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
錢理群作為洪子誠的同時代人，兩人之間有著濃厚的默契互補。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他們共同的成長記憶，也是他們多年生活和學術工作中共同的思想資源。本版特刊發錢理群教授的主旨發言（節選），以饗讀者。
開啟洪先生這本《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新著的第一感覺：子誠兄就像魯迅筆下打“壕塹戰”的戰士：“伏在壕中，有時吸菸，有時唱歌”“有時忽然向敵人開它幾槍”，再埋頭繼續“打牌，喝酒”。我把它概括為“邊玩邊打”。洪先生就是平時不吭聲，讀書，聽音樂；隔一陣就突然打一槍，出一本書。而每打一槍，每有一作，都讓人驚喜不已：原來還可以有這樣的學術課題，這樣的新史料，這樣的研究思路、眼光和見解！當大家還沒有回過味來時，先生又去玩了，繼續讀書，聽音樂——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怎樣的韌性與智慧！
我和洪先生都是195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的，他讀文學專業，我讀新聞專業，都是在五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因此，我讀洪先生這本書時就會引起許多回憶，有許多感情、思考的投入。最後就關注到：我這個“人”的一生，與五六十年代中國當代文學裡的世界文學的關係。
讀洪先生的書，我的回憶與思考集中到一點：我作為那個時代的年輕讀者，究竟是如何閱讀、接受這些中國當代文學、思想、文化語境下的世界文學的？受到怎樣的薰陶，以至於影響到我的一生。也就是說，今天的“我”與五六十年代接受的世界文學有什麼關係？
下面，我就按照洪先生書中討論的順序，一一道來。
一、洪先生書的第一、三篇《1954年的一篇書目》和《司湯達的教訓：19世紀的幽靈》，都談到了“歐洲19世紀文學”即歐洲文藝復興、啟蒙時代的文學，是五六十年代中國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的主要部分，對我的影響也最大。就像洪先生介紹的很多作品，都是當年我所熟讀，併為我的世界文學知識、修養墊底的。
洪先生的文章裡特別談到，50年代後期對司湯達的《紅與黑》和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的討論。我那時候心目中的英雄，就是《紅與黑》裡的於連和《約翰·克里斯朵夫》的主人公，他們對個人人格力量的信仰，憎惡用強力偽善扭曲人的心靈，以及反抗絕望，都在我心上埋下了種子，影響了我一生。
二、洪先生在《教義之外的神秘經驗的承擔者》中談到了“當代文學中的法國文學”，特別介紹了五六十年代巴爾扎克、左拉、雨果、福樓拜、莫泊桑、梅里美作品的系統翻譯，歌劇《茶花女》，電影《悲慘世界》《巴黎聖母院》《九三年》的演出、放映，都引起了我的許多回憶：我正是其中最積極的讀者與觀眾之一。這裡，還涉及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我心中的世界地圖裡，最欣賞、懷有特殊親切感的外國，就是“法國”。除了理性上對法國現實主義、啟蒙主義的認同之外，還有我在精神氣質上與“法國浪漫主義”的相通——這也只是我的一個直覺，是說不清楚的，就不說了吧。
三、洪先生對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特別有興趣，連寫了三篇文章，這也引起了我的共鳴，並且想起了自己未能實現的“文學夢”。我從小就希望當一個“詩人”，覺得自己有詩人氣質，最適合寫詩。至今還記得，我入大學後，就喜歡坐在未名湖畔，看天看水，構思我的“詩”。後來到貴州，遊走在山山水水之間，除畫畫之外，就是寫詩。我準備了很多彩色筆記本，寫“紅色詩”“藍色詩”和“黃色詩”，後來都成了我“文革”時的主要罪狀。
中國詩人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艾青，外國詩人中就是洪先生總結的“兩個‘斯基’”：馬雅可夫斯基和伊薩可夫斯基。就像洪先生所說，對五六十年代“中國當代詩歌的觀念和詩體形式產生重要影響”的，就是這兩個斯基的“政治抒情詩”和“生活抒情詩”。我當時學寫的，也全是這兩大抒情詩體。
