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間道》（2002）

“一件很靚的作品”

2002年12月12日，警匪片《無間道》在香港地區上映，獲得極佳票房。20年後，《無間道》系列三部電影成為公認的影史經典。

《無間道》的一個經典場景發生在開篇後不久，天台上，臥底黑社會的年輕警察陳永仁想做回普通人，被拒絕後和警司黃志誠說，“明明是三年，三年之後又三年，三年之後又三年，快十年了老大！”

2022年11月7日，導演、編劇莊文強在一堂給青年影人的線上編劇課上分享“潛臺詞”可以賦予角色層次感。他提起創作《無間道》劇本時（麥兆輝寫了半個《無間道》的劇本後要莊文強幫忙，莊文強花了五天重新寫過），他寫的陳永仁獨白是“當了十年的臥底”，在片場，梁朝偉建議改成“三年之後又三年”。

經此一改，陳永仁做臥底近十年的掙扎、對自己命運的不可掌控，都在這一句話裡了。

“梁朝偉除了把一句平平無奇的臺詞變得很亮麗，還打開了一些我從來沒有想過的東西……我就回家把整個劇本的臺詞重新再來一遍，然後現在變成了我的一個習慣，我一直都在我的臺詞裡面找‘三年又三年’的機會。”莊文強說。

《無間道》只有短短100分鐘，但實在精彩好看，臺詞、劇情，讓人過癮。片頭，兩個小段落交代了劉健明和陳永仁的前史：底子乾淨的黑社會小弟被送去警校，潛力過人的警校生被安插進黑社會臥底。

第一個小高潮發生在販毒集團和泰國賣家交易前：雙方臥底出動，情報外洩，黑社會老大韓琛、警司黃志誠根據臥底的資訊，撒網收網，衝突完全發生在人物的鬥智過程中。

劉健明和陳永仁都合格發揮了內鬼的作用，警察及時追到海灘邊的交易現場，得知訊息的韓琛也迅速命令手下把白粉扔進海里，銷燬證據。一個回合結束，人物關係分明，劇情主線凸顯：這就是一個警方與黑社會、臥底與臥底之間的對決故事。

需要說明的是，“臥底”並不是《無間道》的首創。香港警匪片的臥底模式從《邊緣人》（1981）便開啟——片中，出身黑社會的阿潮長大後報考警校，第一個任務就是黑幫臥底，他失去了親情愛情，迷失在道德淪喪的邊緣。之後的香港警匪片裡，臥底總在法律與情義之間兩難，人物張力由此而生。抱怨“三年之後又三年”的陳永仁，就是這一類典型人物：活在長期自我欺瞞中，失去愛人，失去正常生活，精神衰弱。

2003年接受《南方都市報》採訪時，《無間道》系列導演劉偉強說起，《無間道》的劇本起初講的是個警察去黑社會做臥底的故事，他覺得寫得好，但不夠特別。他們決定加一條線，黑社會的人也去警局做臥底，“然後會發生什麼事呢？這就有趣了。”

經過看似微小的改動後，《無間道》成功推出了雙臥底模式，原本單線的劇情變成立體的網狀結構。第二個重場戲來得很平和：陳永仁和黃志誠天台相見，要傳遞資訊，這是一個常規舉動。經過第一回合的碰撞，覺察到黑社會有警察臥底通風報信的劉健明叫警力跟蹤黃志誠，由黃志誠咬到內鬼，聞風而來的韓琛手下乾脆地殺了黃志誠，陳永仁脫險，兩個臥底都露出馬腳——所有人只不過是在棋局裡挪了一小步。

“這部戲最大的特點是它的劇本及概念，當然槍戰場面都需要，但並不是重點，”《無間道》出品人、時任寰亞影業執行董事莊澄在採訪中曾說，“有些人的確說過‘如果多些槍戰場面會更加好！’但我覺得又未必的。”

香港警匪片向來以動作場面著稱，但不同於吳宇森電影以極盡浪漫的升格鏡頭渲染主角身處的槍戰、火海，或是成龍動作警匪片裡招牌的打鬥戲，《無間道》三部，動作場面屈指可數。《無間道2》中，黑社會話事人倪永孝用四年時間臥薪嚐膽，終於為父報仇，但主視點卻是倪永孝本人被抓至警局受審。平行蒙太奇的剪輯手法把倪永孝派人擊殺幾位背叛父親的大佬的過程輕飄飄交代完——勒死、燒死、射死、活埋，倪本人一直西裝革履、戴細邊眼鏡坐在審訊室，氣定神閒。

