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北京日報

關於批評之美，讓·斯塔羅賓斯基說過一段話：“使得帕諾夫斯基的某些研究或者喬治·布萊《圓的變化》……如此之美的，是研究工作都是透過嚴肅和謙遜來完成的。（批評之）美來源於佈置、勾畫清楚的道路，次第展開的遠景，論據的豐富與可靠，有時也來源於猜測的大膽，這一切都不排斥手法的輕盈，也不排斥某種個人的口吻，這種個人的口吻越是不尋求獨特就越是動人。不應該事先想到這種‘文學效果’：應該彷彿產生於偶然，而人們追求的僅僅是具有說服力的明晰……”

斯塔羅賓斯基在《圓的變化》的序言中提到了“與詩的成功相若”的“精神之美”，指出：“在這種情況下，詩的效果越是不經意追求，則越是動人。它來自所處理的問題的重要性、探索精神的活躍和經由世紀之底通向我們時代的道路的寬度。它來自寫作中某種震顫的和快速的東西，連貫的、完全的明晰和一種使抽象思想活躍起來的想象力。它從所引用的材料的豐富和新穎上，從其內在的美上，從其所來自的閱讀空間的寬廣上所獲亦多……”

批評家能否持有嚴肅和謙遜的態度來從事研究工作，決定了他的研究的面貌。“嚴肅”意味著平等，“謙遜”標誌著欽佩，倘若批評家率爾操觚，他的研究成果必然是一紙縱情之作，有往無回，他不能把批評物件當作交流物件。沒有交流，則成死水，文章而為死水者，必少洄流九轉之形，亦乏鼓盪澎湃之象。

批評家還要注意探索精神和想象力。想象力是波德萊爾所說的“洞觀者”的能力，或者巴爾扎克所說的“第二視力”，使批評家的著作具有穿透力，即所稱極小所指極大的那種能力，從而具有某種文學意味。

批評家也不可忘記某種“個人的口吻”，它來自語言，來自他對事物的獨特觀察角度。語言不同並不在於選用的詞彙不同，更多的在於語言結構的不同，詞語搭配的不同。有人以為，個人的口吻之獨特得力於刻意的追求，這是捨本逐末之辭。不同角度的觀察決定了表達的選擇，有所選擇，必然不同。

總之，批評之美不是批評的外在裝飾，而是批評的內在表現，是批評家素質的外化，是其閱讀空間的凝聚，是對其運用語言能力的考驗，是其洞察世界的眼光的展示。一句話，批評之美是批評家心靈的再現。

——郭宏安：《說“批評之美”》，原載《陽光與陰影的交織》，譯林出版社2021年5月第1版

釋出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