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個孩子即將來到這個世界之前，40歲的楊勇決定去上“男德班”。
第一次聽到“男德”兩字的時候，楊勇的感受是——“特別反感”。“以前有一個女德班，對女性的言行舉止提出要求，我想男德班是不是教導男性要陽剛，一定要壓抑自己的情緒。”
楊勇小時候經歷的教育方式是“男孩子不許哭”“要勇於承擔責任”，這樣的經歷讓他無比痛苦，甚至因此抑鬱，與自己的父親疏遠。
養育第一個孩子的過程中，他發現自己在和孩子交流時，帶著父親的影子，“要求他打針不能哭，男子漢跌倒了也不能哭。”
現在，他想學習另一種教育孩子的方式。
今年9月，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博士、性別學者方剛在自己的公眾號釋出招募資訊，準備重啟“男德班”。2015年，方剛曾經舉辦過一次“男德班”，但效果卻不盡如人意，真正主動來參加的社會人士只有兩位。“我們事後收集到將近三百家媒體的報道，很多都是負面的，把我們視為嘲笑物件。”
這一次，“男德班”依然面臨諸多爭議，“取這個名字是譁眾取寵”“做男人還用教？”“過分強調性別的差異，本身就會導致很多問題”……
2015年舉辦的“男德班”中，學員們體驗孕婦的辛苦。受訪者供圖
換一種教育孩子的方式
在“男德班”的招生簡章上，楊勇發現這個班的全稱叫做“好伴侶好父親：全參與型男性工作坊”。
創始人方剛解釋，“希望透過男德班推動男性參與，承擔家庭、職場等觸及性別平等領域的責任，包括反對性別暴力、承擔家務、養育孩子，以及一些傳統上被認為屬於女性領域的事情。”
2015年，方剛曾經舉辦過一次“男德班”，但真正主動來參加的社會人士只有兩位。前排左二為方剛。受訪者供圖
楊勇在成都做心理諮詢師，為了更好地做家庭和親密關係方面的諮詢，2019年，他參加了方剛講授的賦權型性教育講師培訓班。當他聽到“陽剛”是男性氣質中的一種，不能用一種標準要求千千萬萬的男性時，楊勇腦子裡止不住地想到他和父親的關係，“劍拔弩張，火藥味特別重”。
父親在他心中的形象是做事雷厲風行，說一不二，不會退縮，也從來沒有表達過自己的脆弱，“我學了心理學之後，才知道每個人都有喜怒哀樂，但是父親把他的喜怒哀樂抹殺了。”
楊勇常和朋友分享一個故事，他讀小學時，偶爾偷懶賴床不想去上學，父親就會逼他起床唱國歌。
他腦子裡儲存的另一個場景是有一次哥哥考試沒考好，父親聽到後迅速地，就像拎個小雞一樣，把哥哥拎起來，直接“扔進了”家門口的珠江。
這些事情，讓楊勇掌握了在父親面前的生存法則，保持“很乖”的形象。但到了高中，楊勇抑鬱了，“我很害怕我的生命是被別人主宰的，生命已經被規劃好了，是沒有意義的。”
楊勇和哥哥讀大學選擇的專業也是父親替他們規劃好的——像父親一樣成為一名醫生。楊勇想要拒絕，但又不敢反抗父親，最終他選擇在一所醫學院學習心理學。“我現在認識到父親在按照一種支配型男性氣質要求我們和他自己，這種支配型男性氣質傷害了我跟父親之間的情感。”
楊勇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後，他發現，自己在和孩子交流時，帶著父親的影子，“要求他打針不能哭，男子漢跌倒了也不能哭。”
現在，第二個孩子馬上要出生了，他想學習另一種教育孩子的方式，“我想試試在‘男性參與’的觀念下教育孩子，他的成長會有什麼不一樣的體驗跟感受。或許，等到他再跌倒時，我會告訴孩子，哭了也沒關係。”
“男性也需要做出一些改變了”
“我的工作真的很忙，我比我太太忙多了，我們倆各有分工，她多做家務，我多賺錢，這樣不是挺和諧嗎？為什麼我做家務才能算平等呢？”
