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結直腸癌患者中，約四分之一會在確診後的五年內發展為結直腸癌肝轉移，而這其中，20%-30%的患者轉移灶可切除，手術是最佳治療方案。在結直腸癌肝轉移行手術切除後，五年總體生存率為30%-40%，而未行手術切除的腫瘤轉移患者五年總體生存率為10%。可切除標準在不斷改善，更加複雜的手術干預也具有了可行性，這也就意味著，大量的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在透過系統性或者區域性性的治療轉化為可切除病灶後，他們也可得到有效的治療。
在可切除的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中，應用新輔助化療具有以下4個潛在益處：
對微小轉移灶進行早期治療來降低復發風險
減小腫瘤體積，使手術切除更加簡單
篩選出具有侵犯性生物學特徵的腫瘤，這些腫瘤患者較難從手術中獲益
評估腫瘤對新輔助化療的反應，已利於在復發的情況下指導輔助治療或未來的抗癌治療。
使用新輔助化療的潛在風險包括：
對於可根治性切除的患者，可能錯過治療時機
治療具有毒性，如對肝臟的毒性，以及增加手術發病率的風險
降低輔助性系統性治療的完成率
在完全緩解的情況下：術中難以確定肝臟切除部位
本文將探討哪些指標可用於評估 可切除結直腸癌肝轉移腫瘤 行新輔助化療
可切除性肝轉移灶的定義為肝轉移灶可透過手術完全性切除：
○透過一次或幾次解剖性切除，剩餘肝實質的量不少於總共功能性實質組織的30%
○透過一次或幾次楔形切除，或聯合解剖性切除
○腫瘤和肝臟切面的距離應儘可能大於等於1cm
○透過術前影像觀察到的獨立肝轉移灶數目應不超過4個
以下情況的肝轉移灶被認為是不可切除的：
○腫瘤入侵肝動脈的左右支或門靜脈
○腫瘤入侵至三支主肝靜脈
○由於體積、位置或數目的原因，腫瘤不能被完全性切除
腫瘤學因素
目前並無已接受的腫瘤學標準來篩選適合新輔助化療的患者。當考慮術前治療方案時，與術後復發風險相關的預後性腫瘤學因素目前被用於患者分層，有證據表明，低風險患者從新輔助化療中收益較低。最近幾年，個體因素與各種不同的臨床風險評分系統結合，用於預測患者預後。
血清癌胚抗原（CEA）
CEA常規用於結直腸癌的檢測，且愈加被認為具有預後價值［1］。已有幾項研究證實，肝切除術前CEA可用於預測總體生存率［2-5］。CEA ≥200 ng/mL經常被作為一個邊界值［6，7］。在行新輔助化療時的CEA變化也可預測結直腸癌肝轉移術後的總體生存率。不考慮CEA的基線水平，如新輔助化療時其下降50%，則被認為具有更高的客觀緩解率和提升的總體生存率［8］。
CEA也可能預示是否能從新輔助化療中獲益。有研究表明，當患者CEA>5 ng/mL，可從圍手術期化療中獲益［9］。
轉移灶數目
正如大家所知，肝轉移病灶較多時，預後也較差。有資料表明，當患者只有一個肝轉移灶時，較難從新輔助化療中獲益，而肝轉移灶>5的患者生存率可得到提升（5年總體生存率：新輔助化療患者22% vs 未行新輔助化療患者12%）［10］。但也有研究並不支援這一觀點［9］。
其他預測因素
較高的BMI值是一個已知的化療相關性脂肪肝的風險因素。如果BMI值非常高，則不推薦行新輔助化療。
新輔助化療的療效並不會被先前的5氟尿嘧啶化療所影響，也不會被最大肝轉移灶的大小所影響［9］。
肝外轉移灶的出現，即使是可以切除的，往往伴有更加廣泛的微轉移灶，這預示著較差的預後。
臨床風險評分
臨床風險評分系統可用於預測患者結直腸癌肝轉移術後的生存期，但這些評分系統大多數用於未行新輔助化療的患者中。確定臨床風險評分系統在新輔助化療領域的應用價值是十分重要的。是否可用該系統篩選患者接受新輔助化療，這還是未知的。
Zhu等人對466名患者進行了回顧性分析［11］。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只有當患者伴隨2項或以上的獨立預後風險因素時，他們會從新輔助化療中獲益。風險因素包括：原發腫瘤為T4，肝臟轉移灶≥4個，最大轉移灶≥5 cm，血清CEA≥5 ng/mL。這些伴有2個或以上風險因素的患者獲得了顯著的總體生存率提升（5年總體生存率：新輔助化療患者39% vs 單獨手術患者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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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最廣泛應用的評分系統為Fong評分系統。4項研究對該系統進行了新輔助化療相關評估。結合該4項研究結果，可認為Fong評分 ≥3有可能預示著可從新輔助化療中獲益。而這一系統能否用於篩選患者接受新輔助化療，還需進一步探索。
參考文獻：
1。 Tarantino I， et al。 Elevated preoperative CEA is associated with worse survival in stage I–III rectal cancer patients。 Br J Cancer。 2012；107：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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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asaki K， et al。 Pre-hepatectomy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 levels among patients undergoing resection of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do CEA levels still have prognostic implications？ HPB （Oxford）。 2016；18（12）：1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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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tremitzer S， et al。 CEA change after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ncluding bevacizumab and clinical outcome in patients undergoing liver resection for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Ann Surg Oncol。 2015；22（4）：1315–23。
9。 Sorbye H， et al。 Predictive factors for the benefit of perioperative FOLFOX for resectable liver metastasis in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EORTC Intergroup Trial 40983）。 Ann Surg。 2012；255（3）：534–9。
10。 Adam R， et al。 LiverMetSurvey： analysis of clinicopathologic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efficacy of preoperative chemotherapy in 2，122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J Clin Oncol。 2006；24（18_suppl）：3521。
11。 Zhu D， et al。 Effect of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resectable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PLoS One。 2014；9（1）：e86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