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惡犬在一起，不僅要會像惡犬一樣狂吠，還要學會猛搖尾巴。”
這是一句俄國諺語，聽起來有些詭異，但它卻是政治場上的“核武器”；處境越糟糕，它便越有效果。我們今天來講一位蘇聯領袖斯大林手下的內臣，在那個輝煌的時代裡，蘇聯政壇上誕生了許多性格鮮明的人物，這些大佬彼此爭奇鬥豔，也算是蘇聯短暫歷史上極富傳奇色彩的一筆。然而在諸多“大人物”之中，有個名叫安德烈·雅奴阿列維奇·維辛斯基的角色卻是個另類。
說起維辛斯基的發跡史，其實也挺有意思的。此君家境相當不錯，家族中不乏大人物，如波蘭首席主教維辛斯基樞機，就是我們要講的這位維辛斯基父親的親戚。而當時革命者們大多為“無產階級”，說白了就是窮人佔大多數，而維辛斯基家境很是不錯，他自幼就接受優質而系統的教育。
與此同時，他的運氣也沒得挑。沙俄時代末期，維辛斯基在大牢中意外結識了自己日後的命中貴人——斯大林。斯大林十分欣賞維辛斯基的學識和口才，而後者則傾慕於對方的人格魅力，在人生最困難時能夠找到如此交心的朋友，二者間的革命情誼可見一斑。
然而有趣的是，有了這麼多加成，你說維辛斯基幸運吧，他其實也挺倒黴的。他的每一條優勢往往同樣致命：參考名將羅科索夫斯基的遭遇，同波蘭那邊說不清的關係很容易給維辛斯基惹上“反蘇分子”和“波蘭間諜”等罪名；維辛斯基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與布林什維克也算是“階級敵人”。更要命的是，他最早在著名律師馬揚托夫斯基身邊擔任助理，而後者當時接了個十分棘手的委託——臨時政府以“德國間諜”罪名逮捕了列寧，維辛斯基跟自己的上司一塊在逮捕令上籤了名。好不容易被革命群體接納，他一頭就扎進了孟什維克的懷抱，甚至一度成為少數派的標杆式人物。他一度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直到1920年以後才逐漸翻身。
如此一看，維辛斯基如同站在懸崖邊上跳舞：一方面，他的博才和較高的社會地位正是年輕的布林什維克們所急需的；另一方面，維辛斯基稍不留神，或是哪天不小心膨脹了哪怕一點點，讓某位大佬看著不爽，順手就會將他一腳踢下懸崖。
在這樣的絕境中，維辛斯基始終保持著自己的理智，他學會的第一件事就是“猛搖尾巴”。
1924年，維辛斯基寫成《共產主義史論》一書，他因此被噴得體無完膚。同此書的名字一樣，維辛斯基本該將其寫成一部綱領級別的著作，他卻硬是搞成了一本拍馬屁的冊子。全書為奉承而奉承，為凸顯當局的偉大而生拉硬拽，說到動情處乾脆只顧歌頌以至於論述方面狗屁不通。別人等著吃大餐，維辛斯基卻給人端上去一堆大糞，這不捱罵才怪。因此，他一時間被罵得聲名狼藉。
維辛斯基不僅對上司搖尾巴，對比自己職位低很多卻在勢頭上的角色同樣如此。
他目睹了蘇聯歷史上的那場慘劇，因此很怕內務部。內務部的嘍囉們也喜歡踐踏他人的尊嚴以炫耀自己的權威，因此，縱使維辛斯基寧可多繞很多冤枉路上班，也不想從內務部大樓前經過。無奈的是，後者卻仍要想方設法地搞點事折騰他。嘍囉們整理了一份維辛斯基的“黑歷史”，有事沒事就把它拿到維辛斯基面前晃悠；內務部的人還隔三差五地“偶遇”他，總而言之，前者壓根就沒想搞垮他，就是喜歡看對方那副慫樣。
維辛斯基當真沒有排面嗎？恰恰相反，他背後就站著斯大林。要知道，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法律界的權威們曾分為“法律虛無主義”和“法律規範論”兩大陣營，就在兩派人馬誰也說服不了誰的節骨眼上，斯大林一錘定音地指出：“在歷史條件成熟前，國家這一存在絕不會消亡。”
此舉宣告了法律規範論陣營的完勝，而維辛斯基僅僅是這夥人中的代表人物之一。然而沒過多久，當人們重新審視時，驚訝地發現這個陣營已經變成“維辛斯基的法律規範論”了。同樣，雖然《共產主義史論》一書很不討好，但這絲毫沒影響他的仕途，相反，他因此從莫斯科大學講師直接被任命為該校校長，隨後步步升遷直至躋身核心權力圈，速度之快堪稱奇蹟。