這是“男德班”第二次培訓中，方剛提前丟擲的九個問題之一。
課堂以方剛的講述和學員的討論為主，課程在線上進行。“之後涉及嬰幼兒護理技術時，會請專業人士來講授。”方剛說，目前招收的學員都是有一定心理學基礎或者對性與性別知識有一定了解的人。學員完成三個月的培訓後，將成為新一屆的男德老師，2023年去各地針對大眾招募，以團體輔導的形式培訓更多學員。
2022年10月，方剛再次啟動“男德班帶領者”，學員完成三個月的培訓後，將成為新一屆的男德老師，去各地針對大眾招募。圖片來源：網路截圖
“男德班”講授的內容主要依據方剛編寫的《全參與型好男人團輔手冊》，包括“認識並挑戰社會性別刻板印象”“反思‘大男子漢氣概’的傷害”“做家務和照顧家人的能力”“嬰幼兒護理技術”“家庭暴力成因及干預”“與青少年孩子的相處藝術”等。
楊勇發現，這次參加男德班的學員多數都參加過賦權型性教育講師培訓班，有專業的心理諮詢師，也有“性教育”行業的人，還有中小學老師。
在回答那個有關家庭的問題時，楊勇提到了自己的母親，“自己出去工作賺錢，沒有依賴我父親”“她能夠和男人談生意，不比男性弱。”
但楊勇說，媽媽回家後還要做家務，有時候甚至到凌晨。“當時我不明白，為什麼媽媽那麼辛苦，要工作還要照顧家庭。”還有一些長輩會議論，“說她不像個女人”，建議她不要外出工作，多在家照顧孩子。
楊勇身邊也有朋友的媽媽開酒店、做生意，但是朋友的爸爸卻透過家庭暴力的方式，讓她迴歸家庭。
小學四五年級起，楊勇開始幫著媽媽做家務，身邊又有一些長輩說，這是女孩子做的，男孩子不應該幹這些。
組建家庭後，楊勇承擔了更多的家務和育兒的責任。
“女人在職場高層的少，這不能怪女人吧。誰幹得好，誰就上升呀，為什麼不讓女人上升呢？這不是性別歧視嗎？”
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楊勇補充說，“這也是社會上有關性別的刻板印象導致的，認為女性如果在職場上有更高的職位，不利於她們在家庭方面的付出。”
在楊勇接手的家庭或者離婚問題的諮詢中，他發現近幾年男性想讓妻子迴歸家庭的案例增多了，“甚至當妻子提出離婚時，丈夫還會認為是因為妻子外出工作，變壞了。”
過去，楊勇被傳統的性別觀念影響，會去勸說女性別太強勢了，溫柔些。現在他會讓雙方把問題呈現出來，“現在很多女性在改變，去追求自己的事業，有自我意識，男性也需要做出一些改變了。”
但在楊勇的家庭中，孩子出生後，新的問題出現了。
他儘量抽時間接送孩子，承擔了一些養育孩子的家庭責任。他也見過身邊的一些男性帶孩子的場景，自己在玩手機、看電視，讓孩子在旁邊獨自玩耍。
過去，楊勇覺得自己比他們好一些，但在瞭解“男性參與”的概念後，楊勇覺得，自己是藉口工作，不去陪伴孩子，“我也受到了支配型男性氣質的影響，想著男性一定要成功，事業才是第一位的，而忽略了這麼做會影響親子關係。”
改變的第一步，推掉沒必要的“應酬”，改為晚上回去聽孩子講講今天在學校發生了什麼。交流的方式也在轉變，過去他常常會“理所當然”地拒絕孩子，“不行，我要去工作”。現在，他因為工作不能陪伴孩子的時候，會告訴他，為什麼不能陪他，也會提出換個時間來陪他。楊勇發現，兒子的態度也從過去的一臉委屈，轉為現在學會了理解與包容。
被禁錮的男性
方剛今年54歲，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那天，他和“男德班”的宣傳海報上一樣，穿著西裝外套，時間讓他的髮際線有些後移，但面龐乾淨白皙，眼睛炯炯有神。一位學員回憶，她第一次見到方剛是在一家心理機構主辦的講座中，方剛是講師，對他的印象是身材比較魁梧，大高個，但是動作、語言都很溫和，“有一種中性氣質”。
