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夏商周三代生產力落後，政治制度原始，所以社會的各個層面都比較安定，不會出現大的動亂狀況。首先在生產力方面，井田制並非西周建立以後才出現的一種土地制度，夏商周三代都各自有自己的類似於井田制的制度，並且土地是國家公有，透過周王受封給當時的貴族成立諸侯國。在那個年代，土地是唯一的財富來源，而對於這一財富來源沒有人對其歸屬問題提出異議。所有的土地都是由周王分封給各個貴族的，財產權特別明晰，也不會有很多利益糾纏，所以在經濟和政治上能夠保證長期穩定。

因為所有的利益都是與諸侯對周天子的義務為聯絡紐帶的。其中主要是血緣關係，所以沒有土地財富基礎的人一般也不會去染指政治和經濟權利，同時當時的生產力較為落後人口稀少，勞動力絕大部分都束縛在土地之上，依然無法滿足整個國家較為富裕的開支，大量的精力都放在農耕上，社會各個階層矛盾並不凸顯。然而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土地私有制盛行大家有能力開墾自己的土地，這就使得土地的所有權開始有了清晰的私人歸屬問題。甚至包括原來的公有制土地也被荒廢或者被其他貴族所佔有。這一切都是以生產力的發展為前提的，沒有充足的勞動力，這一切不會發生。而也正是有了土地私有化的問題，所以才會出現土地兼併，這也是秦統一之後為何歷代的土地問題都是重中之重。

土地問題處理好了，那麼可長治久安，如果土地兼併沒得到抑制，那麼國家的統治根基往往就會被豪門地主貴族所篡奪造成政權動盪。但同時除了一個王朝初期修養之外，王朝想要發展自身的農業和經濟必須要進行適度的私有化，因為在當時只有私有化能夠調動民眾的積極性，所以後世王朝往往是前期休養生息，中期私有化，中後期改革，末期土地兼併嚴重農民起義。而在先秦時代這並不存在，土地永遠屬於貴族，並沒有任何產權生的變更。在政治制度上先秦時期的政治制度比較鬆散，一般的周天子也只能管理周王幾內部的事務，以外的事物一般都委託給諸侯進行管理。只要定期朝貢跟隨周天子作戰就可以獲得地區的長治久安。

但是這並不利於一個王朝對外敵的反擊，西周自建立以來包括整個夏商時期，我們都長期與周邊的遊牧民族進行長期征戰。雖然最終的結果都是獲得勝利，但也確實給夏商周三代帶來沉重的負擔，尤其是在西周末年，周王朝根本無法抵抗，百族的入侵，到了東周時期，甚至國都之野都被戎狄佔領，可以說整個周王朝的統治千瘡百孔，若不是管仲改革尊王攘夷，恐怕當時已經夷夏之變了。但是建立一箇中央集權則可以有效地對外敵進行進攻和防守。漢朝蒙恬北擊匈奴，向南征服百越，以及漢朝收復河套，都只有在中央集權的情況之下才可能實現。

同時由城邦部落制轉向帝國中央制是整個人類發展文明史的趨勢，而並非中國一家獨有。畢竟在整個封建時代必須要有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才能儲存自己的長治久安。而更主要的是夏商周三代的國家存在時間之所以很長是因為那時是貴族統治，一切的政治爭端和鬥爭都是貴族集團內部的事務，無非也就是一個貴族姓氏衰落，另一個興起掌握政權而已。周王所建立的統治基礎也是以血緣貴族為基礎的，這是一種政治上的壟斷。除了有直接血緣關係的人以外，沒有其他的臣子可代替周王行使權利，諸侯也是如此。而商鞅變法以後，以軍功立爵。打破了血緣的紐帶，這使得無數帝王將相都可以擺脫血緣的束縛奪取最高權力。

政治的專有化開始被打破，不再是貴族們的遊戲，從而也導致了權力的膨脹。在春秋戰國以及之前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鳩佔鵲巢，從貴族手中奪取最高權力。即便是田氏代齊，田完也曾是陳國貴族，後被收留而已。區別只有國內貴族與外來貴族的區別。而在秦漢以後雖然本質上也要依靠地方豪族勢力建立中央政權。但是一個王朝自身的貴族代表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中央與中央，地方與地方，中央與地方貴族之間的權利爭奪戰。期間形成了各個黨派，皇帝也往往打壓另一個扶持另一個，從而也造成了政權的動盪。但不可否認的是秦漢以後國家的國祚雖然很短，但是對於人類和民族文明史的發展卻遙遙領先於國祚很長的夏商周三代。我們古代先民所創造出的一切精神和物質財富。後2000年佔到90%而夏商周三代佔10%不到。所以統一永遠是大勢所趨，也是人心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