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電影如何做到“三十而立”?

【環球時報特約記者 呂克】今年是中韓建交30週年。這30年也是韓國電影經歷巨大變革的30年,從曾經的“電影小國”到如今問鼎奧斯卡和國際三大電影節,逐漸從模仿和學習中形成自己的風格,並藉助國際化趨勢在世界影壇佔據一席之地。

如果說10年前對韓國電影的認知停留在“還算好看的商業片”以及金基德等個性導演的話,那2019年的《寄生蟲》拿下戛納和奧斯卡獎項之後,就再也沒人質疑其藝術水準和工業體系了。如今,韓國電影已然成為“韓流”的一張名片,奉俊昊、樸贊鬱等導演的新作備受關注,其他韓國電影的海外票房、流媒體點播率也頗為亮眼。據美國《銀幕日報》資料顯示,2020年韓國電影在國際市場上的銷量增長43%。今年戛納電影節上韓國電影人繼續“斬金奪銀”,以CJ娛樂為代表的韓國影視公司也賺得盆滿缽滿,韓片如今在國際各大電影交易市場上都成為搶手貨。

韓國電影如何做到“三十而立”?

從1919年第一部獨立製作的電影《義理的仇討》算起,韓國電影已走過百年曆程。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韓國電影人在好萊塢的擠壓下顯出團結韌性,本土票房比重從最低谷的15。9%一躍超過50%,從溫情感人的《八月照相館》,到涉及朝韓關係的《生死諜變》《共同警備區》《太極旗飄揚》,再到《我的野蠻女友》《朋友》等浪漫喜劇、犯罪懸疑以及恐怖片都紛紛出爐,本土觀影人次屢創新高,以首爾忠武路為代表的電影行業在韓國人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近30年是韓國電影飛速發展時期。1998年韓國電影審查制度被分級制度取代,第二年又掀起保護本土電影配額的“光頭運動”,這些都成為韓國電影崛起的契機。邁入新千年後,韓國影壇出現多部“現象級票房”影片,《實尾島》(2003年)、《鳴梁海戰》(2014年)、《與神同行》(2017年)、《極限職業》(2019年)等作品在韓國本土的轟動效應甚至壓過《阿凡達》《復仇者聯盟》等好萊塢大片。韓國電影人也從歐美型別片敘事和特效工業中吸取養分,並轉換為本土化作品,韓式怪獸片《漢江怪物》和韓式殭屍片《釜山行》就是典型的成功案例。而《殺人回憶》《熔爐》等現實題材作品,儼然成為韓國社會發展的銀幕背書。

在藝術性上,韓國電影人摸索出自己的風格:從老一輩的林權澤,到曾擔任過韓國文化觀光部部長的李滄東,如今在國際影壇聲名卓著的樸贊鬱、奉俊昊和洪尚秀,以及備受爭議的金基德,這些導演透過戛納、柏林、威尼斯等國際電影節的平臺打響韓國電影國際聲譽,也讓宋康昊、全度妍等韓國實力派演員為更多觀眾所熟知。從2002年的《醉畫仙》,到之後的《老男孩》《綠洲》《空房間》《詩》《密陽》《聖殤》《獨自在夜晚的海邊》《燃燒》……終於在《寄生蟲》奪得戛納金棕櫚和奧斯卡小金人的歡呼聲中,助力韓國電影登上國際影壇的高峰。

當然,作為“當紅炸子雞”的韓國電影也暴露出在電影理論、產業結構方面的不足以及人際組織上的積弊,忠武路電影公司對娛樂效果過於追求,讓不少影片陷入同質化、套路化爭議,《釜山行2:半島》就是典型的失敗例子。真正像奉俊昊、樸贊鬱那樣能將藝術性與商業性完美結合的創作者還是相對較少,想要長期屹立於世界電影之林,韓國電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