《無間道》投資超過3000萬港幣。電影剛上映，導演劉偉強受訪時說，“不理票房能達到多少，我認為做了一件很靚的作品，盡了力，它暫時可能是我最好的作品，但我還要突破自己。”

《無間道》跟此前的香港商業片比算是另類，兩位出品人莊澄與林建嶽預估，電影票房最好可以衝到“中上”水準（2500萬-3000萬），並不能使他們收回成本。“雖然是這樣，但當我們考慮到公司是不是需要有這樣的一部電影、電影行業是不是需要有這部戲，林建嶽先生的答案是肯定的，他覺得縱使我們要承擔幾百萬的風險，但電影行業就是需要有人進行冒風險的投資，引起其他人的效法，市道才會興旺，所以我們最終推出了《無間道》。”莊澄說。

我們知道，《無間道》後來被譽為“救市之作”，當年以本土5500萬港幣的成績成為年度票房冠軍，大幅提振電影公司的投資意願，將香港電影從低迷期中拉了起來。

莊文強（南方人物週刊記者 大食/圖）

誰是好人，誰是壞人？

暴力場面弱化，是《無間道》的一處新意。另外使《無間道》系列在香港警匪片中具有里程碑地位的，還有電影對江湖人情的新處理方式。

學者許樂在論文《警匪電影與都市江湖》中考察梳理過1980年代以來至《無間道》系列的香港警匪片，在《無間道》系列之前，獲得票房成功的香港商業警匪片有過兩個高峰，一是1980年代，隨著經濟發展、影業繁榮，香港電影注重現代化、本土化，警匪片進入主流，吳宇森的《英雄本色》（1986）帶來了約七年的香港警匪片的創作高峰（另一有影響力的分支是林嶺東的《監獄風雲》（1987），首開監獄片先河）。二是1990年代中後期，香港電影業急劇衰落，小成本、精良度欠佳的古惑片出現，警匪型別片短暫回潮。

如陳冠中在《我這一代香港人》中所寫，香港文化上並不是從零開始，而是帶著中華文化進入港英時代的。香港文化中西雜糅、傳統與現代衝突共存。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香港警匪片裡，現代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倒退，“義”作為被推崇的價值觀念，融入現代江湖，一個“脫胎於傳統武俠世界，而又降生於現代都市邊緣的‘江湖’世界”被創造出來。在成龍主演的《警察故事》和《A計劃》系列以及吳宇森的英雄片中，“影片的制勝法則無疑是清晰明確的。電影的結局通常很好地闡釋了其樂於表達的價值秩序，即正義戰勝邪惡。”

關於香港警匪片中對義的推崇，一種說法是，隨著此地經濟發展，物質逐漸富足，以傳統男性為中心的價值觀念受到威脅，個體需要重新尋找對自我價值的肯定；1984年《中英聯合宣告》後，出於身份認同的需要，香港電影也有意識建構有別於港英時代的屬於自身的本土文化，比起現代法制，更偏向傳統倫理。

2019年，莊文強在其編劇、導演的電影《無雙》獲得金像獎多項提名後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提到周潤發塑造的人物填充了自己小時候對英雄的想象。“發哥是全香港人的英雄啊，他能根據自己意念，根據他自己相信的東西，為了正義感、為了朋友，願意做任何的事情。”“義氣，敢說敢做，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為兄弟兩肋插刀，就是英雄嘛。”

但到《無間道》三部曲，警匪片裡讚頌過的那些傳統價值如情義、忠誠，都消失了。

陳永仁和劉健明同為臥底，共同點是決心離開受制於人的處境。比起傳統價值觀，他們更在意獲得現代社會秩序的認可，希望個人奮鬥可以轉化為事業成功。但他們沒有兄弟情義，他們的關係只是臥底與臥底的關係。所以《無間道3》裡，哪怕陳永仁已死，劉健明和新來的“內鬼”依舊互相懷疑、試探，換了一個人，他做的事情不變，還是隱藏自己、查明對方。

許樂在論文中寫，《無間道》系列完成香港警匪片的這樣一個變化：從“以‘義’的美化抹殺‘利’的實質”，到擯棄“義”的虛幻，以“利”為根基，構建新的都市江湖。

不只是劉健明和陳永仁，《無間道》系列裡的其他人物關係也是如此。譬如《無間道2》裡，黑社會話事人倪永孝的被殺很有代表性：在暴露了自己妻子派人殺死倪父的實情後，韓琛答應做汙點證人舉證倪永孝，利用警司黃志誠的保護從泰國返港，又從警察的看守中逃脫（劉健明應從中起了作用）。在韓琛與倪永孝談判的檔口，黃志誠透過陳永仁的密報趕到，殺了舉槍對準韓琛的倪永孝。倪永孝的死，並不來源於正義之人的合作，觀眾也沒有收穫好人沉冤昭雪、壞人被正義懲罰的快感。倪永孝只是死了，接著，韓琛上位做了黑社會老大，對倪家人斬草除根。權力更迭，接下來，就是《無間道1》的故事。

