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安·蘭德推崇理性，認為人的最高美德便是理性；她不顧傳統輿論的偏見，力倡個人主義，認為不能使個人利益得到最大伸張的社會，就不是理想社會。她的客觀主義哲學自20世紀50年代起風靡美國校園，影響了幾代人。本文摘編自她的《商人為什麼需要哲學》，在這裡她頌揚世界各地的商人，因為他們深知“捍衛其職業的道德地位”的必要性。

假定你觀察了兩個年輕人的大學歷程，並在畢業當天作出判斷，他們當中誰會發財。

我們假設這兩個人分別叫史密斯和瓊斯。兩個人都很聰明，具有遠大的抱負，並且來自同樣適度的中等背景。

但是，兩者之間存在重大區別。

史密斯積極參與社交活動，很受歡迎；他是很多校園團體的成員，且通常是領導。瓊斯沉著，矜持；他不參加團體活動；他通常被注意到，但既不被喜歡，也不遭討厭；有人無明顯的原因而怨恨他。

史密斯興趣廣泛，得到的工作總不止一個。瓊斯只選擇一份工作——追求某種特殊的任務或者在大學課程之外選修——他將所有的業餘時間都致力於此。

史密斯能輕易地適應他人，但發現讓自己適應變化的環境卻更加困難。瓊斯能適應環境，但與人打交道時絕不退讓。

史密斯學習成績全部優秀。瓊斯的成績很不穩定：有些課程他得“A+”，而有些課程只得“C”。史密斯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充滿陽光，活潑快樂。瓊斯的形象嚴肅，認真。

但是，有些罕見而短暫的跡象似乎表明，在他們隱藏的內心世界裡，他們的角色發生了顛倒：沉著活潑的是瓊斯，而史密斯則受到某種可怕、難以形容的恐懼所驅使。

▲安·德蘭

01

你將選擇誰作為未來的發財者？

如果你同意目前流行的觀點，你會選擇史密斯——你因此而犯了錯誤。瓊斯是財富創造者的典範，而史密斯則是一個容易使人上當的摹本，他從不會掙錢，儘管他可能很富有；為了精確地描述他，我們將他稱之為

“財富佔有者”

。

尋找金礦的探勘者知道，存在一種礦物質，它因為光彩誘人而欺騙無知的人：他們稱之為黃銅礦。財富的真創造者和假創造者之間也存在同樣的區別，但是，人類靈魂的礦物學者沒有學會在它們之間作出區分。

大多數人將所有的富人合在一起，形成同一種類，

他們拒絕考慮本質性的問題：財富的來源以及獲得財富的方式。

貨幣是交換的工具；只要它用來與物質產品和服務相交換，它就代表財富。

財富不會自然增長，必須由人創造。

大自然只是給我們提供原材料，但正是人類的智力發現了利用原材料的知識，是人類的思維和勞動將原材料轉換成食物、衣服、住所或電視機——轉換成人們為了生存、舒適和快樂所需要的所有產品。

在人類從山洞邁向紐約城這一漫長曆程中的每一步背後，都有一個人第一次設法走出那一步——是他發現瞭如何生火，如何製造車輪、飛機、電燈。

當人們拒絕考慮財富的來源時，他們拒絕承認的是如下事實：

財富是人類智識的產物，是其創造力

的產物，這幾乎完全等同於藝術、科學、哲學或任何其他的人類價值。

財富創造者是發現者，他將其發現轉換成物質產品。

在一個勞動分工複雜的工業社會里，可能就是一個人或兩個人的合夥：科學家，他們發現了新知識；實業家（也就是商人），他們發現瞭如何使用那種知識，如何將物質資源和人類勞動整合進企業，以生產適於銷售的產品。

財富佔有者完全是不同型別之人。從實質上看，他不具有創造性——他的根本目的就是得到一份由他人創造而自己不勞而獲的財富份額。

他尋求變得富有，但不是透過征服自然，而是透過操縱人；不是透過智識努力，而是透過社交策略。他不生產，他在重新分配：他只是將已經存在的財富從主人的口袋轉移到自己的口袋。

