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是《三國演義》中的主角。傳統的小說、戲曲以及現代的影視作品將劉備塑造成了一個政治上以匡扶漢室為己任，經濟上處處體諒百姓疾苦的明君形象。然而，民間也有流傳著劉備入川后鑄幣大肆斂財的傳聞。哪一種說法更接近真實的歷史呢？三國時期的貨幣戰爭又是如何發生的呢？

下文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錢幣上的中國史》，作者從錢幣史的視角，考察了劉備入川后鑄造“直百五銖”錢，以及曹魏、孫吳兩國對蜀漢的貨幣攻擊所做出的迴應，來揭示三國以貨幣為武器所進行的戰爭。

《錢幣上的中國史》（全三冊），王永生著，中信出版集團 2022年6月。

直百五銖：劉備的貨幣武器

我們先來認識一下劉備鑄造的這枚直百五銖錢。它正面鑄有四個漢字，上下是“直百”、左右是“五銖”，背面沒有文字。大家對五銖錢可能並不陌生，知道它是漢武帝時期鑄造的，一直流通使用到唐朝初年。但是直百五銖錢可能很多人都沒有聽說過，也不知道它與一般的五銖錢有什麼不同。

實際上，直百五銖與一般的五銖錢完全不同。錢幣版“三國演義”是因為劉備鑄造直百五銖錢而引發的。這枚小小的錢幣，在三國的歷史上發揮過非常大的作用。它不但給劉備幫過大忙，使其渡過難關，還讓嚐到甜頭的劉備樂此不疲，繼續大量鑄造，並因此而給東吳和曹魏兩國造成了重大傷害，對於當時的歷史走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那這是一枚怎樣的錢幣？劉備又是在什麼背景下鑄造的呢？

關於劉備鑄造直百五銖錢的事，在《三國演義》小說及影視作品中都沒有被提及，因此一般的讀者、觀眾可能並不清楚。但是，這件事在《三國志》這一專門記述三國曆史的著作中，卻有明確的記載：

初攻劉璋，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舍干戈，赴儲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三國志·蜀志·劉巴傳》注引《零陵先賢傳》

這段記載說的是，建安十九年（214）劉備採用軍師龐統的策略，趁著劉璋危難之際，發兵從劉璋的手中奪取了成都。當時劉備為了激勵將士，就與他們約定：攻取成都之後，劉璋府庫裡的東西任由他們去拿。在利益刺激之下，士兵們爭先恐後，一舉攻佔了成都。劉備也說到做到，兌現了諾言，兵士們都滿載而歸，只有劉備沒有收穫戰利品。這樣一來，問題就出來了。因為當時部隊的給養都是由軍閥自己負責，主要是靠戰利品來籌集。現在成都雖然到手了，但是劉備的軍需用品卻沒有獲得補充，而隨後對成都的管理還需要消耗大量的財物，如何來解決呢？這使劉備犯了難。正當劉備為軍需用品不足而犯愁的時候，有個叫劉巴的部下向他提出了鑄造“當百大錢”的建議。那什麼是當百大錢？鑄造當百大錢如何就能解決軍隊給養不足的難題呢？

《三國演義》劇照。

這裡需要給大家做點解釋，普及一點貨幣金融知識。

所謂當百大錢，實際上就是一種大面值的錢。當時成都地區使用的五銖錢比漢武帝時期的五銖錢要小將近一半，重量僅有2克左右，直徑約21毫米，被稱為“蜀五銖”，意思就是在蜀地流通的五銖錢。

劉巴建議劉備鑄造的當百大錢，一枚相當於100枚蜀五銖。

蜀五銖。

有人可能會認為，這不就相當於我們現在在1元紙幣的基礎上，再發行一種100元面值的紙幣嗎？這樣反而更方便人們的交易、攜帶，似乎並沒有什麼不好啊！

實際上，這是兩種不同的概念。我們現在使用的是紙幣，它本身幾乎是沒有價值的，面值無論是1元還是100元，都是政府以信譽做擔保，屬於信用貨幣。雖然和麵值的大小沒有關係，但是紙幣的發行總量必須和社會財富的總量相匹配，否則就容易引起通貨膨脹，貨幣就會貶值。

