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大中午在朋友院子吃火鍋。若干年前，他們帶著農村包圍城市的雄心壯志去了北京，文化圈裡摸爬滾打，站穩腳跟，最終又回到了大雲南。回憶往昔時，他們說我們那個年代太好玩了，太純粹了！一個開飯店，炒菜的廚師是搖滾樂隊的主唱，一個連續開倒閉了九家店，最近囊中羞澀，還想開第十家再開倒閉掉。

大理的秋天

聽這兩人說話，就像聽相聲講雙簧，太搞笑了。而我頸椎病又落枕還沒痊癒，坐著吃飯也必須端著，脖子得稍微仰著，不能哈哈大笑，只能笑而不語，於是給人造成，我故作驕傲的假象！

其中一個友人說，戴夢這人太驕傲了！另一個友人說，她驕傲是因為她還那麼年輕。

我當時欲辨已忘言，已經奔三確實不年輕了，護膚品都從祛痘系列換成了抗衰，放在婚戀市場，我這年紀已經是貨架上的第二排；就算明天就出名，也過了少年得志的年紀。既沒拿得出手的作品，真正想寫的也出版不了，所以早就跟現實繳械投降，賣點土特產維持基本生計，僅僅作為一個文藝愛好者，不搞創作，連驕傲的資本都沒有。

今年的冰糖心蘋果季開始了

輔成先生說，一等的天才搞文學，把哲學也講透了，比如莎士比亞，歌德，席勒；二等天才直接搞哲學，像康德，黑格爾，年輕時也寫詩，做不成又回到概念裡；三等天才就只能寫小說了，像福樓拜。

而我即使某天把自己親歷的很多事寫出來，也自知跟福樓拜的作品相比，進不了文學殿堂，更不會在世界各地的圖書館裡被人參閱借讀。

陳丹青說得對，眼界開了是件很可怕的事，從一開始我就知道自己跟天才不搭邊，就算突破了自己的能力天花板，也頂多在特定的年代和文化語境中，幸運的情況下，僅僅能成為曇花一現的十八線作家。

每個人都會幻想自己實現了夢想，到達人生巔峰時會是怎樣的。我幻想那個時候的我，小說暢銷，聲名在外，日子還是貧瘠潦倒，膚色因為長期漂泊更顯暗沉，滿臉曬斑。

參加某個訪談節目，因缺乏交流而木訥，主持人問這些年來你是靠理想和信念，度過那些孤獨而不被理解的歲月嗎？我雙眼無神地搖搖頭：“是想死不敢死，支撐著我一直苟延殘喘到現在！”

年輕時為了寫作，故意把自己沉浸在社會最底層，睡過綠皮火車的過道，躺過24小時營業的麥當勞，在臭氣熏天的火車站，席地而坐吃泡麵，在深山裡幾天幾夜不洗漱。把自己的筋骨皮肉放在藏區的烈日下暴曬，把外貌看做尋找真愛之路上的一種禁錮和負擔。

20歲的時候

然而，我在這個過程中，除了吃苦受累，看到人性的卑劣和骯髒以及淺薄，不斷被欺騙，被傷害，被利用，沒有學習到任何東西。反而因為各種顛覆三觀，背信棄義的事，讓我為了避免被利用，選擇抑制自己悲天憫人的心性，逐漸對他人的痛苦變得麻木。

村裡的孩子也會幫忙採摘蘋果

我希望自己能促進這個社會的公平正義，每次在現實中遇到這種考驗時，我都身體力行地去做了，維權，上房，舉報，曝光。但結果往往是我跟違法者之間的鬥爭，變成我和某些不作為的當權者之間的鬥爭，他們之間反倒是沆瀣一氣。

我心本自嚮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更讓我心灰意冷的是，在很多人眼裡，我的存在本身，對於他們來說就是一種不公平。高中逃課最多卻成績最好，大學輟學了參加工作卻沒因學歷吃閉門羹，上班路上沒受過擠公交擠地鐵的通勤之苦；大城市裡站著把錢掙了，二十五歲就來雲南躺平提前養老。即使在大理這樣無業遊民眾多的烏托邦，像我這樣完全不操心不工作，還不為錢發愁的，也是極少數。

以前的老同學，幾乎從不給我點贊。大理很多人憎恨我，詆譭我，把很多自己想象出來的東西，添油加醋地安插在我身上，似乎只有把我描述得比他們更不堪，才能讓他們與自己卑劣相處自洽。

在廣州時有次跟位佛學很有造詣的長輩吃完飯出來，太古匯的十字路口有各式各樣的乞討者，匆忙過路的下班族自顧不暇，甚至厭惡他們擋著路了。我看著很不太好受，長者說，不必為他們傷心，有的人是從畜牲道和惡鬼道投胎來的，所以無論怎麼忙碌奔波，註定連飯都吃不飽，這是天道，也是因果宿命，我們誰都改變不了。

我年輕時，一直相信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生而自由。現在我不得不承認，每個人生生世世所累計的福報和罪孽，註定了此生此世，生而不平等，隨著科技進步，基因改造，器官移植，死也不平等。

唯有用這樣的論調來麻痺自己，我才能在看到別人遭受苦痛時，不會切身的感到難受；在自己享受人生時，才會稍微心安理得。

我在大理

別人看我逍遙自在，我自己看自己目前的生活，只能說是苟且有道。那些苟且無門，把理想都交給了現實，還換不到大米的，讓苟且與苟且之間，也有了鄙視鏈。

很多人來到這世道，一生都在追求動物性的快樂，為了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一個小目標接著一個小目標，在慾望的驅動下幹勁十足。

在這些又努力又上進的人眼裡，我們這些自暴自棄者，精神上的這些痛苦，也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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