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勇

在晚清十年政治舞臺上，皇族及貴族出身的一批人始終比較活躍，他們對國際大勢有相當深刻的觀察，對中國處境有比較真切體認，在新政—預備立憲這一系列政治改革運動中始終走在前列，是晚清政治改革的主力。如果沒有他們的呼籲、推動，沒有他們那樣近距離影響最高統治層，晚清的政治變革當然也會發生，但肯定不是已經發生的這個樣子。只是這批皇族隨著改革發展也在分化，而且由於改革觸及體制深層，可能會影響整個貴族階層利益時，他們毫不猶豫站在了改革對立面。

所謂“皇族內閣”，就政治上來說，是君主立憲政治改革運動的巨大進步，但從權力分享、人人平等的原則說，表明以皇族、貴族為推動力的政治改革還是有著很大侷限。他們看到了體制之弊，他們也想改革也真誠改革，但他們的底線是不能觸動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不是革掉自己捨身飼虎，因而當改革陷入困境，革命不得不發生時，他們就很自然地從政治改革倡導者推動者淪為反革命，後來的所謂宗社黨其實就是沿著這樣一條思想軌跡發展著，他們那時無論如何不能理解先前倡導改革的激情。

改革先鋒

在兩千年帝制時代，所謂國家其實就是皇帝和他家族的私產。皇帝、皇族的先人打天下坐天下，他們這些皇子皇孫自然就是守天下保天下，所以皇族一直是政治的中心，是政治統治的中堅力量，他們對體制的忠誠，在關鍵時刻衝鋒在前保家衛國，都是不必懷疑的。但是，出於權力均衡和穩定，歷朝歷代對皇族的權力都有所約束，都不會容忍這些皇親國戚對國政進行肆無忌憚的干預或介入。朝廷一般用厚養的辦法交換這些皇族手中的籌碼，以保持政治上的穩定。

滿洲人定鼎中原之後其實也是這樣做的。清初的議政王大臣會議雖然讓來自各個山頭的滿洲貴族參與政治，但實際上也是對皇族特權的一種遏制，是以一種集體的力量約束著皇族中的強勢者。直至議政王大臣會議解體，清廷的政治權力始終集中在皇帝手裡，輔佐皇帝的是一個具有比較廣泛來源的軍功貴族階層，而不是皇帝近親。

皇族介入實際政治干預政治，實際上是從同治年間開始的。更準確地說，就是1860年恭親王和慈禧太后等聯手發動宮廷政變後，兩宮垂簾聽政，恭親王以議政王名義兼領軍機大臣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首席大臣。這個做法雖然符合論功行賞的原則，也合乎當時的政治實際，但這個行動和持續性堅持，其實在很大程度上違反了祖制，屬於皇族干政。

恭親王的例子並沒有很快結束，相反由於慈禧太后變成了慈禧皇太后繼續操弄權力，政治中心在很長一段時間應該說有所偏移，這就為皇族持續干政提供了藉口，不僅恭親王繼續擔負著實際的政治責任，其他王爺也在這個過程中紛紛走上前臺，或多或少地介入了現實政治。

皇族從事實際政治當然不能說是絕對壞事。有時候，特別是當政治危機發生，皇族這些人畢竟是政治上最忠誠的鐵桿。我們看到甲午戰敗，大清國面臨一次深刻的政治危機，當政治改革不得不發生時，恰恰是皇族這些鐵桿維護著大清江山的滿洲性質。不論是首席軍機恭 親王，還是總理衙門大臣剛毅、直隸總督榮祿，他們在推動維新運動的同時，都堅守著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底線，就是嚴防康有為等年輕一代漢人政治家以政治變革為名暗渡陳倉，保中國不保大清。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必須承認皇族對體制的政治忠誠度遠高於康有為那些力主維新的人。

根據康有為、梁啟超師徒給我們描繪的故事框架，1898年秋天的政治逆轉是因為皇權中心發生了分裂，是皇太后從皇上手中奪取了權力，是政治復辟。這個故事說了一百多年了，我們不能說這是康梁師徒刻意造假迷惑當世和後世，但康梁的這個說法確實經不起歷史檢驗。這個故事只是他們兩人的一個主觀臆想。歷史真實無須遠求，清代官方文書所告訴的故事脈絡並不錯，即便一些細節可能隱晦不彰。故事的大概脈絡是光緒帝知道康有為等人盜用自己的名義準備動用軍隊包圍頤和園劫持皇太后的訊息後分外憤怒，這也是光緒帝后來一再指責康有為等人“陷害朕躬”背景。

