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源遠流長，自成體系與特色。近代以來，隨著西方文化傳入，包括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研究在內的中國學術體系基本為西方正規化所覆蓋。西方學術體系在很多方面強化了學術研究的正規化方法，但經過百年實踐，也逐漸暴露出與中國本土研究物件“不合榫”的脫節問題。
南開大學英才教授、博士生導師寧稼雨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以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研究為例，分析用中國敘事文學本土固有故事型別研究（即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取代西方學術以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為主體研究正規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研究的基本格局是怎樣的？
寧稼雨：與西方相比，以小說、戲曲為主體的中國古代敘事文學不僅產生和成熟時間晚，在研究正規化上也形成獨特的格局和特色，集中表現在以評點式研究為主體。這種研究受中國傳統散點思維影響，有著不受拘束、有感而發的特點。其缺點則是缺乏宏大體系意識和緊密邏輯駕馭。
2020年8月，航拍江蘇崑山張浦鎮“牡丹亭”稻田藝術畫。中新社記者 泱波 攝
近代以來，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研究受西方學術正規化影響，西方的敘事文學體裁史研究和作家作品系統研究取代了中國以往的評點式研究。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以及胡適關於中國章回小說的系列考證，都反映出研究正規化由“東”向“西”轉折。縱觀一百多年來的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研究，儘管數量繁多，成績斐然，但基本格局是“西體中用”。
中新社記者：西方學術體系下的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研究利弊何在？
寧稼雨：從有利方面看，它彌補了以往評點式研究因即興、有感而發所造成的缺乏學術體系和緊密邏輯關係的不足。一百多年來，中國敘事文學研究在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方面取得巨大進步和豐碩成果，併成功實現與國際學術界的接軌與融匯，可謂功莫大焉。
但隨著研究的深入，它的弊端也逐漸浮出水面。其重要表現就是該正規化與中國敘事文學自身固有形態產生齟齬與脫節。
中國敘事文學自身固有形態的重要特徵，是以故事型別為中心，連結諸多文體、作家作品的文學集合體。以“西廂記”這個故事型別為例，張生和崔鶯鶯的愛情線索是其核心要素。圍繞這個中心，從唐代元稹《鶯鶯傳》，到金代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再到元代王實甫《西廂記》雜劇，歷代作家不但創作出諸多主流敘事文學作品，還產生數以百計以該故事型別為題材的詩詞吟詠和典故使用。
2012年，經典崑曲劇目《西廂記》在江蘇蘇州上演。中新社發 王建康 攝
面對如此諸多文體和作家作品形成的故事型別，以文體史和個案作家作品研究為基本正規化的西方研究體系顯得無法操刀下手。於是，自成體系的諸多文獻材料只能被分割到不同的文體和作家作品研究中：小說史關注小說文體的《鶯鶯傳》，戲曲史關注作為雜劇的王實甫《西廂記》，諸宮調關注《西廂記》諸宮調，大量以西廂故事為題材和典故的詩文則歸入不同文體和作家作品研究範圍。正因為此，西廂故事型別不能從整體上得到觀照、審視和系統研究。
由此可見，脫離“中”的實際情況，完全套用、照搬“西”，無法最終解決具有中國自身特色的研究問題。
中新社記者：怎樣解決西方學術正規化給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研究造成的弊端？
寧稼雨：解決西方學術正規化弊端的基本思路，應從“西體中用”回到“中體西用”。這個“體”就是中國敘事文學自身固有形態——故事型別，即從西方正規化的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回到中國敘事文學故事型別研究這個本體上來。
雖然故事型別是“中體”，但還不能完全放棄和排除“西用”。因為就方法而言，傳統評點式研究方法仍無法解決故事型別的系統和全域性研究。需要從故事型別研究實際出發，尋找適合方法。
經過多年摸索和思考，西方民間故事研究領域的主題學方法具有參考借鑑價值。以口頭傳承為傳播渠道的民間故事，其故事形態的最大特點就是在口頭傳承過程中，因內容不確定造成的故事形態多樣性和複雜化。這一特點背後的決定槓桿，是縱向的歷史文化背景和橫向的地域文化差別。
主題學正是在全面蒐集、梳理民間故事型別的基礎上，對個案故事型別進行全方位材料採風和文化動因分析，找出各種民間故事多種形態背後的歷史文化和地域文化因素。民間故事型別與敘事文學故事型別均屬敘事文學，在內容要素和形式要素上極為相似，在個案故事型別的形態上都有“同一故事多種演繹形態”的特點。這些共性，是主題學用於中國古代敘事文學故事型別研究的重要學理基礎。
2018年10月，美國女媧故事代表團來到河北省石家莊市藁城區耿村，與該村的孩子們進行故事交流。中新社記者 翟羽佳 攝
參照借鑑西方主題學方法，我思考構建出克服西方研究正規化弊端、針對中國敘事文學故事型別形態的研究方法——中國敘事文化學。其基本程式步驟包括：第一，摸索梳理中國古代敘事文學故事型別的底數與類別；第二，選擇其中有研究價值的故事型別進行地毯式、竭澤而漁式文獻挖掘（不分文體和載體，沒有任何門檻限制）；第三，對該故事型別相關文獻進行閱讀爬梳，找出該故事型別在縱向歷時發展和橫向地域傳播過程中的形態異同；第四，分析總結形成該故事型別所有形態異同變化的內在歷史文化和文學動因。
中國敘事文化學的方法，雖在思路上參照借鑑了西方主題學，但其物件為中國敘事文學故事型別，構成鮮明的中國主體特徵。同時，其文獻材料蒐集工作的竭澤而漁理念與方法，也源於中國乾嘉學派考據學。而對故事型別形態異同作歷史文化與文學動因分析，又兼具中國和西方歷史文化研究方法的共同特徵。因此，這一方法比較符合“中體西用”格局。
中新社記者 杜洋 攝
中新社記者：以故事型別研究為主的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對於中國學術由“西”回到“東”有何借鑑意義？
寧稼雨：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研究領域中出現西方學術正規化與中國研究物件的脫節與“不合榫”，不是一個孤立現象。由於歷史原因，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到現在，中國學術界的方法正規化基本來自西方。這些來自西方的方法正規化，在改變以往中國學術缺乏學科整體規劃和縝密邏輯貫通方面曾起到重要作用，但不同學科內西方學術正規化與其研究物件之間的齟齬脫節也不是個別問題。
馮友蘭先生在撰寫《中國哲學史》時表示，中國本無“哲學”一詞，現在受西方學術文化體系影響，也要撰寫哲學史。於是便按照西方哲學史的體系框架和板塊模式，從中國曆代典籍中遴選出符合西方哲學史框架板塊的材料，進行組織陳述。這樣的哲學史便是典型的“西體中用”模式。其價值是彌補了中國沒有全面反映歷代哲學思想、貫通曆史的哲學史缺憾，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除了那些符合西方哲學史框架的材料外，還有很多遺漏的材料。這些材料與中國曆代思想史有何關係？它們與入選材料一起構成的中國思想史格局又是什麼？這些都是思想史領域“中”“西”體用關係中值得思考和摸索的重要問題，事關中國學術體系主體復歸。
鑑於此，目前迫切需要把各學科領域對這個問題的認識統一，上升到重新思考和定位整個中國學術主體性，進而將其作為文化自信的一個重要方面來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