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是中華文明歷史上特別引人注目的一個時期，同時也是繼秦漢以來的又一次“大一統”時代。不同於西晉的短暫統一，隋唐的統一不論是時間長度還是文化心理層面都是非常深層次的，具備和秦漢一樣的統一樣貌。

※隋唐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大一統”？※

東晉初年開國君主司馬睿曾對江南世族首領顧榮說過這樣一句話，“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意思是司馬睿對於自己從北方淪落寄居在別人國土上，時常感到慚愧。同屬一域，身為皇帝的他為何會有如此感嘆呢？原來東晉建立之時，西晉統一孫吳才過去30年左右的時間，此時不論南北都認為晉是一個征服者。司馬睿口中別人的國土，正是指江南孫吳的故土。

自戰國時期秦國商鞅變法，以及其餘列國變法以來，中原君主均試圖沿著鞏固君權專制、中央集權、削弱貴族勢力的路線進行下去。到了秦始皇統一天下，建立了秦朝之後，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和官僚政治成為中國古代政治模式中的三大常態要素，並持續影響了數千年。然而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貴族勢力藉著漢匈戰爭時，中央財力吃緊，大肆隱匿戶籍人口、擴大自身影響，並以豪族世家形態重新佔據權力中樞，成為掣肘皇權的一股重要力量。

到了隋唐大一統來臨之際，尤其是隋朝創造設計了科舉制，唐朝大力推行科舉以後，官僚政治終於找到了適合自己發展的軌道，有了一個可以依託的制度體系。官僚政治的出現有利於鞏固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憑藉科舉制取得晉升空間計程車子不必再拜入世家門閥，完全可以獨立於世家門閥之外了。這些自身缺乏家族背景、以寒門或百姓出身的官員們，其權力來自於中樞朝廷和皇權，也就天然的擁戴皇帝和朝廷的統治了。所以隋唐時期，中國不論是文化心理上、地域版圖上，亦或社會結構上，相較於魏晉南北朝時期都出現了較大的不同，將中國政治重新拉回到了秦漢時期的常態。

需要指出的是，關於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和官僚政治，這三個常態要素的形成很有意思。要知道它們屬於君權發展的內在要求，是符合人類文明共同特點的。不過相較於中國，西歐的君權發展始終面臨兩股力量的制衡，從而難以達到中國這種皇權專制狀態。一股是教會力量，一股是貴族領主的力量。在中國，從殷商時期開始就已經逐漸完成了君主和宗教大祭司兩個角色的統合，國家君主即為宗教祭司。到了周朝，這種演變更加明顯，周天子身上的“天命論”屬性更加強烈，但同時宗教神秘色彩開始淡化，更加普世化了。所以總體而言，中國歷史上並不存在足以制衡君主專制的宗教力量。

至於貴族領主力量，不論是秦漢還是隋唐，都對其有過打壓，而培養和建設完備的官僚體系就是打壓貴族政治的最重要“法寶”。不過，由於年代的不同，隋唐時期的大一統出現了許多秦漢時期未曾經歷的情況，也因此變得更為複雜。秦漢時期，中原族群與四夷已經產生了非常頻繁的互動，但關係相對簡單，沒有隋唐時期那麼複雜；另外秦漢時期的主要文化衝突體現在秦國和山東六國之間的東西矛盾中，這與當時的政治衝突是融為一體的。伴隨著秦滅六國，這一系列問題也就都得到了解決。隋唐則不同，此時的民族文化、地域分割更為複雜，延續了魏晉南北朝以來的許多歷史遺存問題。

※“南朝化”：莊園制、募兵制、兩稅法、納資代役？※

關於隋唐時期盛世的淵源，史學界通常有“南朝化”和“北朝出口”兩大觀點，這兩種觀點實際上是對隋唐時期中國社會如何走上“大一統”的討論。從歷史版圖的擴張方向來看，從南北朝向隋朝演化的過程是由北朝的西魏、北周先行擴張或兼併了北齊、南朝巴蜀地區，而後又由隋滅陳朝，一統天下，所以應當是北朝征服了南朝。但隋朝和唐朝前期繼承了南朝莊園制經濟模式，社會經濟構成出現了和原先北朝不一樣的地方。後來到唐玄宗時期，南朝曾使用過的“職業軍人”募兵制取代了北朝“義務兵役”府兵制和兵募制，在軍事組成方式上也出現了南朝化的傾向。