四、洪先生新著最後一篇《1964：我們知道的莎士比亞少？》，引起了我的更多回憶。洪先生談到，1949年到1965年，是“中國莎學”的“繁榮期”。這一時期最最熱心的讀者與觀眾中就有我。我當時真的是迷上了莎士比亞。朱生豪翻譯的12卷《莎士比亞戲劇集》，我不敢說全都讀了，但肯定讀了一多半。看舞臺上的《羅密歐與朱麗葉》，銀幕上的《王子復仇記》，更是如痴如迷。那時候從北大進城看戲，要乘32路公共汽車。戲散了，郊外車停了，就要從西直門走到北大，校門關了，就翻牆進校：真不知道哪裡來的一股勁。
但我感到最困惑的，還是自己喜歡莎士比亞，卻說不出為什麼如此痴迷於他。因為他太豐富，太複雜了，不知道該怎麼說他，以及他對我的影響。這一次讀洪先生的書，才知道早在莎士比亞400週年紀念時，就有外國評論家說，“對莎士比亞的熱愛、重視，在全世界就是超越國家、語言、意識形態界限的。”而“莎士比亞戲劇、詩歌的豐富、複雜，也為持各種哲學觀點，各種政治立場的解釋者，提供他們馳騁的場地。”還有這樣的分析：“他的真正偉大，在於他劇中每一個主要人物，都堅強地和人性的基礎相連。”
最後，洪先生引述了80年代擔任莎士比亞研究會會長曹禺的一段論述，說他說出了許多人的心聲：莎士比亞是“屹立在高峰之上的文學巨人”，他教給我們“認識自己，開闊人的眼界，豐富人的貧乏生活，使人得到智慧，得到幸福，得到享受，倡導人懂得‘人’的價值，尊嚴和力量”——我想，這裡傳達的，也應該有洪先生的心聲，也有我的心聲。
我也終於明白：莎士比亞對於我這樣的“碎片化”的存在來說，就是一個“渾然天成的存在”。一個無比豐富、無比複雜的，在整體性中“包容了相互衝突的思想、情感、語言”的巨大存在。他的文學“表達了人類永恆的基本情感”，倡導“‘人’的價值，尊嚴與力量”：這正是我一輩子嚮往和追求的。
五、另外洪先生書裡提到，卻沒有展開論述的文學翻譯與閱讀，如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希臘神話、但丁《神曲》等。在我的記憶和理解裡，這些在五六十年代都作為重點引入的世界文學經典，對我們那一代產生了不可忽視的深遠影響。這就要作一點補充。
首先自然是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我是1956、1957年在北大讀書時，同時接觸到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與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的。說實話，當時對我最有吸引力的是堂吉訶德。到80年代末，我在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時，更是強烈地反省到自己這一代人身上的“堂吉訶德氣”，並有這樣的醒悟：“不知道後人將怎樣觀察、評價我們這一代人；作為當事人，我想提醒人們注意：我們的青少年時代，是生活在一個封閉的，卻又充滿了理想、信仰、浪漫精神，製造烏托邦的時代文化氛圍裡的一代人，常常具有堂吉訶德氣質，執迷於一種幻覺——一個絕對的，純粹的真、善、美的理想世界，不惜為之付出一切代價。”
而在五六十年代，哈姆雷特懷疑主義精神，一直是思想改造的物件，我和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身上的“哈姆雷特氣”也因此處於被壓抑的狀態。可以說直到1980年代末，我才重新喚起了自己身上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雙重氣質，並注意到屠格涅夫的那篇《哈姆雷特與堂吉訶德》，開始認真思考、研究世界文學史、知識分子精神史上的兩大不朽典型，並把它轉化為自己的生命命題，成了1980年代末生命自救自贖的需要，寫出了《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的東移》一書。我也更清楚地認識與把握了自己：我這一生就是存在於“哈姆雷特式”與“堂吉訶德式”兩種存在方式的互補、矛盾與衝突之中：這可能也是更本質、更本性的自我。
六、還要說一個更加個人化的文學領域：外國兒童文學。安徒生的童話、普希金的《漁夫和金魚的故事》都是五六十年代的中小學學生無人不知無人曉的，我也是大做其“兒童文學家夢”。在高中畢業全校演講比賽上，我就以此為題，得了一個第一名。當時我正迷戀於蘇聯兒童文學家蓋達爾，他所寫的《鐵木耳和他的夥伴》，曾風靡於50年代的中學校園。我還寫了一篇有一萬多字的長篇論文：《論蓋達爾的創作道路》，這是平生第一次寫“論文”（實際是“讀書筆記”），也算是我的學術研究的開端吧。
講得太長了，就此打住吧。忍不住還要問一個問題：開完這次討論會，洪先生“這一槍”就算打響了。子誠兄大概要回家“玩”去了。那麼，“玩一陣”以後，他的“下一槍”，將是什麼呢？
2022年8月14日起草
17日、18日整理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