古代使用的銅錢與紙幣是有區別的，因為銅錢本身是有價值的。這裡問題的關鍵是，劉備鑄造的直百五銖錢，雖然面值是蜀五銖的100倍，但是它實際的重量卻不到100倍，只有3倍多，重約6。4克，直徑約25毫米。這就意味著，劉備憑藉他手中擁有的武力，透過直百五銖錢，在他控制的市場上強買強賣，要用6。4克的銅去兌換百姓手中原有的200克銅，這樣就等於多換取了民間三四十倍的物資和勞務。難怪《三國志》記載說，劉備發行直百五銖錢之後，“以數月之間，府庫充實”，一下子就解決了軍隊的給養問題。這讓劉備初次嚐到了鑄造虛值大錢的好處。

說到直百五銖錢，它正面的錢文有一大特點，就是直百五銖這四個字的書體是不一樣的，豎寫的“直百”兩字是隸書，而橫寫的“五銖”卻是小篆。這是怎麼回事？為什麼同一枚錢幣上面會出現兩種不同的字型呢？

實際上，這是因為劉備是在倉促之間決定鑄造直百五銖錢的。因為時間緊迫，就隨手從此前蜀地流通的五銖錢的舊錢範中揀選了比較厚重的一種，在上面加刻“直百”兩字便開始鑄錢。因此，原來分列穿口左右的五銖兩字，還是原來的小篆體，而新刻的、直列穿口上下的直百兩字，卻是當時流行的隸書體，這就造成同一枚錢幣上面出現兩種不同的書體，但是卻開創了我國貨幣史上隸書用於錢文的先例。另外，在一枚錢幣上同時使用兩種字型，就是從劉備鑄造的這枚直百五銖錢開始的，這也算是開了先河。

除了字型不一樣，直百五銖錢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顏色五花八門。顏色多有不同說明它們的含銅量是不一樣的。這又是怎樣造成的呢？

民間傳說，劉備當時為了鑄錢四處尋找銅料，甚至收取民間百姓家裡掛蚊帳用的銅鉤，然後將這一類的銅器，甚至是鐵器銷燬之後，直接都鑄成了錢。因此，直百五銖錢的顏色五花八門。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劉備當時軍用不足的窘況。

夷陵之戰的軍費難題

建安十九年，劉備在劉巴的建議下，透過鑄造直百五銖錢，解決了經費不足的難題。嚐到甜頭的劉備並沒有見好就收，而是在幾年之後加大了鑄造的規模和數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這時的劉備又遇到了一個更大的難題，他想再次用直百五銖錢來幫助解決。這一回劉備碰上的是什麼難題呢？

赤壁之戰後，東吳為了聯合劉備共同對付曹操，曾將荊州借給劉備。但是戰爭結束之後，劉備失約，不想將荊州歸還東吳，並派關羽駐守在那裡。東吳大將呂蒙於是設計殺了關羽，奪回了荊州。劉備大怒，為了給關羽報仇，決定發兵討伐東吳。

打仗需要經費，劉備自然就想到了上次幫他渡過難關的直百五銖錢，於是又開始大規模地鑄造。《三國演義》中的夷陵之戰，實際上反映的就是這一段歷史。但是書中只渲染了劉備如何重情重義，明明知道蜀漢的國力不如東吳，但是為了給結拜兄弟報仇，身體有病的他依然執意御駕親征。然而，書中並沒有給讀者交代，劉備的這次出征是透過大規模地鑄造虛值大錢、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籌集軍費的。這次鑄造的直百五銖錢與上一次鑄造的相比，數量更大，對蜀國及東吳和曹魏的經濟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戰爭的結果大家都很清楚。蜀軍不但被東吳大將陸遜火燒連營，慘敗而歸，劉備更是病逝在了白帝城，諸葛亮臨危受命託孤，這時南方的少數民族又趁機發動了叛亂。處於內憂外患中的諸葛亮，後來在《出師表》裡用“危急存亡之秋”來形容當時的艱難處境。

《三國演義》劇照。

被劉備託孤的諸葛亮絲毫不敢懈怠，他一邊派人與東吳講和修好，一邊親率大軍南渡瀘水，平定叛亂，穩定後方。可是，這時的蜀國已經財力枯竭，如何來解決南征的費用呢？無奈的諸葛亮只能也學劉備，再次鑄造直百五銖錢。《三國演義》中，諸葛亮“七擒孟獲”反映的就是這一段歷史。當然在書中我們也不會看到，諸葛亮為了降服反叛的孟獲，除了七擒七縱，還使用了鑄造虛值大錢的手段來籌集經費。

