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城隍廟方向傳來火光和喊殺聲，王霞亭耳聞目睹，心中慌張。此時朋友于芳順跳過院牆，急切地告訴他：“快快躲藏！”他不敢遲疑，立即藏在院內一個嚴密的坑洞內。

不多時，一夥手持長槍、大刀的搜查者闖入院子，個個凶神惡煞眼睛血紅。一陣猛烈的翻箱倒櫃之後，無所收穫，遂悻悻而去。

在坑洞內躲了一天之後，王霞亭在天色微明之際戴上假辮子，化裝逃出。他躲過了一場屠殺。

王霞亭是山東昌邑縣同盟會會員，也是該縣“民元慘案”的倖存者。這場慘案的肇因，即男人要不要剪掉前清的辮子。

一、剪辮令

1912年3月5日，南京臨時政府頒發“大總統令”：“茲查通都大邑，剪辮者已多；至偏鄉僻壤，留辮者尚復不少。仰內務部通行各省都督，轉諭所屬地方，一體悉知。凡未去辮者，於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淨盡。”

民國初年警察強制剪辮。

這就是著名的“剪辮令”。此令特別強調，髮辮既是“滿虜竊國”之後強加於漢人的“腥羶之俗”，又是滋長傳播疾病的“傷生之具”，所以必須“一併論禁，以除虜俗，而壯觀瞻”。

即便沒有這份命令的提醒，像王霞亭這樣的縣城士紳，都不會忘記漢族男人髮辮的由來。

1665年，攝政王多爾袞以順治帝的名義下達“剃髮令”：“京城內外，限十日；各省自詔令到達之日算起，亦限十日，官軍民一律剃髮，遲疑者按逆賊論，斬！”

頭髮成了歸順降服的標誌，從而被賦予濃濃的政治意味。中原的百姓是倔強的，他們高呼“寧為束髮鬼，不做剃頭人”，誓死抵制“剃髮令”。

鑑於這種對抗，八旗兵大開殺戒，一時間血染大江大河，其中最為顯著的事蹟，發生在江陰。

1665年夏，豫王多鐸蕩平江南，諭令“江陰限三日薙髮”。江陰百姓被激怒，在閻應元、陳明遇的領導下奮起反抗。清軍24萬人攻城，城破之後連殺10天，全城17。2萬人死難，僅53人得免。

人事輪迴，時空變幻，清朝覆亡民國肇建，強制剪辮成為1912年的時代強音。拖了260多年的大辮子，要在短時間內剪掉，又談何容易！

1919年北京剃頭攤上有顧客剃髮蓄辮。

為了貫徹“剪辮令”，山東都督周自齊派出演說員彭仲豪、周振聲到昌邑縣宣傳新政，勸導剪辮。

7月1日，彭、週二人在縣衙門前搭臺，會同縣議事會、參事會兩會議員演說。

時間、地點、人物，都是精心選擇的。7月1日這一天是大集的日子，十里八鄉的民眾進城趕集，人流量大；縣衙門有各鄉的意見領袖往來，易於訊息的傳播；議參兩會議員多是同盟會會員，已經剪辮，堪稱行動楷模。

然而，這一場熱鬧的集會背後，潛藏著殺機。

二、殺禿子

7月1日上午，彭仲豪、周振聲等人演說了一番大道理，無非是：“我們國家是要奉行三民主義，由民作主，不應當再拖著滿清所遺留下的辮子了，無論工、農、兵、學、商，都要一律剪去辮子，遵守民國制度。”

接著，“演說員以若輩非官即紳，應先剪髮，以為合邑之倡”。他們指揮警察當場剪掉了前清武官許殿魁和數位縣衙門胥吏的辮子。

被剪辮的許殿魁等人表情痛苦，但沒人在意。

當天下午，彭、周兩位演說員到城區議事會拜訪，恰逢頗有名望又很頑固計程車紳梁懷思、魏桂五在會。演說員勸道：“兩位老先生是人民的表率，應將辮子早行剪去，以作倡議。”

隨行的警察不由分說，將梁、魏的辮子剪下來。梁、魏登時變得臉紅脖子粗，怒氣衝衝地不辭而去。儘管情緒激動，彭、周仍然不以為意。

正當彭、周自以為不辱使命之際，一場陰謀正在醞釀，有人擦亮了刀槍……

1912年英國雜誌報道剪辮情形。

7月2日晨7時，縣城內城隍廟的鐘聲突然大鳴，梁懷思、許殿魁、魏桂五糾集衙門胥吏200多人，手執長槍、大刀、土槍、馬叉等兇器，“緊閉城門，佔據電局，斷絕交通”，但凡遇到剪辮者，格殺勿論，號曰“殺禿子”。

在梁懷思一類人看來，辮子是他們的性命，辮子是他們的尊嚴，辮子是他們的精氣神。沒有辮子的男人，還是人嗎？當眾剪他們的辮子，就是奇恥大辱啊！

他們要報復！

匪徒首先圍攻縣議事會，將議員堵在屋內，而後縱火，連房帶人全部燒燬。議事會議長李長庚越城不果，被砍死在縣衙門前。參事會及部分會員亦遭焚殺。

事已至此，梁懷思等人並不滿足，聲稱：“殺死的人數還不夠，一定還有藏起來的，須要挨門搜查，查出沒有辮子的人來，不問是誰一律殺死，才能除淨。”

