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戰國時期的辯論奇才，他的學說在後世千餘年中屢遭非議，被認為是脫離實際的無用之談，現在他卻擁有哲學家、邏輯學家、語言學家、符號學家、術語學家及辯論家的多重頭銜。
說到公孫龍其人，我們首先想到的就是“白馬非馬”這個詞語。相信大多數人都是在政治課本上第一次看到這個詞語的，它作為一個“割裂了事物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反例出現，意圖證明古代時期人們思想的侷限性。然而公孫龍子的“白馬非馬”究竟是什麼意思，反倒很少有人問津了。
公孫龍子的自我炒作——“白馬非馬”
“白馬非馬”的故事我們都不陌生：有一天，公孫龍騎著一匹白馬打算出城，但是這天恰好趕上官府下達禁令，只許人出城，不許馬出城，因此公孫龍剛一走到城門口，就被一個守城士兵攔下了。士兵說“今天所有的馬都不允許出城！”公孫龍微微一笑，不慌不忙說道：“我現在騎的是白馬，白馬和馬不是一種東西啊！你看，白馬擁有“白”的顏色和“馬”的外形，而馬只擁有“馬”的外形而不具有“白”的顏色。擁有兩種特性的白馬怎麼會和只擁有一種特性的馬相等呢？所以說，我騎的白馬不是馬，自然可以出城了！”士兵聽了無法反駁，只得放騎著白馬的公孫龍出城了。
看完這個故事，我們不得不感嘆，如果公孫龍活在現在這個社會，趙本山小品裡的“大忽悠”也要對他甘拜下風。公孫龍的這段話，每一句分開看都是對的，讓人無法反駁，但是由這些正確的話推匯出的結論卻違背了人們的一般認知，在不能承認卻也無力辯駁之後，人們就給公孫龍安上了一個“詭辯”的頭銜。
那麼公孫龍的提出“白馬非馬”的理論是為什麼呢？真的就是為了把人說暈嗎？事實卻不盡然。
想了解公孫龍的思想，首先就要了解公孫龍生活的時代。當時天下大亂，禮壞樂崩，我們知道，“禮”講求的是有序，有序就是所有人各在其位，各司其職，各守其禮。而禮壞樂崩的情況下，人們就沒了這種名副其實的概念，現實中“名”與“實”嚴重脫離。比如士大夫在宴請賓客時使用和天子同樣的規格，妻子背叛丈夫與他人私通，孩子不守孝道虐待父母等等。這樣的社會現狀令當時的許多有識之士憂心忡忡。
孔子作為春秋時期最有名的思想家，首先提出了“名”這一術語，並提倡“正名”運動。此後，諸子百家都開始加入到“名辯”的浪潮之中，儒、墨、道、法等學派紛紛發表自己有關名實的看法，不過他們大多是以政治的觀點來看待名實關係。直至惠施、公孫龍，才開始真正將“名實關係”作為一個專門的邏輯問題加以研究，形成了“名家”學派，可以說公孫龍子正是中國古代邏輯的創始人。
公孫龍創立學說的目的也與其他學者一樣是為了“正名實”和“化天下”。只不過公孫龍子走的是一條“另類”的道路，那就是用類似今天炒作的手段讓自己的學說聞名四方。他別出心裁地用“白馬非馬”這一明顯有違常人認知的例子引出了自己的觀點，果然其學說剛剛興起就引來各家的高手來與自己“質辯”。一來二去，公孫龍也就隨著“白馬非馬”的觀點在學術界佔有了一席之地。
近乎完整的邏輯體系
其實，公孫龍提出的“白馬非馬”理論只是他在課堂上給學生演示辯論之術的一個例子。他真正的希望是透過這種辯論，訓練自己學生的邏輯思維和辯論技巧。而他的邏輯基礎和在此之上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卻是在《公孫龍子》一書中進行了完整的闡述，並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邏輯體系。
在這本書《名實論》的篇章中，公孫龍開篇便提出並解釋了“物”、“實”、“位”、“正”、“名”這幾個蘊含邏輯哲學的術語，奠定了整篇論述的邏輯基礎。公孫龍認為，“物”就是世間萬物的總稱，“實”是決定事物性質的本質屬性，“位”是公孫龍子獨創的概念，是指名與實之間的一種對應關係，“正”是指名是否符實的標準，而“名”則是對事物的稱謂。
接下來的論證過程則與現代形式邏輯的基本規律相當吻合。
首先是形式邏輯中的同一律，其公式為：A是A。在《名實論》中表現為“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可。”意思是，彼名專指彼實，此名專指此實，這是可以的。這說明概念和判斷必須保持一致性。舉例來說就是“貓是貓”、“狗是狗”等等。
