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源璹肯定另有來錢之道,於是,嘉慶帝決定將鄭源璹立案偵查

鄭源璹肯定另有來錢之道,於是,嘉慶帝決定將鄭源璹立案偵查

鄭源璹肯定另有來錢之道,於是,嘉慶帝決定將鄭源璹立案偵查

嘉慶皇帝打掉和珅後,看著查抄和珅的賬本,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王朝已經成了這個人的牟利工具。“和珅一日不除,則綱紀一日不肅”、“若不立除元惡,無以肅清庶政、整飭官方”(見《清仁宗實錄》)

帶著這樣大的狠勁和氣魄,嘉慶皇帝在三十八歲這年,開始了他的新政。早在嘉慶元年時,白蓮教起義已經席捲五省,經過幾年的籌措,終於將這次動亂平息下來。嘉慶皇帝對這次起義有一個清醒的評價:“官逼民反”,正是官吏們的搜刮地皮,攫取民脂民膏,引起激變。面對腐敗,嘉慶決心從上面著手,迅速撤換和珅時代大部分高層官員,南京總督、陝甘總督、閩浙總督、雲貴總督、以及漕運總督,次年,又撤換了河道總督。

湖南布政使鄭源璹,早在乾隆時期就貪名卓著,《清史稿》記載:“乾隆季年,諸貪吏首(王)覃望,次則鄭源璹。”在清查鄭案後,“收發庫項,加扣平餘數逾八萬,署內眷屬幾三百人,自蓄優伶,服官奢侈”。嘉慶下令將鄭斬首,並在諭旨裡憤恨指出:“近年各省督撫兩司署內教演優人及宴會酒食之費,並不出自己資,多系首縣承辦,首縣復斂之於各州縣,率皆朘小民之脂膏,供大吏之娛樂,輾轉苛派,受害仍在吾民”。(見《清仁宗實錄》)

鄭源璹的家眷就有三百多人,家裡還養著一個戲班子,自娛自樂。此外,穿衣吃飯,都十分奢華。眾所周知,清朝官員俸祿有限,依靠俸祿為生,別說三百口人,就是維持一個五口之家的小康水平都成問題。鄭源璹肯定另有來錢之道,於是,嘉慶帝決定將鄭源璹立案偵查。

一經偵查,發現這個貪官財富不少,他的經濟來源主要有兩個:其一,在收稅時,巧立名目,多收一些;其二,有的史書說他賣官,其實,不是賣官,而是在官員任用上的經濟問題。

官僚隊伍都有編制,清朝實行長官制,不設副職,所以,官僚隊伍的編制很小。嘉慶時,全國官員編制數兩萬五千個左右,這相對於一個三億人口的大國來說,數額太小,官民比例太低。有資格做官的人因為編制問題,一時半會兒做不上官,就得“候補”,等現任官員病了、死了、犯錯誤被撤職了,空出缺來,再一個一個地往上補。這是個十分令人心焦的過程,運氣好的,一兩年就補上了;運氣不好的,五年六年也補不上。誰要是給了鄭源璹錢,他就可以幫助快些補上缺,或者補個“肥缺”。這些候補官窮得叮噹響,為了向鄭源璹行賄,只好去貸款。當時有這樣一個金融產品,可見社會的腐敗。

鄭源璹摟來大把的錢,不妨敞開來花。清朝官場有個說法,當官不能用“三爺”即少爺、姑爺、舅爺。這些紈絝子弟狐假虎威,膽大包天,往往會給官員惹出無數麻煩,直到無法收場,所以不能用“三爺”。鄭源璹依仗和珅做自己的後臺,十分招搖,一點兒顧忌也沒有。他妻妾多,兒子多,女兒多,“三爺”自然也多,對他們委以重任,魚肉百姓。後臺和珅倒了,鄭源璹也就被嘉慶皇帝抓了典型。

按說,嘉慶皇帝本來承諾不追究和珅的餘黨,但這僅限於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就另當別論了,更何況,目前正要找這樣一個反面典型。於是,他下令把鄭源璹斬首,又通諭全國,讓各級官員“洗心滌慮,悛改積習,勉為廉吏”。