方剛曾經在一次影片演講中展示過一張自己年輕時的照片，照片中的男孩瘦、文靜。方剛自己分析，照片中的男人是不符合主流的、支配的、陽剛之氣的，“在我年輕時，沒有人管我叫‘小鮮肉’，我被罵作‘娘娘腔’。”他至今還記得，小學時因為挨批評哭了，老師不准他哭，說他像“繡花枕頭”。而他也因為父親在他三歲時就離世，性格軟弱，成為被欺凌的物件。
方剛表示自己年輕時的樣子是不符合陽剛之氣的，被人稱作“娘娘腔”。受訪者供圖
到了二十多歲，方剛第一次讀到性別相關的研究著作，“我整個人都被點燃了，很亢奮。”他覺得自己從小被叫做“娘娘腔”，和大多數女性一樣，是被父權制壓迫的群體。“當一個男人不符合主流男性氣質的要求時，這個男人就處於被性別機制壓迫的底端。”
那天下午，他騎著車，在北京炎熱的街頭轉了三個小時，想去不同的書店再買更多關於性別研究的書。那是1997年，距離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過去了兩年，才剛剛有性別研究相關的書籍進入中國。
從那時候起，方剛開始思考，要不要從事性別相關的研究，“我覺得它是關於人權和平等的”。他聯絡了當時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主要從事性社會學和性別人類學研究的潘綏銘，後者被譽為“中國性學第一人”。2002年，方剛考取了潘綏銘的研究生。
參與培訓的學員中，28歲的謝謙是最年輕的一位，在他的記憶中，也被叫過“娘娘腔”，“‘娘娘腔’這個詞是帶有性別汙名化的，汙衊男性，同時也在貶低女性。”
另一個帶有汙名化的話語是“不像個男人”，“男性特別擔心被人說不像個男人，但‘男人’這個標準其實非常高。”謝謙認識一個健身教練，因為小時候膚色很白，也很瘦，覺得自己缺乏男子氣概，“以至於他要從事健身教練這一職業來彌補，讓自己看起來‘更像個男人’。”
2010年，博士畢業後，方剛到一所高校任教，但他不想僅僅停留在做學術研究，給自己定下理想目標“學術研究為改造社會服務，透過性學研究促進性人權，透過社會性別研究促進社會性別平等運動，特別是男性參與”。
之後方剛計劃每年做一個推動性別平等的創新活動。2015年，他在自己的微博發起招募，準備開啟“男德班”。但效果卻不盡如人意，真正主動來參加的社會人士只有兩位。“我們事後收集到將近三百家媒體的報道，很多都是負面的，把我們視為嘲笑物件。”
可以改變嗎？
在2015年開啟男德班之前，方剛在國內提出“男性參與”時，便遭到了一些從事性別研究的女性學者的質疑，“男性是父權體制的受益者，怎麼可能站出來反對讓自己受益的東西？”方剛寫文迴應，“受益的同時也是受害，壓迫我們的是父權文化，不是男性個人，男性氣質具有兩面性。”
首次男德班失敗後，方剛一直沒有放棄在國內推廣“男性參與”，他自己出版了幾本關於“男性參與”的書，“賣得不太好”，也嘗試過用直播等形式宣傳“男性參與”的理念，但是觀看者寥寥，“觀念的改變沒那麼容易。”
時隔7年後，方剛觀察發現，“有越來越多的人討論男性參與家庭生活的問題。”他再次開啟“男德班”，仍然沿用了“男德”的名字，方剛坦言，想要靠這個吸引人們的注意，“如果叫好丈夫、好父親，不會有太多的人關注。”
9月15日，方剛在網際網路上釋出資訊，公開招募“男德班帶領者”，最終共有19組成員報名，來自深圳、上海、成都的三組透過選拔，每個小組有三名學員，成為受到資助的正式學員。
作為這一屆的學員，楊勇將在明年成為成都地區“男德班”的老師，他已經開始擔心之後的招募，他曾開玩笑地和身邊的人提過，要不要來上男德班？對方一聽上課的內容關於怎麼做好丈夫，好父親，回覆都是“這個還需要學嗎？”
