討》。④任乃強：《周詩新詮》，巴蜀書社2015年版，第306頁。⑤刑鐵：《唐宋時期的贅婿和接腳伕》。收入《宋史研究論叢》第9輯，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78-493頁。⑥雷銘：《＜儀禮·士昏禮＞的文化學研究》，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第208-210頁。⑦臧知非：《“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試析（兼談秦的“抑末”政策）》，《江蘇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