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英國侵略軍以堅船利炮轟開清朝國門之後，曾經強盛一時的清王朝就逐漸淪為了列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無論是遠赴重洋而來的英國、法國等西歐列強，還是北方鄰國沙俄，甚至連曾經的“小弟”島國日本都敢於向“大清”發動戰爭。
然而儘管飽受列強入侵，但晚清朝廷卻又重用了一大批洋人為官，從帶兵訓練作戰，到從事外交經濟，可謂無所不包，很多人甚至還做到了一二品級別這樣的“高位”。這也成為了晚清一道光怪陸離的“特殊風景”。
上圖_ 李泰國（1833～1898），英國人，海關第一任總稅務司
在清朝謀得高位的各路“洋官員”
以“日不落帝國”自居的英國不僅曾一度是世界頭號強國，而且在侵華方面也扮演了主力和急先鋒的角色。
與之對應的是，英國人在晚清為官的也為數不少，比如羅伯特·赫德於1863年被清廷委以海關總稅務司的要職，執掌海關大權，而且竟然一干就是近50年，直到1908年才離職回國，其於1911年病逝之後，清廷竟然還追贈其為“太子太保”；
傳教士李提摩太不僅與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派“大佬”交情頗深，還與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來往甚密，清廷更是授予其頭品頂戴（既“享受一品官待遇”），還恩准“誥封三代”；
陸軍軍官戈登來華之前不過才是個少校，然而由於其領導組織“常勝軍”（其前身就是“洋槍隊”）協助清廷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有功，清廷於是授予其從一品的提督官職，還特賞賜黃馬褂一套。海軍軍官琅威理也在北洋水師擔任了總教習，並被授予從二品的副將官職。
上圖_ 查理·喬治·戈登
相比之下，其他國家的洋人們在清廷混個一官半職的也有不少。比如戈登的前任，“洋槍隊”的創辦者美國人華爾也在清廷謀得了副將的高位，此人也頗為賣力，竟然在鎮壓太平軍的戰鬥中戰死；而日本浪人川島浪速，則與肅親王愛新覺羅·善耆結成了八拜之交，還坐到了二品客卿的位子。善耆不僅委任這位“日本兄弟”擔任清廷與日本交涉的代理人，還將自己的女兒顯玗託付給川島浪速做養女（也就是後來的川島芳子）。
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如此多的外國人在清朝為官呢？
上圖_ 愛新覺羅·善耆（1866年3月15日—1922年3月14日），字艾堂，號偶遂亭主人
首先在於晚清當局需要藉助列強的力量以維護自身的統治
鴉片戰爭後，被迫開啟國門的清王朝對列強的態度也發生著急劇的變化。總體來說，列強對於清王朝採取的是一種“又拉又打”的狀態，在一方面對清廷發動入侵的同時，另一方面又拉攏清廷做自己的“代理人”。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1860年，英法等國一面掀起第二次鴉片戰爭，入侵北京、天津、廣州等地，另一方面卻又在江南地區協助清軍共同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對此，“一代完人”曾國藩就用“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目下在上海、寧波等處助我攻剿髮匪，二者皆有德於我”這樣的觀點，來表達了對列強的“肯定”。
而曾國藩的態度，也代表著當時很多清廷上層尤其是逐漸執掌大權的“洋務派”的觀點。清廷逐漸從對列強的恐懼、排斥，變成“西學為用”“師夷長技以制夷”，希望藉助列強的力量，發展自身的軍事、經濟實力，從而維護清廷的統治。
上圖_ 曾國藩（1811年－1872年）
因此，清廷大批重用洋人為官，也是向列強“示好”的重要表現，而曾國藩、李鴻章等大員也很注重和這些“洋官員”結交拉關係，並再以所謂“私誼”去影響列強對清廷的態度。
比如李鴻章就和戈登就在鎮壓太平軍的過程中結下了不錯的交情（兩人先是在“殺降”的問題上產生了矛盾，後來李鴻章主動讓步，兩人反而關係變得融洽），後期戈登還應李鴻章的邀請再次來華與清廷共商抵抗沙俄的對策。戈登在蘇丹被起義軍擊斃後（戈登後被英國派往殖民地蘇丹擔任總督），李鴻章還特意去英國其家中弔唁。可以說，重用洋人，正是清廷“西學為用”的一種重要體現。
上圖_ 太平軍與英軍交火
其次在於列強也需要藉此來加深對清廷的滲透和控制
對於列強來說，雖然可以動用軍事、外交、經濟等多重手段來對清廷施加壓力，但這些總歸還是“外力”，相比之下，派出大量人員直接為清廷提供各種所謂支援和幫扶，這樣的“內力”更具有顯著的效果。
這些“洋官員”由於都有清廷的正式官職和頭銜，因此進行各種活動也更為方便，也更得以對清廷施加影響，某種意義上比列強駐華的外交官們起到的作用更大。
比如1883年中法戰爭時期，赫德就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響力成為了清廷和法國政府的“中間人”，最後在其運作下促成了《中法新約》的簽訂，而英國政府也相當認可赫德的“功績”，任命其擔任英國駐華公使。不料赫德卻認為自己當清朝的總稅務司，比當英國的駐華公使“更為合適”（對英國更有利），於是又繼續留在了原來的職位上。
由此可見這些在清朝為官的洋人，對列強起到作用是不容小視的。
上圖_ 羅伯特·赫德（1835年2月20日-1911年9月20日），英國政治家，1854年來到中國
最後在於清廷對於這些洋人“勞苦功高”的認可和回報
從清廷的角度來說，這些洋人都或多或少為了維護其統治立下了汗馬功勞。赫德自擔任總稅務司後，清廷的海關稅收從1861年的496萬兩增加到1887年的2000萬兩，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當然最終很多還是流入了列強的口袋）；
琅威理在北洋水師的訓練操演、日常管理方面也很下功夫，治軍相當嚴謹，當時的海軍官兵甚至有“不怕丁軍門（指水師提督丁汝昌），就怕琅副將”的說法，也贏得了清廷的認可。
至於華爾、戈登之流更是充當了鎮壓太平軍的劊子手，其“軍功”更是深受清廷賞識。因此，給這些洋人委以要職高位，也算是對他們“有功於朝廷”的回報和認可。
上圖_ 琅威理（Lang William M），英國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有一些觀點認為這些“洋官員”“洋專家”給晚清帶來了先進的思想理念和專業技術，並在“推動”我國近代化道路上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對此，筆者不敢苟同。
其實只要看看這些人的所作所為便可一目瞭然，赫德不僅自己收入頗豐，還把自己在英國的親戚紛紛弄到中國來工作，可謂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而清廷在《辛丑條約》中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的“天文數字”賠款，赫德也起到了“關鍵作用”。而川島浪速在善耆死後，不僅接手了其留下了大筆的地產和錢財，還不顧人倫糟蹋了養女顯玗，其醜惡嘴臉也暴露無遺。
由此可見，這些帝國主義分子們的本質終究只是為了本國利益和一己私利，而重用他們的清廷也最終走向了不可避免的滅亡。
作者：楊上柳下 校正/編輯：莉莉絲
參考資料：《晚清有個李鴻章》 趙焰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文字由歷史大學堂團隊創作，配圖源於網路版權歸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