光緒帝的身體狀況本來就不太好，一百多天的操勞早已心力交瘁，現在又聽到康有為等人這些令人髮指的陰謀，不論是生理還是心理都受到了巨大打擊。在1898年剩下的日子裡，光緒帝生病告假是歷史真實。而且到了第二年即1899年，光緒帝的病情時好時壞，到了年底，似乎有一病不起的不祥兆頭。滿洲貴族統治集團在慈禧皇太后的主持下對可能的接班人進行了考察，最終決定立端王載漪的兒子為大阿哥進行培養，希望在光緒帝生病期間能夠替代一些禮儀性的活動。

己亥立儲和隨後而來的義和拳事件、八國聯軍事件等，如果從宮廷政治層面說，這實際上為皇族更大幅度介入現實政治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契機，雖然有一批皇族成員因為煽動利用義和拳排外被判定為“肇禍大臣”受到嚴厲處分或處罰，然而毫無疑問的是，另外一批皇族背景的人卻因為這一系列事件逐漸走到現實政治的前臺，成為此後政治變革的急先鋒。

1901年重新開始的新政雖然有複雜的國際背景，是列強政治壓力下的產物，但從中國政治發展的內在理路看，這是接續幾年前的維新運動往前走。只是從政治主導力量說，先前的維新運動有一個龐大而無法駕馭的漢人知識群體。這一次，其主導力量好像比較牢牢地控制在朝廷，漢大臣和各地督撫都起到相當大作用，但朝廷並沒有像幾年前那樣因形勢發展而失控。

朝廷的控制力無疑來自滿洲貴族特別是皇族力量的增強，滿洲貴族這個特殊的群體在政治上的影響力隨著這場政治變革在上升。一個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年僅18歲的醇親王載灃，在1901年被委派充任頭等專使赴德國道歉謝罪。這雖然有德國為君主制國家，不得不遵從皇室禮儀去考慮。其實從清廷政治發展視角看，載灃出使德國其實也有提升皇族成員世俗政治地位以推動政治發展的意思。一趟德國之行為載灃贏得不少政治資本，為他們後來的政治作為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機會。

載灃等皇族成員被清廷刻意提拔起來之後，在政治上確實逐漸發揮了重要功能，1901年開始的新政和1905年開始的預備立憲，幾乎全程可見皇族青年才俊的身影，他們可能沒有漢大臣在科舉道路上一步一步爬行的艱辛，沒有漢大臣的文史功底和才華，但是他們從小長在深宮大院，從小就在政治高層長者身邊玩耍，經多見廣，舉止談吐也頗有令人自嘆弗如之處。所以他們在政治改革中大膽昌言，痛陳舊體制弊端，呼喚新體制，這些都是發自真誠，也確實都對政治發展作出相當重要貢獻。考察憲政大臣端方、戴鴻慈上《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明確指出中國未來政治出路只在君主立憲一途，君主立憲的意義並不是立意限制君主權利，而是透過議會和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分擔責任，使君主“常安而不危”。至於載澤，他奏請立憲密摺和麵對中，更是對君主立憲的好處作了非常詳盡的理性分析，尤其是其“三個有利於”概括從現實主義政治原則上說服了皇上和皇太后。

如果不是這些皇親國戚開始覺悟，如果不是他們出面遊說，預備立憲或許也會開始，但不可能這麼順利這樣迅速。

改革深度、廣度與限度

在端方、載澤等考察憲政大臣透過秘密或公開管道向朝廷建議實行君主立憲的同時，一大批封疆大吏、中樞大員也透過各種方式建議朝廷勇於改革，宣佈立憲。1906年8月12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奏請立憲預備，宜使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參與政務，為上議院基礎，使各州縣名望紳商參與地方政務，為地方自治基礎。

各方面不斷強化的政治壓力，載澤等王公大臣力挽狂瀾的透闢分析，終於使朝廷痛下決心，於載澤呈遞密摺的第三天即8月25日毅然決然宣佈按照預先計劃繼續進行，加派醇親王載灃、北洋大臣袁世凱等參與其事。

朝廷之所以在這份御旨中命令袁世凱參與此事，大概是因為當此時袁世凱也有重要建言，已儼然成為立憲政治的重要推動者之一。考察政治大臣戴鴻慈、端方等此時上的《奏請改定官制以為立憲預備》折，據說就是他們與袁世凱密商後由張一麟起草的，而張一麟就是袁世凱此時重要幕僚。這份奏摺規範了預備立憲的政治路線圖，建議朝廷以日本為榜樣，宣佈以十五或二十年為期，達成完全立憲。至於這十五或二十年中間的重要準備，奏摺建議先從組織內閣作為突破點，也就是將皇室與政府進行必要的區隔，以維護皇室至上尊嚴。而組織內閣的入手處，奏摺建議從改革官制開始。這大致描繪了一幅不傷筋動骨而又能實現君主立憲的和平改革路線圖，因而獲得兩宮嘉許，遂急召袁世凱進京與王公大臣會商。