財富佔有者可能成為政治家——或者是“尋求捷徑”的商人——或是那種“混合經濟”的破壞性產物：商人透過政府恩惠而變得富有，例如特權、補助或特許；也就是說，他們透過合法的力量而變得富有。

在目前的經濟狀況下，由於自由企業和政府控制的混合處於無序狀態，區分財富創造者和財富佔有者正在日益變得更加困難。

如果每一種商業糾纏於政府規則，創造財富和不勞而獲之間的界限就會變得模糊。真正的財富創造者被迫求助於政府幫助——有時，只要是為了他們的“公共形象”，有些財富佔有者也被迫執行某種生產任務。

但是，如果人們在一段時間內觀察一個人的活動，仍然能夠看出，此人的成功本質上是歸因於他的生產能力，還是歸因於政治力量。沒有任何單一的外部特徵能夠被用來作為創造財富之品質的可靠標誌。

史密斯和瓊斯的品質可能會發生變化，但其品質的最後淨重總是概括了同樣的要點：

財富創造者的本質特徵是其獨立判斷；而財富佔有者的本質特徵是其社會依賴。

具有獨立判斷之人是一個極度自負之人：他相信自己處理存在問題的心智慧力。他看著這個世界，想知道，“能做什麼呢？”或者“事態如何能夠得到改善？”

最為重要的是，

財富創造者是發明者和革新者。

他的性格中最明顯缺失的品質是順從，也就是，被動地接受被寄予的、已知道的、已確立的東西或是現狀。

他決不說：“對我爺爺足夠有益的東西對我也足夠有益。”他只會說：“昨天對我足夠有益的東西明天不會還對我足夠有益。”

他不會坐等“好運”來臨，或者人們給他機會。他自己創造並利用機會。他決不抱怨：“我無法避免！”——他能避免，並且做到了。

從來不創造財富的人是兩面下注之人，他們“謹慎行事”，等待機會跟隨潮流；他們是賭徒或不顧一切的投機家，他們根據當下的刺激、道聽途說或者自己無法解釋的情感以及盲目地直覺參與賭博。

財富創造者不採取上述兩種方式：他不等待潮流——他設定潮流的方向；他不賭博——他採取適當的冒險。

自己真正承擔“上述兩種情形試圖忽視的責任”：也就是，判斷的責任。

從來不創造財富之人有一種“僱員心態”，即使他從事的是行政工作；他想方設法逃脫最低程度的努力，就好像任何努力都是一種不合理的要求；當他不能採取正確的行動時，他大聲叫喊：“可是沒有人告訴我如何行動！”

財富創造者有一種“僱主心態”，即使當他只是一個辦公室的勤雜工——那就是為什麼他不會長期做勤雜工的原因。

在他所有用的每一份工作中，他都致力於最大程度的努力；他學會他所能學會的有關商業的一切，這遠遠超過他的工作需要。他從來不需要被告知——即使是面對其通常義務之外的情形。

這些都是他為什麼從一個辦公室的勤雜工升遷到公司總裁的原因。

在他通常嚴酷且面無表情的外表背後，

財富創造者總是以一個愛人的激情、一個改革者的熱情、一個聖人的奉獻以及一個受難者的忍耐致力於他的事業。

作為一項標準，他充滿皺紋的前額和資產負債表是其能夠允許世人瞭解的惟一證據。

02

時空和年齡，

無法限制財富創造者精力和動力

時空和年齡，無法限制財富創造者旺盛的精力和強大的動力

在22歲時，喬治·威斯汀豪斯（George Westinghouse）就注意到不充分的制動裝置導致的鐵路事故的頻次——併發明瞭威斯汀豪斯氣閘，經過一些改進，這種氣閘在全世界的所有火車上一直沿用至今。

在69歲時，科內利烏斯·範德比爾特（Cornelius Vanderbilt）——他在航運業中發了大財——發現鐵路將成為未來主要的運輸手段，他放棄了航運業，併成為鐵路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他是紐約鐵路中心繫統的建立者。

