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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這一詞最早在周朝時出現於《尚書》、《周易》當中，《書立政》：“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以相我國家”，不過此處的“國家”所代表的含義跟如今“國家”的含義並不完全相同。
在中國傳統思想裡，國家代表著朝廷、中央政府以及國土甚至是國民的概念，在不同語境下，國家代表的含義也就不相同，往往具有多重含義，然而自鴉片戰爭以來，隨著西方文化的流入，國人對“國家”這一詞的認知也有了新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在梁啟超的著作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作為中國近代國家思想最早的探索者，梁啟超思想中的“國家”在歷經三個階段後，也有了不同的含義，這三個階段則分別是戊戌時期、赴日時期以及1903年前後，本文從梁啟超具體環境當中，來揭曉梁啟超“國家”概念的演變，從而對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複雜的關係有所認知。
梁啟超最早對於國家的認知還是來自於中國的傳統典籍，在梁啟超的著作當中，第一次提起“國家”這一概念是在1896年，他在《變法通議 論不變法之害》中，第一次提起了“國家”這一詞，他引用了孟子的“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又曰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又曰能治其國家，誰敢悔之”。
在此文中，梁啟超大量引用了“國家”一詞，“夫國家之設學，欲養人才以共天下，而其上才者僅如此，次下者乃如彼，此必非朝廷做人之初意也”，這句話梁啟超是用來批評同文館以及廣方言館不能培養西方人才。
在梁啟超其它文章當中，“國家”一詞也屢見不鮮，如在《萃報敘》中，梁啟超如是說“啟超居常想念，宜有如而立非吳亞夫奇而立非吳司報者出，盡叢集報，借其精華，汰其糟粕，以餉天下。天下識時務知四國之士，其必有增益，而國家亦有所賴”。
那麼在梁啟超這些早期文章中，他所說的“國家”是什麼含義呢？主要有以下幾點：
1。清朝廷，梁啟超曾在文中提到“國家亦嘗歲拔帑百數十萬以修道，然中飽吏胥，因循粉飾，日擲黃金於虛化”，這裡的國家就是指清政府。
2。泛指各個時期的朝廷，“古者學校，皆國家所立，教師皆朝廷所用”，又如“漢後得天下者，皆為馬上，至其人才盛衰，則恆視國家所立之標準，或善或不善以為差”。
3。國土和國民的統稱，梁啟超在戊戌變法時期說“查經制常科已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會同禮部議準頒行，伏乞皇上憂恤國家，哀憐多土”。
4。相對於地方政府的中央政府，如梁啟超在文中所述“東西各國之有報也，國家以之代憲令，官府以之代條誥”。
梁啟超在文章中大量地使用“國家”這一詞彙，他所想要表達的含義卻不只是一個，既可以指代朝廷，也可以包括人民和國土等在內的統一體，或者是指中央政府，由此看來，梁啟超早期“國家”的概念，依舊沒有脫離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國家”含義。
也是在此時，梁啟超在西方政權的啟發下已經提出了“民權”等主張，不過這裡的“民權”跟西方的“民主”差距較大，梁啟超的民權是“各盡其聰明才力之所及，行其分內所得行之事”所謂分內所得行之事，梁啟超認為國人都有救國的責任，無論是官員還是普通百姓，都應該在自己的崗位上盡救國之力。
因此可以看出，梁啟超的民權，實則就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另一種說法，或者說民權被賦予了這種含義。
梁啟超在傳統思想下認識“國家”的含義，但他對國家的認知也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變化，中西方對於“國家”這一概念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國傳統思想裡“國家”一詞所代表的皆是中國為中心的天下，或者是中國的政府、國土及國民，但伴隨著西方的入侵，“國家”一詞的實體也開始有了西方國家，這是梁啟超在著作中對“國家”一詞概念最明顯的變化。
