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雍正和乾隆這一對父子皇帝，在分別執政的時間裡，執政的理念可謂是天壤之別，原因是，一個要拼命的存錢，一個卻可以無節制的花錢。

拋開執政理念和手法的不同，兩人畢竟都是皇帝，在權術的應用上，還是大同小異的。

在古代的封建王朝中，一直都有“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或“恩出於上”這樣表達皇權絕對權威性的俗語，雍正和乾隆對這一套自然也玩得熟透。

兩位皇帝都曾用假意處以死刑，然後故作大度的開恩釋放這種手段嚇唬官員，試圖以此得到官員的感恩戴德。

但手段相同，結果卻不同。

雍正執政時期，以直隸總督李紱為首的科道官員們，陸續站出來彈劾被他們看成是“身任封疆，有意蹂踐讀書人”的河南總督田文鏡。

在這次官員之間的政治鬥爭中，雍正支援了田文鏡這位親信下屬。

根據《雍正起居注》中的記載，他以“固結黨援，肆行欺罔”的罪名狠狠地打擊了李紱一派的官員。

並且，在雍正五年和雍正七年時，兩次宣判了李紱的死罪，其中一次，甚至都已經把李紱押到了法場上，隨時準備處死。

但雍正並沒有想真正殺死李紱，只不過想先處以死刑嚇唬他，然後開恩釋放，以此來換得李紱的妥協。

不過，雍正失算了，李紱在刀都架到脖子上了，還寧願被殺，也不願意妥協，《國朝名臣言行錄》中記載：

兩次決囚，命縛公（指李紱）與蔡珽同至菜市，兩手反接，刀置頸間，問：“此時知田文鏡好否？公奏：“臣愚，雖死不知田文鏡好處”。

李紱的強硬態度擠兌得也想強硬的雍正毫無辦法，於是“乃宣旨赦還，仍囚獄中”。

後來，去抄李紱家的侍衛連其貪腐的證據都沒有找出來，雍正關都關不住他了，只能把李紱放出來，貶他去當了個修書的官。

若干年後，乾隆十八年，雍正的繼承人乾隆也同樣搞了這一套。

當年，乾隆因河道貪腐案，要殺江蘇銅山同知李敦、守備張賓，卻故意把辦事不利，包庇下屬的河道總督高斌也判了死刑，然後一起綁縛法場。

年已七十的高斌當時就被嚇得屁滾尿流，好在，乾隆沒想殺他，只是想嚇唬他，在臨刑前，赦免了他的死罪，還讓他繼續擔任河道總督，戴罪立功。

結果是，高斌對乾隆感恩戴德，此後，不顧年高體衰，堅持戰鬥在治河第一線，兩年後，直接累死在工地上。

乾隆的策略毫無疑問成功了，一收一放之間，把高斌的忠心程度從甘心效勞變成了誓死效勞。

同樣的假處死，真赦免，為何乾隆能成功？雍正卻失敗？

主要是李紱和高斌兩人的身份不同。

李紱是科舉進士出身，還是讀書人領袖級別的官員，他不是代表一個人，而是代表一整個群體，底氣自然就足。

且讀書人的固執和尊嚴，也讓他對自己認為對的事能堅持到底，死沒準還能換到好名聲，所以，能逼得雍正變相妥協。

而高斌雖然有個顯貴的身份，即乾隆妃子慧賢皇貴妃的父親，但其本人是內務府包衣出身，給抬籍進了鑲黃旗，相當於是皇家的奴才。

這個身份的生殺予奪，根本不需要走什麼正規程式，也不需要顧忌輿論壓力，完全是皇帝一言而決。

奴才的服從性也讓高斌沒有如李紱那樣的底氣跟乾隆頂嘴，反而在乾隆赦免他後，一驚一喜之間，能獲得乾隆期待的效果。

因此，雖然雍正和乾隆用了同樣的手段來震懾臣子，卻因臣子身份的不同，骨氣的不同，出現了相反的結果。

參考文獻：《清史稿》《雍正起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