不過話說回來，維辛斯基也並不完全是一副軟骨頭，在被任命為總檢察長後，維辛斯基主持著蘇聯法律體系的建設，而蘇聯法律也進入了一段相當理想的發展期。這段時期，他反覆強調“法律的目的至關重要”這一基本原則，同時又博採眾長，提出“蘇聯有必要引入資產階級法的合理因素，正如列寧同志在新經濟政策中引入西方泰羅制一樣”這樣的觀點。在蘇維埃政權初期普遍缺少法律人才的情況下，維辛斯基幾乎憑一己之力讓蘇聯法律建設謎少走了許多彎路。
然而正當其春風得意之時，當一股逆風襲來時，他又立馬開始裝孫子。
1934年底，列寧格勒州一把手基洛夫遇刺，蘇聯高層隨後便出臺《關於修改各加盟共和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典的決議》，該法令霸道而兇殘，被西方稱為“恐怖憲章”。它的出臺不僅宣告那場政治災難的開始，更是將維辛斯基此前法律建設的諸多成果全部破壞。眼看努力遭踐踏，年復一年的辛勞和汗水一夜間打了水漂，維辛斯基非但不著急，他反而也學著做“惡犬”，甚至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維辛斯基很快便把自己的良心暫時收了起來，每一次重要的會議上輪到他發言時，他都會抽出至少一半的時間來誇讚領導做了個正確的決定。那場政治災難的法令和逮捕令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經他手或是乾脆直接由他簽署的。在決定要處決犯人時，維辛斯基總會很痛快地簽名，即便清楚對方很可能是無辜的。他從未表現出任何猶豫，只要領導讓做，他便毫不含糊地完成。維辛斯基之堅決甚至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內務部爪牙的“光彩”，因此有許多學者在考究那段歷史時，竟誤認為維辛斯基才是這場災難的元兇。
他就是這樣取得了斯大林無條件的信任，到了後來，當老年的斯大林對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這些死心塌地的老跟班開始懷疑時，居然仍舊對維辛斯基深信不疑。
隨著時間的推移，維辛斯基漸漸坐穩了他的權位，直到有一天，當內務部又來找茬時，後者突然發現他們已經不是維辛斯基的對手了——維辛斯基可以居高臨下地指責內務部工作上的不足，隨意地拿一些不痛不癢的問題開涮，而在最高領導人面前，吃虧的往往還是內務部。反之，當內務部想折騰維辛斯基時，他們發現自己的這些小伎倆早已失去作用，自己早已成了砧板上的魚肉。
維辛斯基當真就成了一條“惡犬”嗎？筆者倒不這樣認為，與其把他看成一個不折不扣的惡棍，倒不如將這些統統視為維辛斯基的自我保護和官場智慧。實際上，他本質還是那個博學多才、精幹理智的他。
從20世紀30年代中後期開始，蘇聯局勢趨於平穩，而此時的他也已坐穩權位。此時，維辛斯基並沒有進一步弄權，反而藉助這些權力和自身的影響力，幫助蘇聯重建法律體系。對從前的那些政治對手，尤其是法律虛無主義陣營的人，維辛斯基非但不趕盡殺絕，還從中挑選了一大批幹才。他積極平反，儘可能地消除人們心中的恐懼，安撫民心。總而言之，在他的努力下，蘇聯法律界立馬煥發了新的生機。
沒有點真本事，哪能在複雜至極的蘇聯核心權力圈中佇立這麼久？其實並非維辛斯基沒脾氣，他要是狠起來，一般人怕是還真招架不住。有人這樣說：“在維辛斯基看來，辯論獲勝就是最終目的，為此可以不擇手段。”而他本人也確實是這樣做的：在許多至關重要的指控中，維辛斯基能靠一席演講直接擊穿對方的心理防線，被告甚至會癱坐在座椅上而直接放棄反駁——言辭犀利殺人誅心，估計就是如此。
有著斯大林的鼎力支援，自己又絕非泛泛之輩，權力就擺在眼前，他卻肯忍氣吞聲抵禦住誘惑，不聲不響地扭轉劣勢的同時修築好自己權勢的根基，使其無可撼動，這才是維辛斯基這樣的政治家的可怕之處。能者無需裝逼，一時的忍讓是為了日後長久的風光，這是歷史教給我們的頂級智慧。另一方面，維辛斯基也從未覺得自己是一個惡人。雖然“每一分鐘都在等待被捕的恐懼之中”，他也覺得自己沒必要為所做的任何一件事而後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