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民國時期的硬通貨，大洋在民國不同年月，購買力也有差異。
值得說說的，就是北洋時代（1912—1927）一塊大洋有多值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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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宅門》裡就有生動呈現：
白七爺“縱驢行兇”，放任自家毛驢吃了包子鋪八籠包子，氣的包子鋪老闆哇哇大哭。
白七爺，輕鬆一句“開眼吧小子，我這牲口就愛吃帶餡兒的”，接著甩出一塊大洋。
果然，包子鋪老闆破涕為笑：“那位爺，您這牲口什麼時候餓了就上我這兒來。”
以學者李開周的考證，在1914年的上海，一塊大洋可以買44斤大米。
對比現代大米價格的話，換算下來約等於145元人民幣。
論其購買力，在那時更是豐富：
在1914年的上海，拿一塊大洋下館子，可以吃四五道菜的套餐，全是牛扒、燒雞、火腿等“硬菜”。
1917年時，北大新入職的青年教授，哪怕每頓都吃“兩碟菜一碗湯”的精品餐，每月也花不到九塊大洋。
甚至北洋時期的北京，六個人去東來順涮頓火鍋，也就花一塊大洋。
所以也就能明白，為什麼收了白七爺一塊大洋的包子鋪老闆，為什麼立刻樂得滿臉開花：
八籠包子賣出一頓“精品套餐”的錢，擱誰不得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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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購買力，也造就了許多民國名流筆下，與大洋有關的幸福生活。
以民國曆史學家顧頡剛的話說：
“那時（北洋時代）北京的生活費用真便宜”。
而北洋時代的各位“大師”“文豪”們，也常妙筆生花，精緻刻畫當時衣食住行的生活趣味，叫百年後的讀者讀起來，都是滿滿民國優雅風情撲面。
再參考一下他們的工資，就更能體會在民國初期用大洋，是怎樣的“幸福”：
民國的正教授，月薪三百到四百大洋，普通教授月薪一百八至二百八大洋。
報館的名家主筆們，月薪也在二百大洋左右。
1918年初出茅廬的茅盾出版一本暢銷書，稿費四百塊大洋起。
1917年入職的胡適，拿著到手的每月二百八十塊大洋，激動的給家裡寫信報喜：
“適初入大學便得此數，不為不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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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常消費呢？
除了吃飯之外，1918年在北京租一座有十七間房且黃金地段的四合院，租金只需二十塊大洋。
就算是買房，1925年在北京西直門大街買一套有四十間房，且“帶電燈、電話、花房、車馬”的豪宅，全款也就五千五百大洋，相當於大學正教授最多十八個月的薪水。
對於北洋時代的精英們來說，就算不賺外快只吃“死工資”，這大洋，也是躺著花都花不完。
如此“躺著花都花不完”的幸福生活，也變成了多少“民國劇”裡的風花雪月，更叫多少票友們熱情憧憬：
這民國的風情生活，真是這麼“工資高物價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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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忙，瞅瞅其他各階層的收益。
就比如同為教師，比起高工資的大學老師們來，佔北洋教師數量百分之九十的小學教師們，又有多“富裕”？
學者裴毅然考證，在北洋時代教育發達的河北省，小學教師“法定最低月薪”是十六塊大洋，實際大多四五塊大洋。
在經濟發達的浙江等東南省份，小學教師月薪七、八塊大洋都是常事，還常被政府拖欠。
這鮮明對比，也就造成了咄咄怪事：一邊是“大師”雲集，另一邊是文盲遍地，中國的文盲率，長期保持在80%的“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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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收入都如此懸殊，那麼其他行業呢？