諸葛亮這次鑄錢，與劉備為了東征孫權鑄造的直百五銖錢有兩點不同。一是直徑約27毫米，重達7克，尺寸和重量都要厚重並略微大一點；劉備鑄造的直徑約25毫米，重約6。4克；這可能是因為諸葛亮認為這是用於蜀國境內的錢幣，應該與對付吳國的錢有所區別。二是在錢幣的背面，加鑄了一個篆書“為”字，表示鑄造於“犍為”。那犍為是什麼地方？為什麼說這種錢是由諸葛亮鑄造的呢？

直百五銖（背“為”）

“犍為”是蜀國的一個地名，位於今天四川威遠縣。20世紀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那裡挖掘出土了一批背鑄“為”字的直百五銖錢，而諸葛亮當年又正好在那裡駐軍，因此，考古工作者認為這些錢幣有可能是當年諸葛亮鑄造的。中國錢幣博物館收藏的直百五銖，就是1992年年初我去威遠縣博物館調撥的。那裡曾是四川與西南少數民族貿易的中心，商業發達，貿易繁盛。諸葛亮選擇在那裡鑄錢，就是為了便於籌集軍需物資。在錢幣背面加鑄地點“為”字，可能是為了與劉備為東征孫權而鑄造的錢幣相區別。相傳，這個篆書“為”字還是諸葛武侯所書。這也是古代方孔錢中最早的兩面都鑄有文字的錢幣，因此成了錢幣收藏愛好者爭相追逐的珍品。

三國的貨幣貶值競賽

夷陵之戰以後，諸葛亮透過主動講和，雖然緩和了與東吳的關係，使吳蜀兩國似乎又回到了此前相互結盟、共同對抗北面強敵曹魏的局面；但是劉備為籌集軍費而大量發行的虛值貨幣直百五銖錢，實際上卻在魏蜀吳三國之間引爆了一場不見刀光劍影的貨幣貶值競賽，其慘烈程度及殺傷力絲毫不遜色於火燒連營的夷陵之戰，或是火燒連環船的赤壁之戰。

大家可能要問，為什麼劉備鑄造直百五銖錢就能引爆一場如此慘烈的貨幣貶值競賽呢？

為了後面的敘述，這裡我需要先給大家簡單介紹一下有關貨幣金融的知識。

所謂貨幣戰爭，顧名思義就是透過貨幣的發行，即以貨幣為武器來打擊敵對一方的貨幣，並套購其戰略物資，目標是從經濟上打擊、削弱對方，同時增強壯大自己的實力。因此，從本質上講，貨幣戰爭屬於經濟戰的範疇。它能夠成功實施必須要滿足兩個前提條件：一是所發行的貨幣能夠流通到對方國家；二是所發行的貨幣能夠在對方市場上取代對方的貨幣。也許劉備主觀上並沒有發動貨幣戰爭的想法，但客觀上確實產生了這樣的連鎖反應。

第一點，即貨幣流通到對方國家，實際上這很容易做到。當時魏蜀吳三國政治上雖然是分裂的，但是經濟上卻是一體的，使用的都是同一種金屬貨幣，就是東漢遺留下來的五銖錢，因此可以互相流通，相互使用，並且無障礙。關鍵是第二點，這涉及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原理，說的是當市場上有兩種實際價值不同的貨幣同時流通使用的時候，實際價值高的貨幣，即良幣，必然要被迫退出流通領域，而實際價值較低的貨幣，即劣幣，反而會充斥市場。這就是著名的“劣幣驅逐良幣”的理論。

明白了這個原理，我們再來看劉備大量鑄造的直百五銖錢，除了可以從本國老百姓手中聚斂財富，這些虛值大錢流出國界之後，對東吳和曹魏兩國的貨幣市場同樣也會造成巨大的衝擊。因為劉備的直百五銖錢一枚相當於100枚五銖錢，這就使得那些使用原來五銖錢的人損失慘重，他們就會將手中的五銖錢藏匿起來不用，而使用劉備的直百五銖錢；或者是將原來的五銖錢銷燬改鑄成直百五銖錢。這就是“劣幣驅逐良幣”的原理。

總之，不管怎樣，最終的結果都是，直百五銖錢在市場上驅逐了原來的五銖錢。這樣，劉備透過大量發行他的虛值大錢，客觀上達到了取代對方貨幣、套購對方物資、最終破壞對方經濟的目的。