嘉慶皇帝注重透過對官員的任用,來帶動官場風氣的轉變,在親政初年,他喜歡任用三類官員:清廉的官員;能整頓地方吏治的官員;敢說真話的官員。

先說清廉的官員:像王傑、董誥、朱珪就是這類人的代表,他們身居高位,但生活簡樸,不該拿的錢絕對不沾。在地方官中,嘉慶帝也重用一些這樣的人。譬如,滿洲鑲白旗人嶽起,做過江蘇巡撫、兩江總督,長期掌管中國最富庶的省份,但一塵不染,兩袖清風,家裡僕人很少,妻子親自操持家務,江蘇人民稱他為“嶽青天”。嶽起沒有兒子,按清朝的規定,旗人官員死後要是絕戶的話,就要將家產收歸國家。據《清史稿》記載,嶽起死後,國家一調查,發現他的全部家產一共四間房,七十七畝地。嘉慶皇帝指示,嶽起的這點兒家產就不要充公了,讓政府代為經營,留著作為祭奠嶽起、給他修墳的費用。

能整頓地方吏治的官員:譬如長麟,史書記載:“貌奇偉,明敏有口辯,居曹有聲”。說他長得儀表堂堂,口才好,善辯,官場口碑不錯。《清史稿》記載他“嘗私行市井間訪察民隱,擒治強暴,革禁奢俗”。就是說他微服私訪,看誰敢橫行霸道就抓誰,看哪個官員深更半夜敢在外邊搞腐敗就處分誰。

《棲霞閣野乘》記載了這樣一件事:一天晚上,長麟在杭州的街頭微服私訪,突然,發現遠處來了一隊儀仗,衙役打著燈籠火把,敲著大鑼,舉著“肅靜”“迴避”的牌子,簇擁著知縣的轎子,招搖過市。老百姓像躲瘟神似的紛紛躲避。長麟走近,一看牌子,原來是仁和縣令的大駕(仁和是杭州府下面的一個縣),氣不打一處來,就沒回避,結果,被衙役揪住,拖到知縣轎前,讓長麟向知縣下跪請罪,知縣抬眼一看,是巡撫大人跪在腳下,嚇得屁滾尿流,口稱卑職萬死,隨即下轎下跪請罪。

長麟厲聲責問知縣,深夜出巡,意欲何為?知縣回答,出來巡街,看地面上有什麼治安事件需要處理。長麟語氣和緩了不少,說,這才二更天,巡街不早了點兒嗎?算了,你把官服脫了,讓衙役回去,咱哥倆隨便走走。於是,長麟帶著知縣進了一家小酒館。酒館不大,顧客也很少,長麟就跟掌櫃的攀談起來,詢問最近生意如何。掌櫃抱怨,這生意不掙錢。

長麟說,你這是名勝之地,人來人往,客源不斷,怎麼會不掙錢?掌櫃的唉聲嘆氣,說,知縣是個瘟官,愛財如命,縣裡面月月來攤派,衙役三天兩頭來敲詐,還掙什麼錢?連老本都快賠進去了。掌櫃的又說了十多件知縣盤剝百姓的事兒,說得知縣面紅耳赤。喝完酒,出了門,長麟對知縣說,這個掌櫃話太多,我不會相信,你也別往心裡去,現在到半夜了,正是巡街的時候,你去吧。

看著知縣遠去的背影,長麟一轉身又進了酒館,要在這住一宿。掌櫃說這不是客棧,不留客人住宿。長麟說你惹了大禍,我來保護你。掌櫃半信半疑,只好留長麟住下。半夜,一群如狼似虎的衙役闖進門來,要抓掌櫃,長麟怒斥衙役,也被一起綁走,押往仁和縣大堂。結果,長麟反客為主,將知縣摘掉頂戴花翎,撤職查辦。

嘉慶皇帝對長麟十分信任,長麟做過山東巡撫、江蘇巡撫、浙江巡撫、山西巡撫、兩廣總督、雲貴總督、陝甘總督,任職的足跡遍佈大半個中國。

敢說真話的官員:吳熊光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早年就職于軍機處,後來歷任河南巡撫、湖廣總督、直隸總督、兩廣總督等要職,常常敢跟皇上頂牛。據《清史稿》記載,吳熊光剛剛調到直隸擔任總督的時候,正趕上嘉慶皇帝從東北祭祖回京。眾所周知,從東北迴京,肯定經過直隸,吳熊光是一省之長,所以,就到了夷齊廟那個地方接駕。夷齊廟在灤縣,現在屬於唐山市,是吳熊光的轄區。嘉慶皇帝一看到吳熊光,很高興,脫口說了句:“道路風景甚佳!”