一位新中國戰功赫赫的元帥，就曾在回憶錄裡寫下辛酸的一幕：
1917年，16歲的他在河北阜平縣一家小店裡，當了一年學徒工。
年尾拿到了三塊大洋。
當時的他十分高興，因為“我從來沒有拿到過這麼些錢”。
小學徒工辛苦一年，也就能掙出年輕教授們十天的飯錢。
那工人們呢？
就以北洋時代工人裡“高收入”的北京鐵路工人來說，以民國《交通史路政編》的統計，北洋時代北京鐵路工人的平均年工資，約為127塊大洋。
而1918年清華教員狄登麥調查：
當時北京城的五口之家，每年的最低生活費是100塊大洋。
這“年薪”，真不富裕。
而放在北洋時代作為“冒險家樂園”的上海呢？
對於上海工人們來說，這“不富裕”恐怕都是奢求：
以《上海市政府公報》的統計，上海工人的工資，多在10至25塊大洋左右，開支卻大得多，租房等開支都各種貴。
比如工人租的“上等住屋”，都是四五家合租一套，四五口人擠一屋，衛生條件“汙水垢物…狼藉滿地”。
這還是“上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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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環境，怎能不疾病叢生？
可看一次門診就要花一塊大洋，急診要十塊大洋。
大多數時候生病，工人都是硬扛。
以當時“社會局”的調查：當時上海的公認家庭，三分之二都是入不敷出。
每個工人家庭每年的藥費開支，只有不到兩塊大洋。
一塊大洋對於他們來說，有時真能救命。
而要論更艱難的，莫過於那個時代人口占大多數的農民們。
就以河南的佃農們來說，北洋時代的河南，每畝地的地租在三塊大洋至十二塊大洋之間。放在“大學工資”裡，這錢不算啥。
可對於佃農們來說，這卻是筆沉重負擔。而且當時河南流行“死分收”，就是別管收成如何，租金必須要提前交。
苦佃農們辛苦一年，基本就剩不下什麼錢。
那就外出打零工？當時各地的農村僱工，工錢最多就是每天一角大洋，比起城市產業工人來，都是差距巨大。
當然，對於北洋時代的各位當權者，那些常在文學作品裡“開明”“愛國”的“大帥”們來說。
一塊大洋當然不算什麼錢。以曹汝霖《民初外交回憶》記載，當時北洋政府每月開支兩千萬元，但月收入只有1200萬元。
除了拉饑荒，還拼命擴充軍費：一九一九年的民國軍費，就高達二點一七億大洋——主要是老百姓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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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是在號稱“民族工業短暫春天”的北洋時代，“大帥”們的橫徵暴斂也從沒停：
江蘇的田賦七年增長一倍，附加稅增加五倍。
河南的捐稅多達五十四種，田賦從1920年起開始“預徵”，每年都把後幾年的田賦一併徵完。
吳佩孚還在河南強制種鴉片，每畝收稅八塊大洋。
那正處於“春天”的民族工商業呢？
單是天津曾經發達的麵粉業，就在北洋重稅下大半倒閉。上海菸酒總會還算了筆賬：
一罈燒酒從上海運到北京，一路要收三倍的附加稅。
一擔菸絲從福建運到浙江，就要被壓榨三十多元捐稅。
這“春天”有多繁華？
可以想。
當然，在這“春天”裡，民國“名流”們的財也不少發，1920年旱災，直係軍閥曹錕親手摟走了300萬大洋的救災款。
軍閥趙倜禍害河南八年，摟走的錢款就有四千多萬大洋。
對於他們來講，一塊大洋雖然不算多少錢，但也絕不會輕易花到老百姓頭上——北洋時代以城市汙穢著稱，要改善城市環境，平均給每個老百姓每年花一塊五毛大洋就可以。
可實際上，這麼一筆“小錢”，北洋政府都捏著荷包——民國各城市的公共衛生開支，最多隻佔政府開支的百分之七，均攤到每個市民身上，竟不到一元錢。
民國“無年不疫”的慘狀，就來自這節儉。
以這個意義說，軍閥們看不上眼，“大師”們“當小錢”的一塊大洋，對於民國絕大多數普通百姓來說，實在是一筆無比重要的錢。
看懂這筆錢的價值，也就看懂了那個落後捱打的時代裡，多少值得深思的，繁華與苦難下的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