曹魏的應對之策

面對劉備發行虛值大錢、咄咄逼人的貨幣貶值政策，魏、吳兩國是如何應對的呢？下面，我們先來看看魏國的情況。

魏國地處北方，自東漢末年黃巾起義以後，社會經濟遭受了嚴重的破壞，貨幣經濟日益衰落，後來在董卓鑄造的減重小錢的衝擊之下，貨幣經濟被徹底地摧毀了，基本上退回實物經濟狀態，公私都很少使用貨幣，而是使用稻穀、絹帛作為交換的媒介。

曹操統一北方之後，借鑑“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的經驗，為了增加糧食收入，保證軍需供應，大力提倡屯田，使社會經濟逐漸得到恢復。曹操初步安頓了北方之後，於建安元年（196）遷都許昌，被漢獻帝封為名義上還存在的東漢丞相。於是，他親率大軍南下征討劉表、孫權，希望能夠實現統一，結果在赤壁被周瑜率領的孫權和劉備的聯軍打敗，這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三國演義》中火燒赤壁的那一段。當時，曹操為了籌集糧草，在北方恢復使用五銖錢，但是他恢復使用的是舊錢，還是另外鑄造了新錢，正史中沒有記載，私家的記述又都相互矛盾。

《三國演義》劇照。

經過考證，我們發現曹操實際上在洛陽開爐鑄造過錢，他本來是想以此整頓幣制，取代董卓留下來的惡錢，重新恢復使用貨幣，藉以安定社會，提振民心，也便於他調配社會資源，加強管理。但是，漢代在洛陽、長安的兩大造幣中心先後都毀於戰火，兩漢積累下來的鑄錢技術也都失傳，因為缺乏技術上的支撐，曹操所鑄造的五銖錢雖然重達三銖，但是鑄工低劣，並不比董卓的惡錢好多少，作價卻比董卓的惡錢還要高，因此並不受歡迎，只能被封存在府庫裡。

公元221年，也就是劉備東征孫吳的當年，曹丕也曾於三月份下令恢復使用五銖錢。這是因為他準備征討東吳，恢復使用貨幣主要是便於從社會上籌集所需要的軍需物資。曹丕向社會上投放的貨幣，就是曹操當年存入府庫中的錢。後來因為吳蜀之間爆發了夷陵之戰，曹丕希望它們相互消耗，所以並沒有出兵伐吳。這時，蜀國的直百五銖錢開始大量流入魏國境內，使得曹魏的五銖錢被逐出了市場，市場上流通的都是蜀國的虛值當百大錢，穀物的價格開始大幅攀升，並被蜀國商人大量套購運走。曹丕一看形勢不妙，就“以谷貴罷五銖錢”，繼續“以谷帛為市”。意思就是以糧食價格太貴為理由，廢除銅錢，又恢復使用實物貨幣。但是，以谷帛為交換手段的弊端很快就暴露了出來。

《晉書·食貨志》記載，當時百姓為了貪圖小利，就向稻穀中加水，或者是將絹帛織得很薄，以此來獲利。雖然對犯法的人施以殺頭的重刑，但是也不能禁絕。因此，主管經濟的大司農司馬芝在朝堂上討論的時候，曾經建議恢復使用五銖錢，他說：“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意思是說使用貨幣不但能增加國庫的收入，甚至還能減少犯罪。於是魏明帝曹叡於太和元年（227），再次決定恢復使用銅錢，並重新鑄造了一種新錢，稱“曹魏五銖”。

曹魏五銖。

曹魏五銖雖然還是以五銖為名，但是重量卻不到四銖，為1。4~2。5克。這樣減重就是它在曹丕時期受蜀國當百大錢衝擊的結果。即便是這樣減重的小錢，恢復使用之後，還是吸引蜀國的當百大錢大量流入魏國，在推高物價的同時，還套購走了魏國大量的物資。無奈的曹叡只得再次廢除銅錢，恢復使用谷帛等實物貨幣。《三國志》裡記載，當時魏國給大臣發工資都是用稻穀或布帛支付，鄉村裡更是以物易物。史書記載：“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意思是說，一直到西晉，北方再沒有鑄造過錢。

曹叡這樣做，使得實物經濟就像一道防火牆一樣，不但斷絕了劉備直百五銖錢對魏國的滲透，更是阻斷了後來蜀國和吳國競相推行通貨膨脹政策所帶來的巨大沖擊，保持了魏國經濟的逐漸恢復，以及社會的相對穩定，這都為後來西晉的統一奠定了基礎。

文/王永生

摘編、編輯/李永博

導語校對/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