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時間是1917年10月10日（農曆八月十九），但是最開始起義定的時間是農曆八月十五，至於為什麼起義延遲？這就要說當時發生的兩個意外。

不過再說這兩個意外之前，先來說一下起義的對手——湖北清軍。而湖北清軍這邊的最高領導是兩個草包：湖廣總督瑞澄和湖北提督張彪。

第一個草包瑞澄的家族背景很牛，他是皇族子弟。他爺爺琦善是個人物，曾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的談判中擅自將香港割讓給英國人。

他自己也是個人物，作為一名優秀的八旗紈絝，鬥蟋蟀、抽大煙、養寵物，樣樣精通，安民、打仗等正經事樣樣稀鬆。

瑞澄最招牌的事情發生在他當公子爺的時候，當時他帶著小弟岑春煊和勞子喬埋伏在京城最著名的韓家潭（“八大胡同”之一）附近，趁來此尋開心的官員們不注意，搶奪他們的頂戴花翎，以此為樂。

後來三人再接再厲，越發放蕩不羈，名氣越玩越大，並據此博得一個非常生猛的聯名綽號“京城三惡少”。有意思的是，“京城三惡少”中的老大瑞澄後來比他的小弟岑春煊混得差了好幾個檔次。

第二個草包張彪，他曾經救過張之洞一命，但這不是他上位的必然條件。

張彪不僅擅長貪汙、帶兵打仗的本事差，而且氣量十分狹隘，在工作中十分不注意團結同事。

張彪曾因為妒忌編練湖北新軍立下汗馬功勞的藍天蔚，便找了一個靠譜的藉口：藍天蔚同情革命黨，一腳踢開了這個能力威脅到他屁股下那張椅子的人。

既然張彪的條件如此之差，又怎能坐上湖北省軍區司令員的位置？原因不復雜，張之洞當年選擇湖北提督一職的標準就是“不求能力，但求放心”，而張彪則是滿分人選。

上面所講的這兩個近似草包的人物所掌握的主要軍力，正是張之洞練成的新軍“自強軍”，也是被革命黨深度滲透的湖北新軍：第八鎮和二十一混成協。

當時武漢約剩下一萬新軍。其中，純粹的革命黨人近四千，堅決“反革命”的只有一個旗人標，大概一千人，其餘基本屬於搖擺分子，看風向辦事。

也就是說，此時的革命士兵人數已佔了新軍總人數的一小半，情況十分有利。此時不反，更待何時！

接下來，共進會和文學社的頭頭們開了一個碰頭會，決定起義時間為1911年10月6日，即農曆八月十五中秋節。中國一直有句傳言“農曆八月十五殺韃子”，他們選中這一天就是為了利用傳言的威力，討一個彩頭。

就在一切都順利實施的時候，意外發生了。

1911年9月24日夜，武昌新軍駐紮在南湖的炮隊發生了一宗意外，幾名士兵和自己的長官因為個人矛盾打了一架，史稱“南湖炮隊事件”。

當兵的人打架，自然是抄著吃飯的傢伙上。但這裡說的可不是鍋碗瓢盆，而是能要人命的槍械。這幾名士兵本想滅了長官洩憤，可惜長官溜得太快，很快就喊來了數目可觀的幫手，寡不敵眾之下，只能逃命去也。

“南湖炮隊事件”驚動了瑞澄和張彪。雖說二人對此事的處理很簡單，只是將那幾個鬧事計程車兵開除軍籍，並沒有問責鬧事士兵的相關領導，但事件的後遺症很明顯——打草驚蛇。

接下來瑞澄和張彪決定對南湖炮隊實行戒嚴，加強出入管理，嚴禁士兵以會餐、慶生等名義搞團隊建設。

之後瑞澄和張彪又搜繳了除值勤士兵之外的所有新軍的武器彈藥，並統一鎖放到楚望臺軍火庫集中保管。這兩位仁兄的本意是給新軍來個抽薪止沸，但他們萬萬不會想到，這個看似英明的決定即將把他們送上窮途末路，幫了革命黨的大忙。

最最要命的是，在中秋節前一天，或許是為了防止有人鬧事，或許是某些嘴巴不嚴的革命士兵不經意間洩露了“八月十五殺韃子”的計劃，瑞澄和張彪突然下令新軍換防，打了革命黨一個措手不及。

換防，即軍隊換一個地方駐防。很多起義軍官正好趕上換防，連總指揮蔣翊武也在換防名單中，這一下子完全打亂了起義軍的部署。

不得已，共進會的湖南領導人焦達峰也在此時函告武昌起義指揮部：

“原本計劃配合武昌發動起義，但湖南準備未足，請延期十天。”

推遲十天，也就是在10月16日發動起義。本來以為無事了，結果又生意外。

1911年10月9日下午，在漢口俄租界寶善裡的秘密據點，懂點化學知識的孫武自告奮勇，打算製造幾顆超級炸彈給瑞澄嚐嚐。

就在孫武專心致志幹活的時候，發生了一起後果嚴重的爆炸事件。關於爆炸的原因，史學界一直有兩種主流觀點。

其一，肇事者是共進會核心領導人劉公的弟弟劉同。

這小子是一個比較“二”的革命青年，事發當日，這位仁兄一邊欣賞孫武製造炸彈的過程，一邊漫不經心地在一旁抽菸，結果不小心將紙菸火屑彈人火藥中，引發爆炸。

其二，肇事者是孫武自己。

這位兄臺高估了自己的實力，以為自己是“炸彈大王”喻培倫，結果因為自己的水平不夠格導致操作不當引發爆炸。

不管是哪種可能，結果是肯定的，確實發生了爆炸。不得不說那時的革命者確實有些無組織無紀律，既不懂得保密，也不懂安全生產。

烏龍事件就這麼發生了。起義的主要領導人孫武還未參加起義，就把自己炸成了重傷。

之後，軍警聞聲而至，好在孫武被同志們迅速轉移逃過一劫。但並非所有的人都那麼幸運，在這個據點碰頭的不少革命黨包括肇事嫌疑人劉同都落網下獄。

對革命黨來說，同志們的被捕所造成的損失顯然十分巨大。但這還不是最嚴重的後果，最嚴重的後果是軍警從該據點查獲了革命黨名單。

接下來，瑞澄拿著查獲的名單，充分發揮了草包的本色。這位仁兄一邊嚴禁不同營隊計程車兵之間互相串門、同營隊士兵聚在一起說悄悄話等有造反嫌疑的行為，一邊放出狠話：要按照繳獲的名單大肆搜捕革命黨人。

逮捕所有的革命黨人，真是大手筆。

事實證明，瑞澄只是在演戲，他抓捕完幾個革命黨頭頭之後就收手了，畢竟法不責眾，抓光了革命黨，他手下的新軍也得散架。

但令瑞澄沒有想到的是，他導演的這場戲又幫了革命黨一個大忙。眾所周知，任何一種造反或者起義，都需要做動員。動員的力度越大，成功的把握才越大。

最好的動員方式莫過於形成一種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有了這樣的氣氛，士兵們就會因為性命受到威脅而勇於在戰場上玩命。士氣起來了，成事的機率自然就高。

這就是歷史上的造反起事發動者往往需要搞些封建迷信、散佈點謠言的原因所在。瑞澄放出圍剿的狠話，的確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氣氛。

只可惜這種自危沒能讓新軍士氣高漲，反而使眾人開始考慮是否要徹底地投人革命黨的懷抱。而此時，擁有了人心優勢的革命黨，只差一根導火索即可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