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在中國的封建王朝史上是一個獨特的存在，它是我國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的封建王朝。但提起元朝，人們似乎沒有什麼好感，對它的印象往往伴隨著野蠻、殺戮、擴張、殘暴等等並不光鮮的字眼。就比如我們即將要談到的這個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四等人制”，就是元朝的“一大發明”。
一、“四等人制”的由來及劃分
今天要說的“四等人制”一詞最早是由清末民初史學家屠寄在《蒙兀兒史記》中提出的，這裡為了便於大家理解掌握，筆者綜合了《中國通史》中的相關記載，劃分的方法是：
第一等蒙古人為元朝的“國族”，蒙古統治者稱之為“自家骨肉”，享有各種特權。
第二等為色目人，多西域人，當時指的是唐兀人、畏兀兒人及其以西諸族出身的人。
第三等漢人，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域內的漢族、女真、契丹以及高麗人等。
第四等南人，又稱“南蠻子”，指原南宋轄下的各族人。
我們一般所瞭解的歷史知識中，“四等人制”是元朝統治者為維護對漢族和少數民族的統治，實行民族歧視政策所建立的制度，是一種退步的、落後的、愚昧的制度。那麼真實的歷史又是怎樣的呢？
二、四等人的不同地位和待遇
其實，學術界迄今為止並未發現元朝實行過“四等人制”的法令，也沒有組織過任何形式的民族成份辨別活動，但這種劃分還是在一些政策和規定中能夠反映出來，比較突出的表現在當時的科舉取士、任用官吏、刑律刑法等方面，確實存在著不同的待遇。
科舉方面：元仁宗延佑元年，公元1314科舉制度恢復，但在名額分配上規定：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鄉試各取七十五名，會試各取二十五名。而事實上從人口基數來考量的話，當時的漢人和南人要百倍於蒙古、色目人，這種平均分配恰恰是極大的不平等。
而在考試程式設定上，蒙古、色目人只需考兩場，而漢人、南人卻要考三場，考題難易也有差別。這樣的科舉制度註定不會公平。
入仕方面：利用漢族地主階級，但又要防止員數、文化水平和統治經驗都超過蒙古人的漢官佔據重要職位，以保持自己的權力優勢，遂用等級制度加以限制。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署的實權多數操在蒙古人、色目人手中。中央最高行政機構中書省的丞相，通常“必用蒙古勳臣”，連色目人也是僅個別親信得任此職。
元朝統治者尤嚴防漢人南人掌握軍機重務，定製漢人與南人不得閱軍數，故掌兵權之樞密院長官（知院）終元一代除少數色目人外皆為蒙古大臣，無一漢人南人。御史臺長官（御史大夫），亦規定“非國姓不以授”。
元朝於行省以下各級地方政府皆置達魯花赤為首席長官，規定要由蒙古人擔任，若無，則於出身高貴的色目人內選用，三令五申禁止或革罷冒任此職的漢人、南人，僅南方邊遠地區遇蒙古人畏憚瘴癘不肯赴任時，才允許以漢人充任。
在入仕途徑上，也優待蒙古、色目而限制漢人、南人。元朝以怯薛出身者做官最為便捷，而充當怯薛的主要是蒙古、色目人，漢人則只有部分世臣子弟。
軍事方面：元統一後，即以蒙古、探馬赤軍鎮戍河洛、山東，據全國腹心重地，“與民雜耕﹐橫亙中原”，以監視漢人；江南地區，則遣中原漢軍分戍諸城及要害之處，與新附軍相間，藉以防範南人。
同時，嚴禁漢人、南人執把弓箭和其它兵器。至元二十二年（1285），令將漢地、江南拘收的弓箭、兵器分為三等，下等銷燬，中等賜給近居蒙古人，上等存庫，由所在行省、行院、行臺掌管；無省、臺、院官署的，由色目人任職者掌管；漢人、南人雖居職，但不得掌兵器。
其後又規定了各路、府、州、縣捕盜應備弓箭的數量，仍命由當地蒙古、色目官員掌管。新附軍的兵器，平時皆存放庫中，有事時臨時關發，一旦軍事行動停止，仍歸庫存放，不得繼續持有。
刑律方面：《元典章》規定蒙古人殺死漢人南人，只需杖刑五十七下，付給死者家屬燒埋銀子即可；反之毆死蒙古人，則要處以死刑，並“斷付正犯人家產，餘人並徵燒埋銀”。元廷設定將“鬥殺”單獨特殊化是有社會背景的，至元九年（1272年）五月，朝廷頒佈了“禁止漢人南人聚眾與蒙古人鬥毆”的禁令。
其他方面：元朝政府甚至禁止漢人、南人畜鷹、犬為獵，違者沒入家資。後至元二年（1336）﹐丞相伯顏當國﹐為防止南人造反﹐甚至禁止江南農家用鐵禾叉。此外，對漢人、南人祈神賽社、習學槍棒武術以至演唱戲文、評話等，都橫加禁止或限制，以防他們聚眾鬧事，而蒙古、色目人則不在禁限之內。
三、“四等人制”也並非一成不變
當然，作為一名歷史研究者，我們不應以一種偏執的、狹隘的觀點去全部套用，那樣也是不負責任的。
元朝的法律雖然為蒙古、色目人規定了許多特權，但是真正利用法律到處橫行不法的也只是蒙古、色目貴族 ，而廣大蒙古、色目勞動人民與漢族勞動人民一樣，過著受壓迫剝削的生活。貧苦的蒙古人甚至有被販賣到異鄉和海外當奴隸的，這在《通制條格》和《元典章》中也屢見不鮮。
而漢人擔任的總管和蒙古人擔任的達魯花赤品佚相同、俸祿相同，比色目人充當的同知還要高一級。而達魯花赤負責監督，並沒有什麼特權。
由此我們也不難看出，“四等人制”當然是一個壞制度，是一個“開歷史倒車”的倒行逆施，註定不得人心，這種糟粕性的東西我們理所應當摒棄。
另一方面，但我們也要看到，像這種不得人心的制度，即使是蒙古人作為統治者的元朝，也是很難完全實行的，必然會受到這樣那樣的阻力的限制，以讓元朝的統治者不至於過分地偏離正軌。
這就是歷史的精妙之處：再強大的征服者，在歷史大潮面前都無一例外是弱者，他們的脆弱在於，無論武力多麼強大，無論實力多麼雄厚，都無法阻擋滾滾向前的歷史大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