在載於《電影藝術》期刊的論文《江湖倫理、宿命輪迴與現代法制——40年來香港警匪片價值觀念的演變》中，學者徐巍把《無間道》的橫空出世視作一個節點，此後，“‘警與匪’的對立模式便逐漸脫離亦步亦趨的‘貓鼠遊戲’或者‘英雄惜梟雄’，而專注於刻畫警匪較量中獨立個體的內心迷茫和掙扎。”

我們欣賞《無間道》，很大程度上是被兩個男主角的內心掙扎吸引。劉健明在獲得警方信任的過程中，認同了警察身份，想要成為一名好人；陳永仁需要參與大量非法活動，在臥底多年後，患上嚴重的心理問題。他們誰是好人，誰是壞人？

沒有定論。在一次次過招中，他們隱瞞自己、猜測對方，“誰能先看破鏡子的幻象和自身的實像，誰就掌握了正邪交戰的決勝先手。”雙重映象之下，個人的英雄主義被消解，正邪鬥爭被引入無間地獄，“無限的追問、遊離、意外和身不由己，將心靈的苦難放大到極致，藉助他人和自己的鏡子，看到無休止迴圈而無法停息，更具有沉重的宿命意義。”（徐巍）

《無間道》對香港後來的警匪片影響深遠。如之後的《寒戰》系列、《竊聽風雲》系列等等，都是在現實背景中、雙重映象關係之下，挖掘人物的深層慾望和矛盾。學者張春曉在《

在2022年夏天內地院線上映的電影《神探大戰》中，還可以看到《無間道》裡劉健明和陳永仁這一人物關係模式的遙遠迴響。在這部韋家輝導演的最新作品中，前警察李俊有高超的破案能力，苦心蒐羅了數樁懸案線索，被另一團夥利用。在追擊案件的過程中，他與看似高尚的警探方禮信數次過招，二人的身份觀眾看不真切。一場戲裡，方禮信穿上與李俊同樣的黃色雨衣，懸念被拉到最高點。李俊對方禮信喊：“過了今晚，要麼我是神探，你是屠夫。”到底誰是好人，誰是壞人？電影中，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的李俊自始至終唸唸有詞：與怪物搏鬥，小心自己成為怪物。

劉偉強（南方人物週刊記者 姜曉明/圖）

因果、宿命、自我身份

2003年上映的《無間道2》是對第一部人物前史的補全。它橫跨1991、1995、1997三個年份。劉健明對老大韓琛的妻子暗生情愫。陳永仁被安排了一個有點狗血的身份：前黑社會老大倪坤的私生子，也是倪永孝的兄弟。不過，在這一設定下，陳永仁考上警校試圖改寫命運、卻回到黑社會當臥底、至死身份沒得到昭雪的人生，多了被命運擺佈的無力感。

臨近片尾，一組交叉剪輯的平行鏡頭，分別是黃志誠警官和年輕的、即將升任見習督察的劉健明接受內部質詢的過程。黃志誠教唆殺人的把柄被黑社會話事人倪永孝掌握，公佈給整個警察系統。他被長官質問：如果我說所有證據都不成立，你願不願意重新來過？

《無間道》系列拍攝於香港迴歸之後，港英舊制度已去、時代新風貌生長之時。個體站在歷史、現在與未來的路口，面臨身份亟需重新建構的困惑，此種焦慮亦滲透在電影創作中。

“於是，20世紀80年代警匪片中的那種明白曉暢的自信和獨立不見了，善惡分明的倫理價值判斷隱匿了，兄弟情誼、義比金堅的江湖立場也消散了。”（徐巍）

在電影裡，來源於傳統信仰的義不再重要。“從價值體認上來說，這一時期的香港警匪片似乎失去了一種信心滿滿的制勝法則。在一個善惡難辨的世界裡，左右人物的往往是一雙雙看不見的命運之手。”

《無間道1》的開篇是一尊靜臥的佛像，然後是黑底白字：“八大地獄之最，稱為無間地獄，為無間斷遭受大苦之意，故有此名。（《涅槃經》十九卷）”