安史之亂以後，唐朝的稅收制度由“兩稅法”取代了租庸調製度，甚至就連“和僱”、“納資代役”等工酬方式都和南朝有著密切的關係。所謂“和僱”指的是官方在市場上以市場價去僱傭工匠。千萬不要小看隋唐的這一變化，要知道從西周時期工商業者就始終依附於官府（畢竟中國古代以農業自然經濟、自給自足模式佔據主體，商業需求不夠旺盛），所以長期存在“工商食官”現象，因此出現百工制度，由官府另立戶籍控制工匠世代從業，以專門解決官府的建築等方面需求。這種“半自由”狀態甚至限制了工商從業者的婚姻物件和活動範圍。正因如此，隨著南朝經濟的發展，“和僱”取代了百工制度，無疑是一種進步。

與“和僱”類似，“納資代役”同樣是源於南朝的一種人性化制度設計。它允許百姓透過繳納錢財的方式免除徭役，這促使南朝的經濟活力得到長期保留，無疑是具有積極推動作用的。除了經濟和軍事方面的制度，隋唐重視文學的風氣同樣源於當年的南朝，要知道南朝的詩詞曲賦不知道甩北朝多少呢。因此，許多學者認為隋唐的興盛與其南朝華密切相關。

※“北朝出口”：均田制、府兵制、三長制？※

雖然關於隋唐“南朝化”的討論有很多，並且諸如募兵制、莊園制、兩稅法、和僱、納資代役等政策均源於南朝，但這些卻屬於隋唐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產物，對隋唐初期興盛的促進作用是值得商榷的。尤其是兩稅法和募兵制更是在唐朝中期時才發展並得到普及推行的。因此，很多學者認為北朝才是對隋唐歷史發展更大的存在，正是在北朝奠定的基礎上才迸發出強勁的官僚體制，逐漸走出了魏晉以來的門閥政治。

陳寅恪先生曾評價隋唐的統一，認為是“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這種敘述客觀反映了隋唐對北朝勇武、善戰風氣的繼承，展現了隋唐文武並重的時代特徵。在經歷了十六國的長期紛爭之後，北方人口長期蕭條、地廣人稀，這促使歷史包袱較輕的北朝在制度上做出了許多創造，比如實行均田制以滿足農民“耕者有其田”的願望。

當然，隨著人口的日漸增長，均田制終將走向瓦解。但是也正是由於均田制的存在，它和西魏、北周乃至隋唐前期的府兵制相互配合，最大限度地發揮了人力、物力資源的綜合效能。一方面它保證了國家的兵源，另一方面又極大地減輕了中央財政負擔，畢竟依託於均田制的府兵，他們的衣物、糧草、馬匹、鎧甲等全都是自備的。另外，北魏馮太后主政時期，曾用“三長制”代替曾經鮮卑部族實行的“宗主督護制”，透過鄰長、里長和黨長將朝廷權力向下滲透到了農村基層，一定程度上加強了皇權統治。後來，以三長制為基本藍圖的農村管理模式被隋唐繼承了下來。

當然，關於南朝和北朝誰才是隋唐大一統時代興盛的根源，可謂是眾說紛紜。不過我們從唐朝人對“文武雙全”的推崇可以同時窺探出南北朝雙方的印記。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南朝和北朝以外，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長期處於邊緣區域的河西走廊地區，因為遠離動盪，反而從文化荒漠一躍成為文化發達之地，並在隋唐時期自隴右反哺中原，這也是不能忽視的。

綜上所述，隋唐大一統相較於秦漢大一統，其時代背景出現了更多的複雜因素。隋唐時期需要在民族關係、文化融合、疆域和心理統一等多方面進行處理，其結果也比秦朝完成得更加徹底。隋唐時代的興盛既有“南朝化”的特徵，也有“北朝出口”的現象，同時還有包括河西地區文化反哺情況的存在。這些特徵和要素紛紛加入隋唐統一混合之文化，蔚然為獨立於一元，承前啟後，開創中華文明之一大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