有五位男士聯絡了楊勇。他首先問對方，為什麼想參加這個活動？五位男士中，有兩位告訴他，因為他們目睹過父親對母親，或者是母親對父親的家暴，他們希望家暴不要再出現在自己新組建的家庭中。
“男德班”會對參與者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楊勇聽說了第一屆男德班成員韋明的故事，韋明曾經是家庭的施暴者，妻子和他離婚後，韋明“不想再去傷害別人，也不想自己的小孩子將來像他一樣”，撥通了白絲帶反家暴熱線，也參加了2015年的“男德班”。
“現在，韋明在學習做一個好父親。”楊勇說。
2015年舉辦的“男德班”中，請了專業人士教學員們如何照顧嬰幼兒。受訪者供圖
接觸“男性氣質”的概念時，楊勇最初無法接受所有的“男性氣質”——“衣服穿得花裡胡哨”“愛打扮化妝”“說話輕聲細語”，這些都被他定義為“娘娘腔”，“嘴上不會說什麼，但是心裡還是會對這些人有不好的評價。”
“不僅僅說責任、控制、霸道是男性氣質，陰柔、隨和也是男性氣質，我們反對的是隻以支配型男性氣質為標準，而否定其他多元的男性氣質，這是對男性的一種傷害。”方剛在課上說。
這是楊勇之前沒有聽過的觀點，在他成長的過程中，父親常說的是，“你是男人，這是你應該做的。”“包括女性也是一樣，如果她不溫柔或者表現得太強悍、太能幹，我也覺得不像女人。”楊勇說。
楊勇也曾經用“性別標籤”束縛自己的兒子，買的衣服要看起來“陽剛”、要玩手槍、飛機、火車。現在，他嘗試著不去約束自己的兒子。兒子有時也會說，哪個電影明星是“娘炮”，學校裡的某個男生走路姿勢“好娘”，楊勇聽到後，會告訴他，這是不尊重別人的表現。
他看過一篇文章，寫一個兒子告訴父親，自己想要穿裙子去學校，這位父親幫助兒子實現了。“我覺得這位父親的做法特別讓人尊敬。”他也想過，如果有一天，兒子跑來告訴自己，想要穿裙子外出，他一定會答應。
“過去，我會將很多問題歸為是男女性別的差異造成的，比如男性就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女性就應該做家務。現在，拋開性別的觀念，我才發現原來這個世界是多元的，是豐富多彩的，每個人都有權利做出各種各樣自由的選擇。” 楊勇希望自己在養育第二個孩子時，要尊重他，而不是去控制他，“讓他活得更像自己。”
對楊勇來說，一切還在學習之中。
在“男德班”上，他反省自己與父親的關係為什麼這麼糟糕。作為一名心理諮詢師，他聽過很多人講述，但自己卻不願意傾訴。他開始參加一些心理團輔，“去暴露自己、分析自己”。在第三次“男德課”上，楊勇講出了自己與父親的故事。
“支配型男性氣質”還是影響著楊勇，過去幾乎不落淚的他，說起最近看過的一部電影《叫我第一名》，主人公患有先天性疾病，導致他無法控制地發出“像狗一樣”的奇怪聲音。主人公的爸爸無法理解他，每次男孩犯病就大聲訓斥，要求他“不要無理取鬧了”。但是媽媽一直在包容他、支援他，後來還遇到了一位包容他的校長，主人公也因此想要成為一名像校長一樣愛學生的老師。
楊勇被觸動了，“我覺得自己就像他一樣缺乏一個理解自己的父親。”當時，楊勇想掉眼淚，下意識地剋制了自己。但他立刻意識到自己在被性別文化影響，下一秒，他讓自己的眼淚掉了下來。
（楊勇、韋明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陳亞傑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楊許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