在《無間道》系列中，香港警匪片已形成傳統的善惡之辯、正邪之分讓位於因果宿命論。《無間道2》裡不同的人物都說過一句話：“出來混，總是要還的。”

在前黑社會老大倪坤去世後，惠英紅飾演的女兒第一次說這話。初登話事人之位的倪永孝威脅加利誘擺平了意欲叛變的四位屬下後，在大排檔抽一根菸，說了這句話。六年後倪永孝與韓琛談判，雙方互相以家人威脅對方，倪永孝舉槍指著韓琛的頭又說了。下一場戲，黃志誠趕來，倪永孝被殺死。因果無常。

三部《無間道》中都使用了同一首歌：蔡琴的《被遺忘的時光》。《無間道1》裡劉健明走進音響店，遇到收保護費順便看店的陳永仁，後者介紹一款音響“高音甜、中音穩、低音沉”，按下播放鍵，“是誰，在敲打我窗/是誰，在撩動琴絃/是那，被遺忘的時光………”，歌聲流淌出來。

《無間道2》裡，少年劉健明為韓琛的妻子迷醉時，歌聲響起。《無間道3》片尾，回到2002年，陳永仁殉職7天前，劉健明與陳永仁第一次相遇，《被遺忘的時光》響起。觀者的懷舊情緒被再三喚起，其中是對時間的曖昧追憶和對二人身份命運的慨嘆同構。時代劇變，許多事情回不去、也找不到答案，只能泛泛以“被遺忘的時光”概括理解。

在《“後九七”香港電影的時間體驗與歷史觀念》中，學者李道新將《無間道》系列與 《半支菸》《我是誰》《花樣年華》《少林足球》《向左走，向右走》《神話》《七劍》等題材、導演風格各異的電影並舉，著眼於這些電影對時間、宿命、因果共同的執著，在他的論述裡，《無間道》系列電影與同時代的許多藝術作品共享著某種精神文化症候：“（它們）執著地表達著記憶與失憶、因果與迴圈的特殊命題，展現出歷史編年的線性特徵與主體時間的差異性之間不可避免的內在衝突。”

這些電影主角問因果、問命運，最終關心的是自我身份的指認。

電影《我是誰》最直接地道出了疑問。成龍飾演的失憶特工有六本不同國籍的護照，沒有一份證件能確指他的身份。在異域大陸，他不停地大聲問：“Who am I？（我是誰？）”語言不通的當地人把這句話誤認為是他的姓名，以此稱呼他。

對身份的不斷確認、追問，既是Who am I在全片中忘不了的，也是陳永仁活著時始終不放棄的。他一次次對別人說“我是警察” ，來加深自己的信念感。知道他身份的黃志誠暴死後，能證實他身份的唯一檔案鎖在加密電腦中。但劉健明登入系統，按下“刪除”鍵，陳永仁迅速失去了能證實他臥底身份的最後證據。這個動作如此簡單，身份認同是多麼脆弱易逝。

《無間道》（2002）

《無間道1》結尾，在天台上，陳永仁拒絕了劉健明的示好，說，“對不起，我是警察。”劉健明回答：“誰知道？”在廣闊的背景中，陳永仁在這個反問之後的沉默讓他顯得渺小無力，他萬分努力，但命運不由他掌控。莊文強接受本刊採訪時明確地說，他寫劇本，從不覺得陳永仁是英雄。“以前法律沒有那麼嚴格，我們的英雄是俠，俠以武犯禁嘛，金庸小說裡的俠都是這樣的。我不是說香港，是根本現實不能容納英雄。”

《無間道2》（2003）

《無間道2》結尾是一則新聞，查爾斯王子與港督彭定康出席交接儀式。殖民統治結束，劉健明戴上嶄新警徽，敬禮。陳永仁依然躲在社會暗角。至此，個人的小歷史融進歷史的大敘事裡。

《無間道3：終極無間》（2003）

無間地獄

二十年過去，為什麼《無間道》系列依然值得回味？

我想，答案之一也許是，這樣的現象級影片獨屬於上一個時代，其誕生的時間、環境註定了它不可再得。

學者徐巍在論文中寫到，2010年代，香港警匪片有了新的樣態。在現代法治社會里，黑社會逐漸消亡，典型者如《奪命金》，黑社會大佬過壽，劉青雲演的手下嘍囉想盡辦法收紅包、撈好處，要向收廢品的舊友借錢籌保釋金，不再有往日十分之一的風光；更多的電影裡，比如《寒戰》系列中，價值衝突體現在職場的權力鬥爭裡。