阿瑟·戴維斯（Arthur Vining Davis）卒於1962年，享年95歲，正是他獨自建立了美國最偉大的工業公司之一：美國鋁業公司（Alcoa）。

他21歲加入公司，《財富》（Fortune）雜誌這樣寫道：“從嚴格意義上說，他幾乎是公司的第一個僱員。”

“在世紀之交的幾十年裡，美國鋁業公司就是鋁行業，戴維斯就是美國鋁業公司”。

他的同事說，

他對“自己的商業敏銳度和判斷能力有絕對的信心”。

他被描述如下：“他會迫不及待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他令人難以忍受地從容他人的機智不如自己敏捷……他有一種貴族般的性情。”

在89歲時，他的財富估計已高達三億五千萬美元，此時，他搬到佛羅里達，開始了一份全新的事業，其內容令人難以置信地涉及到大量新的利益：佛羅里達州的不動產發展、幼兒園、航空公司、酒店、銀行、乳牛場等——他繼續以極高的效率管理這一切並不斷取得成功。

當問他的目標是什麼時，他很直率地回答：

“我購買資產，就是為了創造財富。”

注意，其新的冒險事業是長期的發展，在它們能夠贏利之前需要幾十年的時間。那些夢想透過抽彩票式賭博而贏得財富的人，絕不會理解他的心理。

只有財富佔有者的生活和行為是短期規劃的，他的眼光決不超越當下時刻。財富創造者的生活、思想和行為都是長期規劃的。

因為只有對自己的判斷擁有完全的信心，他對未來也就擁有了完全的信心，只有長期計劃才能滿足他的利益。

對財富創造者而言（對藝術家也是如此），工作不是一項痛苦的義務或者是必要的惡，而是一種生活方式；

對他來說，生產活動是本質，是存在的意義和樂趣；這是充滿活力的狀態。

阿瑟·戴維斯根據其非凡的洞察力建立了美國鋁業公司。他是一個真正的建設者——為了保持活力，他必須一直是一個建設者，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

那種頗具遠見的洞察力在所有偉大的財富創造者身上都非常典型。

在摩爾根（J。 P。 Morgan）身上就是如此，他透過自己的能力來判斷，哪些行業具有未來發展的潛力並進行組織和投入資金，將其整合成一個工業巨人，從而發了大財。

▲安德魯·卡內基

美國鋼鐵公司是其傑出的典範之一，也是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的傑出典範，他的公司財產在聯合體中佔據中心地位，而他的一生則是從一個鋼鐵工人開始奮鬥。

財富創造者的如下能力得到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有力證明：公然違抗既定的風俗，獨自抵抗猛烈的批評和對失敗的語言。

福特在技術和經濟領域都是一個革命性的創新者。

他是“大規模生產具有財政優勢”的第一個發現者——他第一個使用生產線——第一個在實踐中反駁“階級鬥爭”理論，其採取的方式是主動提高工人的薪金，他的標準超過了當時的任何團體；他這樣做，不是出於利他目的，而是出於一種名副其實的理性目的，即吸引那種最能幹的勞工，從而獲得更高的生產效率。

在他的一生中，福特的成就沒有得到來自知識分子的任何認可，這些知識分子順應集體主義的潮流，沉溺於“搶到資本家”的那種邏輯，從而詆譭所有偉大的實業家。

很多當代具有集體主義信念的評論員宣稱，偉大個人主義者的時代——獨立心靈的年代——已成為過去。（未來進步的實現將以某種方式取決於一般意義上的每一個人，而不是特殊意義上的任何人）

但是，如果我們考慮當今的財富創造者，他們克服了不斷增加的政治障礙和充公性賦稅的壓力，奮勇前進並取得成功，我們就能發現同樣的本質特徵：發現新生事物和從事未經嘗試事業的獨立判斷能力。