誰也沒想到,就這麼一句並不很當真的話,卻讓吳熊光抓住把柄了,他說:“皇上此行,欲稽祖宗創業艱難之跡,為萬世子孫法,風景何足言耶?”意思是說,皇上此行是為了考察祖宗創業的艱難,繼承祖宗的精神,為子孫做個榜樣,風景不值一提。

嘉慶皇帝興致很高,並不生氣,反而跟吳熊光較起真兒來了,說:“汝蘇州人,朕少扈蹕過之,其風景誠無匹。”意思是說,你是蘇州人,我小時候跟父皇去過,風景沒有能比得上的。

吳熊光說:“皇上所見,乃剪綵為花。蘇州惟虎丘稱名勝,實一墳堆之大者。城中河道逼仄,糞船擁擠,何足言風景?”意思是說,皇上看到的都是地方官的面子工程,騙你的。蘇州只有虎丘算是名勝,其實就是個大墳包;城裡邊河倒是不少,實際上河也不寬,河上停滿了糞船,臭氣熏天,哪有什麼風景!

嘉慶皇帝又說:“如汝言,皇考何為六度至彼?”吳熊光說:“臣從前侍皇上謁太上皇帝,蒙諭:‘朕臨御六十年,並無失德。惟六次南巡,勞民傷財,做無益,害有益,將來皇帝如果南巡,而汝不阻止,必無以對朕。’”意思是說,臣從前跟著皇上去見太上皇,太上皇說,我治理天下六十年,沒幹過對不起天下的事兒,只有六次南巡,真是勞民傷財,有害無益,將來皇帝如果再南巡,小吳,你要是不勸阻,你就對不起我。這話,皇上忘了嗎?說到這裡,嘉慶皇帝啞口無言了。

嘉慶皇帝到東北祭祖,是帶著一半的朝廷重臣一起去的,皇帝身後站滿了大學士、軍機大臣、各部尚書、王公貴族。這些人心想:一個小小的直隸總督,還教訓起皇上來了,你不說話,誰也沒把你當啞巴,真恨不得上去踹吳熊光兩腳。但嘉慶皇帝並不生吳熊光的氣,也沒有改變對吳熊光的信任,事後反而覺得吳熊光說得有理,對他更信任了。

總之,嘉慶皇帝勤政圖治,兢兢業業,厲行節儉,懲貪獎廉,廣開言路,力圖使國家走上中興之路,但效果並不明顯,大清朝的王朝危機日甚一日,這是什麼原因呢?

因為,封建王朝的體制,是嘉慶皇帝無法改變的,他所能改變的,就是一些枝節的調整,儘量延長這個王朝的壽命。而這些枝節的調整,實際上效果也不會很顯著。譬如,節儉固然是美德,但任何一場經濟危機都不是靠節儉就能度過的。官員的腐敗,同樣是個體制的問題,古代官僚體制的特點是,臣子的賞罰升遷由皇帝決定,下級的賞罰升遷由上級決定,這樣一來,得到皇帝、上級的好感,就成了做好官的關鍵。怎樣才能得到皇帝、上級的好感呢?辦法有很多,但中國是人情社會,離開了金錢,和上級搞好關係就很難了。那麼,跟上級、同僚拉關係的錢從哪兒來?自掏腰包?當然不會,也掏不起,只能搜刮民脂民膏。所以,這個體制決定著封建官場很難出清官,相反,出貪官則是必然的。嘉慶皇帝無法改變這個體制,不僅因為這是祖制,實際上還在於他是這個體制的受益者。

另外,此時官場腐敗太嚴重了,嚴重到什麼程度?嚴重到嘉慶皇帝無從下手的地步。不少大案剛剛查出了端倪,就不得不知難而退。譬如,嘉慶初年,清理虧空,結果直隸清理出虧空大案,自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 年)以來,直隸虧空一百四十四萬兩白銀,涉及官員一百三十九人。怎麼辦?三十多年的陳年舊賬找誰去算?嘉慶皇帝一會兒顧忌政府形象,一會兒顧忌父親乾隆帝的面子,左右為難,最後只能不了了之。嘉慶皇帝經常說:“以皇考之心為心,以皇考之政為政,率循舊章,恆恐不及。”時時處處表現出孝順的樣子,而整頓吏治難免會給乾隆皇帝的形象抹黑,於是,整頓吏治一開始就畏首畏尾,結果也不可能根本性地扭轉官場風氣。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