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詞語叫“分寸”。紅極一時，權傾朝野的年羹堯在這個詞語上，沒有把控好。年羹堯的經歷讓我時常想到“做人”兩個字，做人很難，做人也很容易。說做人難，難就難在人人都不認為自己在某些事情上是錯的，即便自己能意識到，也不會輕易承認，即便自己嘴上承認也不太容易改，那種真正理性客觀的人我見過，但是不多，大多數凡夫俗子都是“精緻利己”的，這話你品，你細品。說做人容易也容易，說到底就是一個“分寸”問題，人一旦被某些事或者某些人障了雙眼，極其容易失去分寸。做人一旦失去分寸結果就不好說了，輕一點的，尷尬一下，重一點的，可能瞬間失去得到的很多東西。

從康熙朝的紅人，到雍正的親戚，再到雍正朝的股肱之臣，這一路走來不容易，應該說，上升期的年羹堯深諳官場之道，一直秉承著“謹慎”“謙遜”的習慣，然而當年羹堯到“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這個位置時，他變了。我一直認為，封建官場中，權力和財富可以改變一個人，那種沒有被改變的人，大多是極其有信仰的。都說性格及命運，這話對也不對，在雍正朝，像田文鏡、李衛這樣的官，在官場玩的就是性格，這樣的性格換一任皇帝不一定能容忍，他們“命好”，遇到了能包容他們、看中他們優點的雍正，而張廷玉又是一類性格，入仕三朝，三朝元老卻能全身而退，他如果有性格，早就死多少回了，下場可能比年羹堯的“賜自盡”更慘，張廷玉之所以能立足，說到底是他隱忍的性格幫了他，封建朝堂，不懂得隱忍，路一般都不長。從這一點上來說，年羹堯和張廷玉代表了兩種性格的官員。

問鼎權力巔峰的年羹堯變了，變得跋扈、變得囂張、變得失去了自我。雍正三年二月，年羹堯在奏表中把成語“朝乾夕惕”寫成了“夕惕朝乾”，這表面上是一個不大的錯誤，但是雍正走心了。熟悉清史的夥伴都知道，在清朝，有一個罪非常大，比天還大，叫“大不敬”，又叫“藐視君上”。客觀地說，如果這種錯誤犯在一般官員身上，雍正還不一定多想，但是這種錯誤犯在了年羹堯這個級別的官員身上，心思縝密的雍正一定會多想，雍正認為：年羹堯膨脹了，也不把自己當回事了。

史料記載：雍正認為是年羹堯居功藐上，心懷不軌，雍正認為年羹堯本來不是一個辦事粗心的人，這次是故意不把“朝乾夕惕”四個字“歸之於朕耳”。並認為這是他“自恃己功，顯露不敬之意”。民間又句俗話：“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這句話也可以用在封建官場：“不怕皇帝辦，就怕皇帝想著怎麼辦”。

應該說，自從年羹堯到達權力巔峰的那一天，也是雍正對他起殺心的那一天。而此時，年羹堯還不懂得收斂，回京城述職時，要求官員跪拜，官員跪拜只是皇帝才享有的皇家禮儀，這些訊息全部原封不動，甚至添油加醋的傳到了雍正耳朵裡。事實上，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年羹堯想謀反，只是年羹堯的一系列舉動讓雍正很不爽，而且越來越不爽。

不少人認為年羹堯被賜死的原因和隆科多被幽禁死的原因一樣，都是他們洞悉了雍正的隱私，即所謂“懷疑誅忠”，這一說法也並非沒有道理。封建王朝，很多朝代都發生過“懷疑誅忠”的事，海瑞、張居正、袁崇煥、年羹堯等等幾乎都死在這四個字上，奸臣不好當，忠臣同樣有難言之隱。“懷疑誅忠”不是忠臣的悲哀，也不是朝廷的悲哀，只是皇帝的一念之差。

在年羹堯的問題上，體現了雍正較高的政治手腕。

第一步：受年羹堯迫害的四川巡撫蔡珽抵達京城狀告年羹堯，雍正帝一改對年羹堯言聽計從的態度，說不能由年羹堯掌握朝廷權柄。

第二步：先將年羹堯的親信甘肅巡撫胡期恆革職，署理四川提督納泰調回京。這一招，等於是先辦了年羹堯的左右手。

第三步：雍正帝以年羹堯對皇上隱瞞青海蒙古的饑荒為由解除年羹堯川陝總督職，命他交出“撫遠大將軍”印，調任杭州將軍。把年羹堯從他的大本營裡調出來。

第四步：年羹堯失寵訊息被朝廷故意傳出，群臣紛紛彈劾年羹堯。這一招不稀奇。

第五步：既然那麼多舉報信，雍正也就“順應民意”的辦起了年羹堯。先革去杭州將軍職，降為閒散章京，之後又被連連落職。

第六步：在雍正的慫恿下，內閣、詹翰、九卿、科道合詞奏言年羹堯的罪惡“罄竹難書”。

最終：議政王大臣會議定年羹堯罪：計有大逆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專擅之罪十五、忌刻之罪六、殘忍之罪四，共九十二款。

雍正裁定：鑑於君臣一場，賜年羹堯自盡。

這一過程，從雍正三年二月份開始，十二月份全部結束。十個月時間，年羹堯從紅極一時的朝廷第一紅人，到被“賜自盡”。

我發現清朝的上半場，“權臣”非常多，皇太極時期有“四大貝勒”，順治時期有多爾袞，康熙時期有鰲拜，雍正時期有年羹堯，應該說，清王朝“權臣弄權”這一現象被雍正終結了，後來的乾隆、嘉慶、一直到光緒朝基本上再也沒有出現過權臣，當然，出現了一個很牛逼的女人，她叫慈禧。那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