《財富》雜誌寫道，“如果文藝復興時期的某個人當下仍然活著，他可能發現經營一家美國公司，對其多方面的驚人天賦而言，是最有利可圖的機會。其中，他可能是科學家、藝術家、發明家、建設者和政治家……這家公司是根據這個人的形象而建立，在每個重要的細節方面都受到他的影響，它產生了一種整個世界獨一無二的產品——這是其天賦的化身。他透過細心的選擇，將非常優秀的同事聚集在自己身邊，這些同事將分享他的激情和狂熱，將同他一道建立和生產。”

“這樣的一個人恰好確實存在。他就是埃德溫·蘭德（Ediwin H。Land）；他的公司叫馬薩諸塞州劍橋寶麗來公司（Polaroid Corporation of Cambridge， Messachusetts），生產舉世聞名的六十秒照相機。”

蘭德的歷史是財富創造者真正作用最明顯的當代例證：像愛迪生和威斯汀豪斯一樣，他是一個發明家式的實業家。他白手起家，創造的財富估算大約是一億元美元。

所有的專家都斷言，如下想法是不可能實現的：存在一種照相機，在持續幾秒鐘的單次操作中就能拍照、沖洗膠捲並展示程成品照片。這些問題似乎無法超越，蘭德在六個月的時間裡解決它們。

他的一個同事說：“我願意打賭，一百個博士在十年時間的連續工作中都不可能重複蘭德的功績。”

蘭德遇到並頂住了那種習慣心態的抵抗，這種心態恭候每一位偉大的發明家。

“蘭德的革命首先遭到所有專家的嘲弄，也就是那些總是知道革命為什麼不能成功之人。這些專家事實上包括本國的每一位照相機經銷商，每一位‘高階’業餘攝影師以及華爾街上幾乎每一個人。”

蘭德獲勝了，就像每一個偉大的發明家，只要他被允許自由地贏得了勝利，他都會獲勝。

具有特殊意義的是，很多新的百萬富翁之所以發了大財，或是因為新的發明，或是因為他們有能力讓那些管理很糟糕的老式公司從破產的邊緣復活。

屬於第二類的一個最有趣的人物是詹姆斯·E。羅賓遜（James E。 Robison），他是印第安海德紡織廠（India Head Mills）的廠長。

作為不景氣的紡織業內的真正財富創造者——該行業受制於保護性關稅和棉花補助的聯合困擾——羅賓遜發財的方式是，購買衰落的紡織廠，並透過自己專業化的管理將其轉變成充滿活力的盈利企業。

他的政策依據是反對各種形式的蕭條，迅捷地採取決定性的方式推翻傳統和習慣。《財富》雜誌稱他為：“反現狀的擁護者。”

在大多數商人對有關政治哲學的問題保持沉默、趨於逃避或深表歉意之時，羅賓遜仍是一個為純粹資本主義而戰的鬥士。他似乎完全意識到我們這個時代的根本危機，他並不害怕說明事實。

他草擬了一份印第安海德紡織廠的政策指南，該指南宣稱：“本公司的目標就是增加普通股的內在價值”——並解釋，公司做生意不是“為了追求規模而變得更大，不是為了更加多元化，不是為了讓一切變得最多或最好，不是為了提供職位、擁有最現代化的工廠和最幸福的顧客、引領新的產品開發，也不是為了獲得任何與資本的經濟用途無關的其他地位。”

“有時，任何一種上述情形或者所有的情形都是我們目標的一種手段，但是，手段和目標絕不能混淆。印第安海德紡織廠做生意的惟一目的，就是提高公司一般股東普通股的內在價值。”

聽起來有些令人震驚，這一點正是滲透在我們文化氛圍中的一種逃避方式：這僅僅只是經濟常識，沒有一家生產性公司能以別的方式發揮作用。

在他的青年時代，羅賓遜深受哈佛大學商學院馬爾科姆·麥克奈爾（Malcolm P· McNair）教授的影響，他寫道：“世界的工作必須要去完成，人們必須對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生活負責。太多地強調人際關係鼓勵人們同情自己，使他們更容易放棄責任、為失敗尋找藉口以及做出孩子般的行為。”