就是在得到這個訊息之後，於芳順冒著極大的危險向王霞亭報信，催促他快快躲藏。

果然，匪徒“又赴高等小學堂，破扉而入，立將縣視學王君鳳廷、教員徐君錫田暨十四齡學童王鳳擁出臠割之，令人慘不忍言。學約蕭蘭池等聞變，赴縣署報告，冀速民政長親出彈壓，甫入署門，同行三四人盡為匪類所殺。”

許殿魁“騎馬持械，狼奔豕突，帶領匪黨，分路出城，又追殺剪髮者若干人”。演說員彭仲豪、同盟會會員張懷鶚等，跳出城牆躲在城壕蘆葦灣內，同被搜出，當即遇害。周振聲亦罹難。

事後統計，27名剪辮者死於非命，另有多人受傷。因這一天是農曆五月十八日，史稱昌邑“五·一八”慘案。

三、懲罰匪徒

事發之時，昌邑民政長（即縣長）張春海作壁上觀，只圖自保，未出面阻止暴行。縣警察見勢不佳，早已逃之夭夭。

1919年山東蓄辮的男子。

7月2日晚上，梁懷思四處傳播謠言：此事因接到宣統皇帝來電發動。他並傳令壯丁巡城打更。縣政府機關運作失靈，城池儼然已為梁氏所有。

所幸同盟會會員於恩波等3人跳出城牆，未被追及，得以赴濟南向都督府面陳詳情。

都督周自齊聞訊，於7月5日電飭陸軍第九協前往昌邑剿捕。哪知這一行動提前傳入昌邑，除梁懷思外，許殿魁、魏桂五以及涉事衙役胥吏，悉數鼠竄。

協統馬良見事不可為，對百姓進行一番安慰，隨即收隊回營。9天之後，他再次帶兵來到昌邑，“謂軍隊來昌，專在維持秩序，慘死者咎由自取，殺人者既往不咎”。

這是馬良所施的“欲擒故縱”之計。他傳知眾人於初三日來衙門點卯，來者每人賞制錢四千文，不來者永久除名。

1917年北京的“辮子軍”。

到了限期之日，衙役胥吏們領賞時，軍隊把縣衙團團包圍，擒獲六七十人，當即斬殺45人。罪魁梁懷思被押解到濟南，由周自齊判決斬首示眾。

四、波瀾再起

一場慘案，前前後後死者達70多人，這足夠讓人警醒！但是事實往往令人失望。

民政長張春海因在慘案發生時不作為被免職，都督府任命王姓同盟會會員繼任。他看到昌邑的商民皆認舊習、腐敗自守，非常不以為然，立即著手辦理新政，“首以剪髮為急務，先用強迫手段將本署內之役吏概行剪髮”。

訊息傳出，胥吏又起暴動，“將署中各執事人以及本城內議員紳士等殺死三十餘名”。王民政長磕頭求饒，才算撿回一命。

1917年北京蓄辮的男子。

前後兩事相距僅半個月而已。血跡未乾，又添新鬼。

人頭滾滾落地，代價如此高昂，因剪辮而起的流血事件也該到此為止了吧？

其實不然，人的獸性一旦被激發，就無從收束。當年8月7日，《民立報》報道：縣衙門胥吏憤恨主張剪辮最力的紳士龐某，遂聚眾至其家中，將其全家男女老幼30多人滅門，慘無人道！

新鬼煩怨舊鬼哭，昌邑接二連三的血案令人不寒而慄。

當年因為拒絕蓄辮，多少人慷慨赴死；如今為了保衛辮子，多少人舉起了屠刀！這真是弔詭的玩笑！

刀光劍影從未暗淡，一個個鮮活的面容消逝在歷史的塵埃裡……

五、剪辮難也

從清朝初年到民國初年，時間流駛了260多年，但頭髮的政治意味始終未變。歸順與抵抗，革命與守舊，話語不一，其實質則是一樣的。

在有清一代，辮子不是辮子，它是男人的生活習慣，是男人的政治認同，更是男人的文化基因。改變習慣已經非常艱難，重建政治認同難上加難，轉變基因又豈能是一朝一夕之功？

1925年甘肅蓄辮的男子。

1912年因剪辮而引發的血案，在山東全省、乃至在全國都屢見不鮮，昌邑只是一個典型案例罷了。

革命者以歷史的責任感推行剪辮，行動難免躁進；頑固分子沿襲舊習，視辮子如生命。兩相對比，衝突勢所必至。

鑑於“剪辮令”執行效果不甚理想，1914年6月23日，袁世凱政府又頒佈《勸誡剪髮規程六條》，其中規定：凡政府官員不剪髮者，停止其職務；凡車馬伕役不剪髮者，禁止營業；凡商民未剪髮者由警廳勸令剪除。

這次熱潮中，大部分男人陸續剪掉了辮子，但抵制者仍然大有人在，張勳率領的“辮子軍”不就是明證麼？

此後，北洋歷屆政府對剪辮均有重申。

進入1920年代，根據外國攝影師在山東、山西、甘肅等地拍攝的照片，留辮子的男子不乏其人。

1928年5月，南京國民政府出臺《禁蓄髮辮條例》，這是近代中國最後一個剪辮法令。據調查，當年9月，北京還有4689名男子蓄辮。

參考資料：王霞亭《回憶昌邑縣“五·一八”慘案》，1912年7月《申報》，劉寶吉《城隍廟的鐘聲：昌邑民元“五·一八”慘案深描》，侯傑《剃髮·蓄髮·剪髮——清代辮髮的身體政治史研究》，丁萬明《民國初期服制變革的成效及其文化意蘊》，韓菼《江陰城守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