其論文發表於2018年，但我以為2021年上映的《怒火·重案》、2022年的《神探大戰》也符合他的觀察，以往警匪片的對立面——黑社會消失了，它將故事完全放在了權力爭鬥上，警與匪的傳統概念在這裡似乎暫時消失了，替代它們的是權力慾望和法律制度間的矛盾衝突。這些電影的結局，警局內部對立面的破壞活動會被中止，危機得到控制。

如今，華語電影中不再流行劉健明這樣的角色，但他的悲苦依然具有當下性。

在《無間道1》中，劉健明對陳永仁說，以前沒得選，希望得到一次機會，“我想做個好人。”

陳永仁的悲劇在他被一槍擊中頭部斃命後結束，但劉健明的人生還在繼續。《無間道3：終極無間》的開始，我們看著電梯陡然下墜，聽到電梯的隆隆運轉聲、打鬥聲，一路往下。主創的名字依次出現。劉健明從電梯間出來。

《無間道1》的結尾，也是劉健明從電梯裡走出來。前一場戲裡，他被陳永仁拒絕了改過自新的機會，被制服、帶下電梯。電梯門開的一剎那，陳永仁被電梯外的另一警局內鬼殺死。劉健明走出電梯，殺死與他身份相同的內鬼，清除了他臥底身份的所有知情者。陳永仁的屍體卡住電梯門，電梯門一開一合。

學者賈磊磊在《

劉偉強在一次影展映後談中說，選擇臥底天台接頭、談判是出於頑皮。“我以前看到的臥底都是在什麼地下車庫、地牢，黑黑的，很苦的，沒有吃的。後來我就說上天台拍，又不是不能見光，於是就這樣去拍了，好看不好看？”他問臺下觀眾。觀眾回答，好看。

天台代表光明和社會秩序，電梯則代表死亡，通向無間地獄。

於是在《無間道3》裡劉健明踏出電梯時，我們已有預感，他又進入無間地獄的迴圈。第三部的故事發生在《無間道1》之後：2003年，警方高層內部聆訊後，認為劉健明無需為陳永仁之死負責，他的督察職務得以恢復。半年裡他殺了黑社會老大韓琛佈下的其他內鬼。但黎明飾演的新角色——警司楊錦榮——的出現，又打破了他高枕無憂的處境。楊錦榮是內鬼嗎？他想要做好人，方法是殺死所有對自己的過去知情的人。

《無間道3》中有兩場戲是劉健明的幻覺，將他驚懼的心理外化。他在陳永仁的心理醫生辦公室，陷在躺椅中自問：我真的可以重新做人？幻覺中，陳永仁在相鄰的躺椅中說，我的工作是出賣身邊的人，我要生存，就不可以停止，我是警察。

由此，我們更能體會到劉健明所受的折磨。最後，他的努力被證明是徒勞的，他的罪證被暴露在警局眾人面前。他喊道：我是好人，為什麼不給我機會？我只不過想做好人，為什麼不給機會我？

楊錦榮對他說——就像死前的陳永仁一樣——對不起，我是警察。劉健明舉槍對準自己喉頭，扣動扳機。

2002年接受採訪時，導演劉偉強說，《無間道》的結局是悲劇，兩個男主角，一個生一個死。“結尾時我們又會交代出另一個主題：永生是最痛苦的一個懲罰，不死未必快樂，死也不一定是不好。”

到《無間道3》裡，劉健明想當好人沒得當，想死沒死成。他被救活，精神分裂，剩下一副軀殼癱在輪椅上，心智盡喪，形同傀儡。他得不到答案，他也死不了，只能在地獄裡受火烤。

片尾字幕這樣寫：如是等輩，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以此連綿，求出無期。（《地藏菩薩本願經（捲上）》）

劉健明身上那種無法從悲劇中抽身的宿命感，個人之力無法撼動命運鐵拳的悲哀，是超越時代性的。身處不確定性中，也許我們都會有無法抽身的宿命感。

也是在重溫《無間道3》時，我發現自己更能接納陳道明演的內地臥底警察沈澄。他是光明、正義的象徵，網友覺得這個角色臉譜化，和港片氣質不協調。但沈澄在悼念楊錦榮時說了這樣一句話，今次觸動了我：往往事情改變了人，人改變不了事情。但他們改變了一些事情。

沈澄還說了一句，過去的就讓它過去，明天還要開始啊。

南方人物週刊記者 張宇欣 張明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