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在《道德經》中有言：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

品德高尚的人，虛懷若谷，在眾人眼中看似卑微；

心胸寬廣的人，似有很多不足之處；

默默地做仁德之事，謙遜低調，毫不張揚。

真正的強者，不會稍有成就，就高談闊論的炫耀，而是懂得在得意之時，藏起鋒芒，低調處世。

學會藏，才是為人處世的最高境界。

俗話說：“大魚沉於底，小魚浮於面。”

凡成大事者，從不會喧囂炫耀，而是把自己低至塵埃，默默的紮根，隱藏實力，積蓄力量。人生海海，知曉“藏”的智慧，方能於溝壑間，儲能蓄力，成就自己。

唐宣宗李忱，由於其生母是普通的宮女，一生下來，就不受皇室重視。

身份上的卑微，讓他顯得格格不入，從小便被兄弟們奚落排擠，常常一個人在角落發呆。 為此，很多人就譏諷他呆傻，就連皇宮裡最低賤的太監和宮女也看不起他。

在外界看來，李忱是個不折不扣的“傻子”，但是李忱自己心裡知道，在這權欲縱橫的朝廷，唯有“裝傻”才能護自己周全，可他這一“傻”就“傻”了36年。

到了其侄子李炎繼位，覺得這位叔叔呆傻有蹊蹺，對他暗下殺手。

可李忱每次都憑藉其“傻”氣，巧妙的躲過危機，化險為夷。

直到唐武宗李炎因病去世，宦官們為了掌握大權，輔佐他這個“傻子”登上皇位。

出乎意料的是，登基後的李忱，與之前判若兩人。

不僅一改往日呆傻木訥的形象，還果斷推行一系列政策，大刀闊斧進行改革。

他對昔日飛揚跋扈的宦官組織，正本清源，肅清朝政；

削弱藩鎮勢力，對民生輕徭薄賦，鼓勵生產，在他的治理下，大唐出現了中興的局面。

李忱靠著36年的“傻”氣，把自己的志氣，隱藏在呆傻的外表之下；

靠著深藏的功力，不急不躁，成功逆襲。

《道德經》有云：“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鋒芒外露，務必招人嫉妒，得意之時，懂得深藏若虛，才能走得更長遠。

張良是韓國顯貴後族，在韓國被秦滅國後，他計劃刺殺秦始皇，但計劃以失敗告終，他投靠當時實力雄厚的劉邦，成為其得力干將。

在劉邦西進滅秦時，他獻策助力，在不血刃的情況下，幫其佔領南郡；在危機四伏的鴻門宴上，獻計幫劉邦化解危機，成功脫險。

在後續的戰役中，多次憑藉自己的謀略，助劉邦贏得勝利，開疆擴土。

建國之後，幫劉邦拾得人才，助其成就宏圖偉業。

劉邦曾評價張良說：

“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張良憑藉“五朝宰相”的家世、“博浪沙刺秦”的身份，以及多次立功的榮譽，足以讓劉邦陣營中的其他人，黯然失色。

可張良從不以功臣自居，反而處處小心，低調謙遜。

在劉邦想要封他為萬戶侯時，他更委婉拒絕，選擇遠離朝政，過著閒雲野鶴般的生活。

曾國藩曾言：“時時發露，非載福之道。”

人最怕的，不是低谷時的默默無聞，而是高光時候的人盡皆知，前者可磨鍊心性，後者反招至禍端。

得意時，懂得隱藏實力，才能行穩致遠。

《道德經》有言：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

做人寧可裝得笨拙一點，不必顯得太聰明，隨和而不自命清高，有能力卻以退為進，才能在危機時刻，救自己於水火。

《三國志》有這樣一個故事：

鄧艾是三國時期魏國傑出的軍事家，深諳兵法。

他出身貧寒，雖有豪情壯志，但未尋到機會施展，直到遇到司馬昭，他憑藉軍事上的才幹，不僅司馬昭得到重用，還多次擔任魏國要職。

可老年得志的鄧艾，空有軍事上的謀略，卻沒有行走官場的智慧。

攻佔蜀國時，他一意孤行調整作戰計劃，引發了副將鍾會和衛瓘的不滿。

取得勝利後，在沒有請示皇帝司馬昭的情況下，自作主張，以皇帝的名義和劉嬋簽署投降協議，封劉禪為驃騎將軍。

此後，他還多次以滅國之功自恃，以天子的名義，任命蜀漢官員，在綿竹修建高臺，宣揚自己的功勞。

這一系列居功自傲的行為，不僅帶來了同伴的陷害，還引起了司馬昭的懷疑，最後，他以謀反罪被誅。

古人云：“善隱者勝，善顯者敗。”

亮而不掩，耀而不遮，只會招人嫉妒。

在顯時，懂得“藏”的道理；

在巧時，懂得“拙”的智慧。

藏巧於拙，才是處世的不二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