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在紀念魯迅大會上說：“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個有英雄卻不知敬重愛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藥的，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明初大儒、傑出思想家方孝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典型的大丈夫，是我們民族的英雄人物。然而，去年5月，筆者參加第二屆方孝孺研討會時，聽某教授說：他所帶的幾個文科研究生，竟然都對方孝孺一無所知。這樣的現實，怎不令人震驚，怎不讓人悲哀！

說實話，大概是受蔡東藩先生《明史演義》中的有關描述影響吧，筆者在欽佩的同時，也曾認為方先生似乎有點“迂”。直到二十多年前，細讀了趙映林先生的專著《方孝孺評傳》後，才對孝孺先生的政治思想、經濟思想、理學思想、法治思想略有了解，而他的民本思想、以法治國、仁義治國等理念，怎不令人推崇、令人敬仰！

近日，欣聞趙映林先生五六十萬字的《方孝孺大傳》脫稿；前天，又有幸獲贈電子版書稿。拜讀了其中的幾個段落，頓覺孝孺先生的形象，已更加豐滿、更加感人。當他的恩師宋濂無辜地被朱元璋害死後，他寫了這麼一篇《籲天文》，對著蒼天、對著天帝嘆息、請求、呼籲：下方地域中的臣子方孝孺，恭謹地磕頭冒死陳言：我有若干年壽與爵祿儲存在天上，尚沒有享用，情願捐獻出來，自己不享用，給我的恩師，讓他享有更長的年壽吧。

彼時彼刻的方孝孺，應該是相信天命、相信蒼天有知的，因此他的這番祈禱呼籲，絕不是表面文章，而是真心實意地將自己的年壽、爵祿捐獻給恩師。

讓我們再來看看他為宋濂寫的祭文：您的器量可以包容天下，天下卻不能容納您一身。您的見識可以成為一世之人的借鑑，而舉世之人卻不能理解您的為人。您的思想法則可以教化自然界，而自己卻不能獲得善終。您的德行可以滋潤萬物，卻不能庇護自己的兒孫。

在那個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的時代，專制帝王灌輸給臣民的是“雷霆雨露，俱為天恩”，是“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即使朕要殺你，你也得心悅誠服地叩頭謝恩嘛。而方孝孺呢，這篇替老師憤懣呼冤的祭文，不也在直接痛斥大明王朝的建立者——太祖皇帝朱元璋麼？只要稍有半點“迂”氣，哪能寫出如此嚴厲抨擊君權的文字！

然而，正如趙映林先生所云：“對於專制獨裁者來說，一介書生的抗議完全可以置之不睬，其能奈我何！甚至可以將所有為之不平的人一律問罪。極權政治下必須與皇帝保持一致。”

在剖析宋濂是死於朱元璋屠戮功臣的大布局中時，趙映林先生又指出：“屠戮功臣是政治需要，對於君主來說無所謂對錯。後人的評判往往是從道德層面來看待這種事情。政治家與民眾的價值判斷有時是完全不同，甚至是南轅北轍，極權制度下哪會有真正的‘同飲一江水’，君臣同樂的事！英明如唐太宗，在晚年不也推倒魏徵墓碑，差一點也要對魏徵鞭屍。”

端的是一針見血，振聾發聵！

《方孝孺大傳》，堪稱“完備”地闡述了方孝孺思想、生平、事功及對後世的影響，該書史料羅列詳備，分析、論述詳博，並且文字生動流暢，讀了大有裨益（王春南語）。讀趙先生的著作，腦海中還自然而然地浮現出陳寅恪先生所倡導的“獨 立之精神，自 由之思想”這十個大字。記得數十年前讀趙先生的另一部專著《威懾萬民之法》，深烙腦海的一個詞是：政治婢女。姑且將這一段亦抄錄於下，以饗讀者：

“如果我們的學者在著書立說之時，因為某種觀點出於環境使然怕被某些當權者目為異端，難道就不怕後人指我們的脊樑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仍然是學術界應當引起重視的。否則我們的社會科學只能淪為‘政治婢女’。”

趙映林先生不但博覽群書，學富五車，而且正因為其數十年來，一直以“獨 立之精神，自 由之思想”為座標，才跳出了“知道分子”的窠臼，堪稱真正的“知識分子”；且看他在《大傳》中的另一段值得國人深刻反思的精闢論述：

“人的知識從哪裡來，難道唯有實踐才能取得知識？非也！人類的知識主要是繼承而來，是從文字得來，是教師的傳授。人們欲瞭解遠古時代先人們的生活，不可能透過茹毛飲血去了解吧。批師道尊嚴，其實是官本位在作祟。一部二十四史，就是官本位史。結果是‘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韓愈《師說》）。所以，幾千年總是‘未變之局’難以突破。”

值得欣慰的是，近二十多年來，方孝孺研究雖然沒有成為學界熱點，卻已漸漸升溫。繼2002年紀念方孝孺殉難600週年學術研討會後，方成建等眾多方氏後裔與南京、常州、寧海等地方政府先後舉辦了“方孝孺讀書節”，修建了“方孝孺紀念館”。“正學書屋”、“方孝孺研究中心”、“方孝孺紀念館”、“方孝孺網”等等漸次建立，併成立了方孝孺研究會。高校的教師和研究生也開始關注方孝孺研究。今年7月25日，是孝孺先生殉難620週年紀念日。方孝孺研究的逐步升溫與《方孝孺大傳》的正式出版，似可告慰孝孺先生的在天之靈。

孝孺先生，安息吧！

沈淦

2022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