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第五十七章 無為而治，能取天下

【經文】以正①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②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③，而民彌貧；人多利器④，國家滋昏⑤；人多伎巧⑥，奇物⑦滋起；法令滋彰⑧，盜賊多有。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⑨，我好靜而民自正⑩，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⑪。”

【考注】

①正：合於規範的、合於法則的，引申為規則、法度。②取：治理。③忌諱：規矩、禁忌、避諱。④利器：“神器”指君權（29章），“國之利器”則指國家機器（36章），指由軍隊、法庭、監獄等構成的一整套國家刑罰政教制度。⑤滋昏：更亂。滋，更加，下同。⑥伎巧：精美奇巧的工藝品。⑦奇物：邪事，奇事，反常事，稀奇古怪的事情。⑧彰：明白，清楚。⑨化：化育。⑩正：定。⑪樸：淳樸。

【考譯】

我們看到的都是靠法度治理邦國，靠出奇用兵征伐，而“無為”才能真正治理好天下。

我怎麼知道是這樣的呢？根據這個：天下的條框約束多了，百姓就越加貧困；人君權力越大、越多，國家就越容易陷於混亂；人君越愛好奇貨珍玩，國家反常怪事就越容易發生；法令越是森嚴，觸犯法律的人必然越多。

所以聖人說：“我若‘無為’，百姓就會自我化育；我若好靜，百姓自然就會安居樂業；我不多事攪擾，百姓自然富足；我清心寡慾，百姓自然就變得淳樸。”

【導讀】

本章的主旨仍是“無為而治”的理念，老子以“四多”（“有為”）反證“無事取天下”（“無為”）的必要性，章末託聖人之言，強調“無為”的治理理念。老子認為，統治者如果能夠“無為”——好靜、無慾、無事，那麼人民就會因為受到盛德的感化，自然而然地走上正道，既生活富裕又淳樸善良。

建議結合第48、72、74三章來理解。

【辨析】“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老子認為，相對於“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無事”才能治理好天下。因為“以正治國，以奇用兵”都是“有為”，

“無為”才是更高的境界，即“無為”勝“有為”。

春秋時節亂紛紛，諸侯國對內壓榨百姓，對外相互攻伐，老子憤嫉之，認為靠法度、奇兵都不能治理好天下，唯有“無為”方可治理好天下。

本句是全章的理解難點，古今幾乎所有解老者都不加分別地、充分地肯定了“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三者，而沒有看到三者體現的是兩個不同的境界。只有王弼看到了，他說：“以道治國則國平，以正治國則奇正起也……夫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國，立闢以攻末，本不立而末淺，民無所及，故必至於奇用兵也。”顯然，王弼的“以道治國”即“無為治國”，他指出“以正治國”是“立闢（法）以攻末”，必致“以奇用兵”，但他的深入探究和批判使人們愈加看不懂了，這是因為王弼放在這裡進行批判顯得早了，老子下句才是對“以正治國”的批判。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本句承接上句，主要是針對“以正治國”進行批判，老子以四“多”來反證法度、奇兵無益，“無為”方能“取天下”的道理，體現了辯證法智慧。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忌”是不敢做，“諱”是不敢說，意思是規則、法度多了，約束禁忌就多，束縛了人們的手腳，人們謀生方式單一，導致民生窘迫。如歷史上的“重農抑商”，視工商為末業而加以限制。再如我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割資本主義尾巴”，片面強調糧食生產，限制多種經營，使人民生活貧困、國家財政窘迫。現在，政府主動為市場主體解縛，“法無禁止皆可為”，這就是破除忌諱。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人君之利器即國之利器，即國家機器（36章），指由軍隊、法庭、監獄等構成的一整套國家刑罰政教制度。人君輕易動用國家機器，包括對內高壓和對外戰爭，國家就更容易陷入混亂，所以“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36章），這是老子告誡人君尚道不尚武。第72章也有這個意思，他說：“民不畏威，則大威至”，意思是說，當百姓不再畏懼統治者的威壓時，那說明君上的威權已經運用到極限了，就會招致百姓的怨恨甚至反抗。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伎巧，奇貨珍玩；奇物，邪事、怪事。人君越愛好奇貨珍玩，國家反常怪事就越容易發生。“楚王好細腰，宮中多有餓死者”，蒲松齡小說《促織》就描寫了因上層貴族酷愛鬥蛐蛐而造成百姓的辛酸遭遇。因此，老子早就告誡統治者“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3章）“五色令人目盲”（12章），這就是警示統治者防止

玩物喪志，

杜絕淫邪怪事的發生。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法律規定越明晰，盜賊反而會越多。這聽上去不合邏輯，卻恰恰揭示了“以正治國”的弊端。法律的作用在於威懾和懲罰，這在一定程度上會減少犯罪。但另一方面，法律規定越明晰，也越激發少數人惡意尋找到法律漏洞、鑽法律空子，加上執法者的自由裁量權，就更容易導致腐敗和不公，如四川幽默諷刺大師劉師亮就曾寫對聯諷刺民國法院“有條有理，無法無天。”另外，懲罰還使違規者沒了廉恥、沒了道德負罪感，反正該罰的都罰了，我也不欠啥了，心理平衡了，還可能破罐破摔，再犯甚至加倍報復社會。儒家也有類似主張，如《論語•為政》：“道（通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可謂英雄之見略同。後邊“民不畏威”（72章）“民不畏死”（74章）也說明，良治根本不靠法，而是靠道德感化。

老子講完以上“四多”，“無為”已呼之欲出了。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

最後老子託言聖人作結，再證“不言之教”“無為而治”的正確性。無為、好靜、無事、無慾都是“無為”；“自富”是物質層面，“自化”“自正”“自樸”則是政治和精神文化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