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時期，大清的火炮水準至少在表面上依然與西方非常接近。

然而，100多年後，當英軍來攻時，大清的裝備卻與對手完全不在一個時代。

這其中，究竟發生了什麼呢？

康熙時期的火器水準與西方已有差距，但差距不大

康熙二十五年，荷蘭國王遣使來華，進貢“璠腸鳥槍”，康熙令火器家戴梓仿造10支，回贈荷蘭來使。

由此來看，當時的西方火器雖然先進，但大清要製造出來並沒有問題。

“引進+改造”，正是康熙朝火器發展的實際反映。

與後來的歷代清帝不同，康熙是比較開放的，他十分注意透過西方傳教士來學習、引進西方先進技術。

同時，嚴峻的國防壓力，也使康熙對火器的製造和裝備十分重視。

當時，康熙的對手們都有一定的火器水準。

吳三桂、耿精忠都裝備了相當數量的紅衣大炮。

鄭氏政權則保持與荷蘭、英國的長期聯絡，保持著相對先進的火炮能力。

準噶爾也曾聘請瑞典人（當時瑞典的火炮水準是歐洲最先進的）製作火炮。

為了應付這些對手，康熙深知“軍中火器，甚屬必要”，十分重視火器的研製和製造。

自康熙十一年至康熙六十年，僅中央製作的各種火炮就達905門。

由於康熙朝的戰事既發生在南方山地，又在沿海島嶼，既在茫茫草原也在雅克薩這樣的堅城，因此，康熙朝的火炮種類豐富，其中，既有紅衣大炮，也有沖天炮、字母炮及奇炮等新型火炮；既有大口徑重炮，也有各類便於攜帶的輕型火炮。