其次是形式邏輯中的排中律，其公式為：或者是A，或者是非A。在《名實論》中表現為“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意思是彼此不同的名稱不能稱呼同一個事物，舉例來說就是“狗是狗”，“貓不是狗”。再接下來是形式邏輯中的矛盾律，公式為：A不是非A。在《名實論》中表現為“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則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說明對同一事物兩個相互對立的判斷至少有一個是假的。比如，我們不能既說“這是狗”，又說“這不是狗”。
《名實論》是《公孫龍子》一書的綱領性篇章，其後的論證均是以此為基礎的。縱觀全書，整本《公孫龍子》構成了一個相當完美的邏輯體系，只不過這個邏輯體系在表述上過於晦澀，沒有像西方邏輯學那樣形成真正的邏輯系統。這是為什麼呢？
被漢字所阻礙的古代邏輯學
如果將中國古代邏輯學沒能形成類似於西方邏輯的完整體系，歸因於哲學家與思想家的能力問題，那是不客觀的。對比於希臘古代的哲學家們，春秋戰國時間的中國思想家在思辯上毫不遜色，留下的富有邏輯的辯論故事也是比比皆是，只是這些邏輯辯論都停留在比較表面的層次上，未能上升到抽象的領域，這和我國獨特的漢字系統是分不開的。
從上面《名實篇》與形式邏輯公式的對比不難看出，明明講的是同一個問題，在西方邏輯學中，人們可以用一個字母或符號來表示，比如A=A，清晰易懂，一目瞭然，而在《公孫龍子》的著作中，則要用“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這樣繞來繞去的文字表示相同的意思；漢字還經常出現一詞多義的現象，比如“彼彼止於彼”，一句話中出現了三個“彼”字，每個“彼”字所代表的意思都不同，這種繁複的漢字系統也阻礙了抽象思維。
相反，西方的文字在這方面就沒有這個問題。雖然說“BOOK”組合後會具有“書本”的意思，但是一個“B”本身是毫無意義的，因此它也就可以被賦予各種不同的意義，作為一種抽象的符號存在。要知道，亞里士多德作為形式邏輯的奠基人，最富於革命性的貢獻就是把符號、字母引入邏輯語言中。用字母表述邏輯中的問題，能夠有效地避免內容的干擾，比如“白馬非馬”換成符號語言就是“AB≠B”，這樣變換之後，“白馬非馬”問題還會有那麼多的質疑聲嗎？
由於缺乏一套與之相配合的符號系統而無法為大多數人所理解，因此其邏輯思想長期以來在中國被認為是“詭辯”，一直處於被批駁的地位。中國古代的邏輯未能形成完整的體系流傳下來，從而使中國人在理性思考與邏輯思維方面一直處於弱勢。
可以說，漢字對於古代中國的邏輯學發展有著較大的阻礙作用，然而除此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原因使公孫龍子不能成功呢？
邏輯學“無用”？“有害”？
在公孫龍子同時期，儒家和道家都對他的思想進行過打擊批判。莊子就曾批評公孫龍的思想都是些無用之言、旁門左道。他還認為是世人會因辯而惑，終將導致天下大亂。而儒家也認為公孫龍的理論有百害而無一利，儒家的重要人物荀子就說，對於公孫龍的理論，“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
儒道兩家為何會覺得公孫龍的思想無用呢？這是因為，雖然公孫龍提出理論的目的是“正名實而化天下”，但是他的主張中卻很少有政治主張與見解。更多的是邏輯的推理證明方法。這就使得公孫龍的思想看上去有些難以理解，因此在實行和運用上自然也就有一定難度了。一般人如果不能理解公孫龍的思想內涵，很容易將他的邏輯思維理解或應用成詭辯，而詭辯自然是無益於事的。
與此同時，公孫龍子的邏輯思辨與統治者需要做的“愚民”是完全相反的。如果人們廣泛接受公孫龍子的思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獨立意識，有自己的思維主張和見解，那麼統治者用來愚民的政策也就很難實行推廣下去。只有天下都是愚民的時候，統治者才容易做到令行禁止，從而使得“天下大治”。
公孫龍子的樸素邏輯雖然因為種種原因沒能發展成為系統的邏輯學，但這也不能否認他是我國古代最偉大的邏輯學大師。踩著孔子鋪設的道路，我們發展了兩千年的禮樂文明；若是以公孫龍子為引領，我們或許會有著完全不一樣的未來。
釋出於：海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