8月26日，袁世凱抵京。27日，與醇親王載灃、慶親王奕劻及世續、那桐、鐵良、榮慶，還有漢大臣瞿鴻幾、孫家鼐、張百熙、徐世昌等軍機大臣、政務大臣、大學士等就考察政治大臣所提出的十份檔案進行兩天密集討論。在大的原則上，各位與會者一致贊成朝廷宣佈預備立憲，只是在實施步驟輕重緩急等技術性層面，各位大臣的看法稍有差別。激進如袁世凱、徐世昌、張百熙及慶親王奕劻等主張從速實施憲政，略微保守的孫家鼐、鐵良、榮慶等強調不要操之過急，力主穩步推進。這裡的所謂激進所謂保守，只是改革的策略而已，在改革大勢已經確定的前提下，沒有人至少是這些參與者中沒有人執意反對立憲，他們的爭論只是一些具體細節，是策略而不是戰略。在這一點上，應該說皇族和庶族並沒有什麼分歧和衝突，過去刻意渲染袁世凱等人與皇族載澤、鐵良之間的爭論，可能有誇大的地方，並非歷史真相。

高層會商的結果及時向朝廷作了詳細彙報。1906年9月1日，光緒帝欽奉皇太后懿旨，宣佈預備立憲正式開始，宣佈委派載澤、世續、那桐、榮慶、載振、奎俊、鐵良、張百熙、戴鴻慈、葛寶華、徐世昌、壽耆、袁世凱編纂新官制；命端方、張之洞、升允、錫良、周馥、岑春煊選派司道大員來京隨同參議；派慶親王奕劻、孫家鼐、瞿鴻幾總司核定。宣佈鎮國公載澤在御前大臣上學習行走。由此可見，預備立憲不僅在推動力上，而且在後來實際運作中，皇族和那些滿洲貴族高幹子弟都起到了別人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預備立憲是政治史上重大事件，過去出於革命史觀對這場大變動多有保留，從比較惡意的視角懷疑清廷立憲誠意，以為清廷特別是慈禧皇太后對權力的酷愛，使她不可能真的同意讓權，清廷也不會真的使用君主立憲分享權力。再加上後來突發事件影響，幾乎從事實上正面證實了這種惡意推測相當準確，清廷特別是皇族確實到關鍵時刻不知權力分享的真諦，不知君主立憲究為何物，清廷最後之所以被送進歷史，其實就是滿洲貴族對權力的壟斷，是一種自私本能。

從後來的事實看，這個判斷當然是對的。只是在1906年這個時候，皇族和滿洲貴族確實是支援清廷走上政治變革之路的，確實是力主君主立憲權力分享的。反對君主立憲，反對政治變革的確實有一股力量，但這股力量並不來自皇族，也不來自滿洲貴族。

1906年9月30日，御史劉汝驥上了一個奏摺，以為載澤改革密摺強調君主在立憲體制下沒有政治風險沒有政治責任是不對的，沒有風險沒有責任就意味著沒有權力，意味著大權旁落，因此他建議朝廷“大權不可旁落，總理大臣不可輕設”，若果設之，必將把持朝局，紊亂朝綱，必將招致內亂。

10月8日，御史趙炳麟也上了一個摺子，以為端方、載澤、袁世凱等人提出的政治改革思路是不對的，下議院沒有開設就去創設什麼責任內閣，將使一切大權歸之於二三大臣之手，內而各部，外而諸省，皆二三大臣之黨羽佈置要區，行之日久，內外皆知有二三大臣，不知有天子。

兩天後（9月4日），官制編纂大臣舉行第一次會議，討論相關事宜。緊接著，清廷於9月6日下令成立官制編制館，吸收一些憲政專家參與起草。9月18日，他們就拿出了一個初步方案，由載澤領銜報朝廷。這個方案只是規劃官制改革大原則，比如在議會還不能很快建立時怎樣落實君主主導下行政與司法分立，以及中央部院應該怎樣合理設定等。

對於這個方案中的大原則，在此後討論中也有相當爭論，而且一個最重要的爭論就發生在鐵良和袁世凱之間。大致上說，袁世凱主張，既然官制改革已經構建了共識，那麼就應該乘著這個難得機會一步到位。而在當時中央官制體系中最不合理的就是權力至大而又無法負責任的軍機處，按照君主立憲原則，肯定要設立責任內閣。既然設立責任內閣，就必然要裁撤合併一些部門，軍機處就在這些當裁當併名單中。