總體上，康熙朝的先進火炮，已主要是“引進+改造”，雖與西方最先進水準有稍許差距，但總體上在同一水平線上。

然而，康熙年間的火器水準，卻已是鴉片戰爭前大清火器的最高水準了。

停滯、倒退

如前所說，康熙重視火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外部壓力。

三藩之亂，直接要推翻大清；噶爾丹則提出了對北方的統治權，這些都是“傷及國本”的威脅。

然而，在擊敗噶爾丹後，雖然大清與準噶爾的戰爭仍持續了數十年，大小金川、張格爾之亂、白蓮教起義都威脅著大清，但其威脅與吳三桂、噶爾丹已不可同日而語。

因此，自康熙晚年開始，對火器的態度已經由積極發展轉為防範。

不但新的研製停了下來，各軍，各地，要裝備何種火器，需要朝廷在指定，按照前朝留下的樣式、尺寸鑄造。

可以說，火器的研製、發展基本停滯了下來。

1840年，也就是鴉片戰爭爆發的這一年，齊齊哈爾請求造炮，道光帝下諭按照《皇朝禮器圖式》中“神威大將軍炮”的樣式尺寸“詳細估計”。

神威大將軍炮是康熙二十年製造的銅炮！

可見，大清除了重製160年前康熙時期的火器外，已經拿不出任何新東西了！

當然，根據作戰需要，大清此後仍然研製了一些“新型裝備”，比如抬槍等，但基本上都是在康熙朝裝備的基礎上進行改造，沒有實質突破。

到乾隆年間閉關鎖國後，與西方的聯絡基本上維持在最低水準，大清不但落後了，還不知道自己落後了。

更可怕的是，不單只是停滯，大清的火器水準還出現了致命的滑坡。

首先，是製造能力的滑坡。

清代的火器製造，此後都要按照南懷仁等人鑄造的“模”鑄造，不但完全沒有創新能力，而且，翻鑄的次數越多，誤差越大。

到道光年間時，“頭尾周徑不能算合，任意大小，一位一式”，康熙朝的火炮連抄都抄不會了。

其次，是大量先進裝備的“失傳”。

由於只是按照規定“複製”，因此，許多沒有被“抄”的裝備，大家連知都不知道。

比如，大清很早就研製出了爆炸彈。

可是，由於在演習和實戰中較少使用，後來大家都不知道大清還有這樣的裝備！

因此，鴉片戰爭時，英人有多種炮彈，清軍只能使用實心彈，至於威力較大的爆炸彈，連林則徐都不知道大清有這樣的炮彈！

再比如，戴梓曾發明了“連珠火銃”。然而，由於被“器藏於家”，沒有正式裝備，在“乾隆中尤存”，後來居然就失傳了。

100多年間，大清的火器水平在停滯、滑坡。

而這100多年，西方的火器水平，卻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

西方火器突飛猛進的160年

1690年，康熙取得了烏蘭布通之戰的勝利。

提出北方統治權的噶爾丹敗亡，大清壓力頓減，此後，康熙朝，乃至大清的火器發展停滯了下來。

就在2年前，法國人發明了管套式刺刀。

1703年，法軍第一次在戰場上使用管套式刺刀，此後，這成為西方軍隊的標配。

這是拉開中西方步兵差距的一次發明。

此前，由於火器需要近戰掩護，因此，軍中需要大量的長槍手等冷兵器。

這種情況下，中西方的火器比例差不多，都是冷熱兵器5：5上下。火槍，本質上只是弓弩的替代品。

管套式刺刀普遍裝備後，西方的火槍兵近戰能力大增，已能脫離冷兵器掩護獨立作戰。

由此，西方軍隊的火器裝備比例迅速提升，由此帶來了軍隊結構和火力密度的革命性變化。

1818年，英國研製了火帽，1835年，德國研製成打擊點火藥，引燃火焰，發射彈頭的機柄式步槍，也就是擊針槍。

第一次鴉片戰爭時，英軍裝備博克式步槍，就是這類擊發槍。

用這種火槍，射手可以以任何姿勢（臥倒、跪地，或者在行進）射擊！

這也就意味著，在對射時，只能站立射擊的清軍根本無法與之對抗！

槍上的差距拉開了，火炮的差距就更大了。

同時，工業革命帶來了冶煉技術、生產的飛躍。

十八世紀末，西方開始用攪煉工藝鍛鐵，可以鍛鑄鐵，到1829年，可以用鼓風爐的餘氣進行預熱鼓風，使熟鐵產量增加到3倍。

因此，西方的鑄鐵、鍛鐵產量迅速提高。

1720年，康熙年間，英國的鐵產量為2萬噸，1806年為25萬噸，1850年達到250萬噸！

到19世紀初，歐洲各國都已經能用生鐵、銅鑄造各種滑膛前裝火炮，並依其口徑、長度之比例和效能特徵，區分出加農炮、榴彈炮等；炮身由幾百斤、幾千斤直至萬斤；口徑從幾英寸到十餘英寸；炮彈有實心彈、燃燒彈、散彈，火炮射程一般在1000-2000米，每分鐘2至3發炮彈。

這使中西方的火炮完全拉開了差距。

不僅在質量、工藝上差距明顯，即便在數量上，雙方也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

如前所說，康熙朝四十六年鑄造各類大炮905門，此後，大清的數量急劇下滑。

而在1812年的博羅季諾，一天之中，法軍投入587門火炮，俄軍投入640門火炮！

質量、數量，雙方的差距徹底拉開了！

有差距不可怕，更可怕的是，這種差距不能迅速追趕上。

再難以追趕的差距

其實，康熙年間的火器水平能與西方在“同一水平線”，是一輪“追趕”的結果。

火藥、火器都是我國發明的。

火藥、火器傳入西方後，東、西方按照各自的軌跡發展火器。

然而，到嘉靖年間時，當葡萄牙的“佛朗機”、“鳥槍”進入時，大明已意識到需要向西方學習了。

透過學習，大明很快就掌握了這些先進火器，並能結合傳統火器的特點加以改造。

因此，直到康熙時期，大清的火器水準仍然能比較輕鬆地與西方保持同一水平線。

然而，這一次落後所形成的差距，卻再難以輕鬆追趕了。

因為，明代火器形成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對火器的需求。

自大明正統年間後，天下承平日久，沒有發展火器的迫切需要，外加統治者“恐傳習漏洩”，因此，傳統火器發展陷入停滯狀態。

相比之下，西方各國間及內部則爭戰不已，火器迅速發展，因此，到嘉靖年間時，大明反倒要向西方學習了。

當時，雙方在基礎科學、製造能力上都差距不大，大明自然拿來就能用，毫無壓力了。

然而，大清這一次，卻很難追趕上。

這一次的差距，源於西方科學技術、工業能力的大發展！

大明拿著繳獲的火炮，就能改出各種佛朗機，然而，大清即便拿著英軍的武器，也是製造不出來的。

無論是基礎科學，還是冶金技術，雙方都有決定性的差距。

更可怕的是，由於技術發展的加速性，西方的技術實際上仍在加速發展，裝備的革命性變化仍在繼續，因此，鴉片戰爭後，很長時間內，大清與西方的差距不但沒有縮小，仍然在拉大。

在火器上，康熙時期，大清就已經是“追隨者”了。

當時，西方的技術雖有優勢，但不足以克服“客場劣勢”、“規模劣勢”，成功侵略大清。

因此，在解決了幾個主要威脅後，在清統治者看來，西方技術雖好，但並不足以威脅大清，反倒是內部統治的壓力比較大。

因此，大清放棄了“跟跑”，轉而透過束縛手腳來維繫自己的統治。

結果，在工業革命後，當西方的技術優勢足以使其克服“客場劣勢”、“規模劣勢”時，大清根本無力阻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