這段話為財富創造者的悲劇情境提供了一條線索。他們是惟一的一群人，完全意識到“世界的工作必須要去完成”——他們在繼續完成，但遭到洪水般的辱罵、指控和日益增加的質詢。他們在繼續，卻不能保衛自己或者完全理解，只知道世界的倖存有賴於他們不懈的努力。

他們是我們文化中的沉默寡言者、無名小卒和被遺忘者。

只有財富佔有者才僱傭私人廣告人員，為了吸引公眾注意而故作姿態。只有財富佔有者才以粗俗的方式炫耀、展示自己的財富，渴望“威信”和關注，迫切地賴在“咖啡館的社交團體（café society）”邊緣不走。

財富創造者並非如此熱衷於財

富。

對他來說，財富只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拓展其活動範圍的手段。

大多數財富創造者對奢華的生活漠然處之，他們的生活方式與其財富相比，其簡樸程度令人吃驚。

並非所有的財富創造者都能獲得巨大的財富：他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特定領域仍然存在的自由度。有人僅僅實現了他們很小一部分的創造性潛能；有人從來就沒有被聽說過。

在如今的狀況下，猜測其真正的數目是不可能的。

我曾經請格林斯潘經濟諮詢公司（Townsend-Greenspan &Company）的總裁艾倫·格林斯潘大膽地估算，在他看來，

在我們的商業世界裡，真正的財富創造者——也就是完全自治並具有獨立判斷能力之人——佔多大比例。

他思考了片刻有點傷心地回答：“在華爾街——大約是5%；在工業界——大約是15%。”

03

少數派用他們的肩膀支撐著我們的世界

孤獨是我們譴責財富創造者的秘密武器——這種讓人感到困惑的孤獨並沒有因為片刻的縱樂而消失。

正是這種感覺上的孤獨才使他成為某種不可思議的非正義現象的受害者。

他那種沉默寡言的冷淡方式掩藏了其巨大但備受挫折的仁愛之心、其孩子般的無辜——以及其透過努力而獲得的強烈自豪感。

在生命的最後時光，柯林斯·亨廷頓（Collins P。 Huntington）——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的建立者之一，一個具有巨大能力和混合前提之人，他有著財富創造者的激情，但有時卻採取財富佔有者的方式——在他的生活方式上發生了令人吃驚的變化。

他本來一直過著斯巴達式的樸素生活，鄙視所有物質上的奢侈品和輕浮的生活狀態，但是，在他六十幾歲時，他突然瘋狂地轉向放縱無度的奢侈生活，不加選擇地購買宮殿式住宅、法國傢俱、真正的藝術品和昂貴的拙劣文藝作品——所有這一切都是他曾經譴責其夥伴購買的物件。

在所有這些任意的購買物中，有一副油畫，描述的是古代場景，他因此而支付了兩萬五千美元——對他的同齡人來說，這種行為似乎是無法理解的。

但是，在他的自傳手稿中，對於這幅油畫，亨廷頓是這樣寫的：

在這幅畫中有七個人物——其中有三個不同宗教神職等級的紅衣教主。

還有一個年長的傳教士，他剛剛回來；他正在說明他的雙手被完全砍掉後而留下的傷疤；他正在向這些紅衣主教們闡述一個故事，他們的穿著非常奢華。

其中一個人正在玩狗；一個人在睡覺；只有一個人看著他——帶著那樣一種表情看著他，好像在說你是一個十足的白痴，當我們在家安享天倫時，你應該出去為人類而受苦。

當我看著這幅畫時，我沉浸在其中的故事裡。

有時，我就在長達半小時的時間裡坐在那兒盯著那幅畫看。

亨廷頓看到的故事是什麼？

他看到一個孤獨、不被賞識的戰士……他看到的是財富創造者，看到的是為人類在非生命體的叢林中生存而戰的鬥士——也就是，惟一記得世界的工作必須要去完成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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