軍機處

軍機處對於滿洲貴族和皇族來說，或許是落實權利的重要體現，他們無法想象沒有了軍機處，只有一個責任內閣，而這個責任內閣將來還要向議會負責，他們擔心這樣一來必然使君主權力旁落，因而鐵良等人堅決反對廢除軍機處，反對設立責任內閣，力主乘此改革機會削減督撫權力，增加中央權力，設立陸軍部統轄全國軍隊，限制官吏兼差兼職。這是一個收權思路，與袁世凱等人行政體制改革思路不太一致。

與軍機處、責任內閣相彷彿的改革意向還有內務府的設定，既然君主立憲了，也就不存在一個龐大的特權階層了，內務府在君憲體制下也就沒有存在必要。以此類推，還有八旗體制。君憲了，八旗也就從原來被養起來的狀態解放出來了，他們應該恢復平民其實就是公民的身份，可以經商可以從政，不再受制於原來的體制和束縛。

類似事情還有翰林院，還有太監的存與廢。這些問題，放在一個常態的君主立憲體制下，當然都沒有存在的空間和必要了，君主立憲體制下，國家能夠負擔的只是君主和皇室，還有君主的當然繼承人，皇室之外的遠親，還有那些依附在這個舊體制下的太監、內務府等，當然不會存在。所以力主徹底改革的人以為，既然改革，何不一步到位，徹底改革呢？

對於袁世凱與鐵良以及其他一些人之間的爭論，朝廷很清楚，但根據先易後難穩步推進的原則，清廷很快對此給予明確的政策界定，劃出中央官制改革“五不議”的範圍，即軍機處不議，內務府不議，八旗事不議，翰林院事不議，太監事不議，以此減弱改革壓力和阻力，以此推動預備立憲不在這些細節上爭執。這是一個大智慧，也就幾年時間，被恭親王以來視為大清命根子的軍機處，到了1911年第一屆責任內閣名單釋出時，自然而然地被裁撤被合併，波瀾不驚，再也沒有一個人認為不應該。這是鐵良等人在1906年時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

體制忠誠與皇族站位

清廷的改革，不論是行政改革，還是政治改革，無疑都會有不能逾越的政治底線，他們的這些改革都是為了修正舊體制，改變舊體制中不合乎社會需要的東西。但改革從來不意味著統治者從權力體系中自動退出，更不意味著滿洲貴族、皇族放棄對大清國的所有權，保中國不大清始終是滿洲貴族和皇族的心頭之患，任何有可能傷害他們權利的改革，自然不會被接受。

我們後來者在總結清廷最終失敗教訓時，一般喜歡指責清廷在最後時刻不知讓權不知權力共享，特別是滿洲貴族、皇族到了最後時刻依然斤斤計較反覆折騰。假設這些皇族、貴族在改革中不是加強對權力的控制而是逐漸減弱對權力的控制，君主立憲或許應該像九年規劃或後來調整的五年規劃那樣順利實現。歷史當然不能假設，而且這個善良假設也有不合情理的地方。大清國就是這些皇族和貴族一起打下來的，現在改革了，要君主立憲了，原本就是要讓大清國更加好，憑什麼要讓他們這些達官顯貴皇親國戚退出政治。而且，既然在預備立憲時就要實現滿漢平權，既然立憲了除了皇室，再也不存在什麼皇親國戚皇族貴族，那麼他們這些政治舞臺上已經站了位子的人為什麼不能一如既往繼續站下去？至少這是一個既成事實，何況在過去幾年時間裡，他們這些皇族貴族在預備立憲運動中也是中流砥柱改革先鋒呢？

而且還有一個重要事實是，在預備立憲幾年過程中，以袁世凱為代表的那些庶族出身尤其是漢大臣也確實毫不掩飾對權力分享的高度覬覦，1906年關於軍機處存廢等問題的一系列爭論，在某種程度上就意味著滿漢之間或許存在著不可調和的利益衝突。庶族出身的漢大臣愈是表現出對權力的急切與渴望，愈使這些皇族貴族心裡不踏實，愈覺得這些漢臣居心叵測，好像政治改革本身就是一個陰謀。這種情形在慈禧皇太后和光緒帝在世時當然問題不大，皇太后幾十年與漢大臣打交道的經驗和光緒帝親政以來的經歷，使他們有辦法既讓這些庶族出身的漢大臣忠心耿耿兢兢業業任勞任怨，所以能夠在1908年達成君主權力至上的改革共識，能夠宣佈那個後來引起爭議而當時卻獲得大家一致認同的《欽定憲法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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