他說：“然今日泰西各國，磨牙吮血，伺於吾旁者，勢不能不變法，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這裡的國家已經開始代表中國和他國，因為中西方對峙過程中，梁啟超思想失敗之原因，將中國和西方國家作為一個整體的“國家”來分析原因，重新賦予了國家的內涵。
梁啟超認為中國之所以戰敗，是因為西方勝在能“群”，而中國則敗於“獨”，“以群術治群，群乃成，以獨術治群，群乃敗”，“以獨術與群術相遇，其亡可翹足而待也。彼泰西群術之善直百年以來嫣耳，耳其勃興業若此”。
這裡的群術就是梁啟超後來所說的“合群之術”，這裡的合群就是國民的結合體，君、臣、官、土、農、工、商、兵等萬物合一為合群，梁啟超也稱其為國，他以合群為中心思想，重新定義了國家的概念，也在合群思想的影響下，創辦保國會、時務報以及知新報等活動，主要就是為了推動國家的變革，至此梁啟超認為的國家，已經從中國傳統思想裡的自在統一體逐漸演變為相對於西方各國的自覺統一體。
梁啟超在日本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梁啟超為了避難逃往日本，學習日本文化，讀日本書籍，也因此廣泛接觸到了西方的政治學說，梁啟超思想歷經日本之後有很大的變化，特別是從“國家”一詞來看，其思想已經明顯不同以往。
1898年11月，梁啟超在《清議報》中呼籲中國人繼承譚嗣同的遺志。他說“我支那數千年來，義狹之風久絕，國家只有易性之事，而無革政之事，士民之中，未聞有因國政而以身犧牲者，自譚君後，其必有仁人志士，前赴後繼，以扶國家之危難，安知二十世紀之支那，必不如十九世紀之英俄德法日本奧義乎哉”。
清議報
梁啟超在此文中的“國家”很顯然已經不單單指自內而發的“中國”，而是與西方列強對峙的中國，此時梁啟超身處日本，在中國之外反而更能夠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只是一個相對於他國的統一體，在梁啟超著作中，此時的他已經能夠把國民、國土以及政府分開來，而不再是將國家與朝廷政府混在一起。
梁啟超認為朝廷是國家的代表，土地、人民以及政府則是國家的組成部分，在《少年中國說》中，梁啟超第一次詳細地給“國家”下了定義：
“夫國也者，何物業？有土地、有人民、以居於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權，有服從，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該定義已經和傳統文化裡的“國家”大有不同，詳細來說，梁啟超的國家有以下幾種含義：
晚年梁啟超
國家屬於國民擁有，“民之者，國土之主也”，這一點在今天看來似乎沒有什麼難理解，可在古代，中國只有朝廷沒有國家，朝廷和國家的不同就是，朝廷以天下為私有財產，而國家則是公民共有的財產，這一思想的進步，可以說是一次質的突破。其次，梁啟超認為國民才是國家的主人，國民有立法、立政以及司法權，主權歸所有國民擁有。
梁啟超回到中國後，才意識到了民眾的力量，他對“國家”概念重新定義之後，得到了民眾大力支援，此時他才知道，想要改革，不一定要從上而下改革，發動民眾，自下而上影響整個國家，才是最有效的辦法，由此，梁啟超放棄了以清政府為主導的政治改革思想，開始了從國民著手，自下而上的救亡運動。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梁啟超積極從事“新民”活動，創辦無數期刊，目的就是為了啟發明智，魯迅等人也是在梁啟超的影響下，才明白救國的根本在於救民眾之思想，梁啟超的一腔熱血激發了無數知識分子的責任感，紛紛投入到救國運動之中，不過也因此，梁啟超和康有為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康有為始終想要保障皇權，可梁啟超的思想早已經比康有為進步，多次批評保教的主張，並支援革命，和孫中山一起密謀革命大業。
1903年是梁啟超對“國家”的概念重新闡釋：第一，“人者固非可孤立生存於世界也，必有群然後人格能立”，突出了個人對國家的依賴性。
第二，他認為國家的目的要高於國民的目的，國家權力高於個人及社會權力。
第三，強調法制，將法制作為維持國家秩序的保障。
梁啟超兒女
而這一次思想的轉變，也讓梁啟超對改革有了新的看法，他放棄了自下而上的民主革命，轉而支援君主立憲的思想，併為之行動，在《新民叢報》中大力宣傳立憲的思想，創辦《政論》開展立憲運動。
新民叢報
此時，梁啟超不再支援革命，並批評革命的行為，從梁啟超對“國家”概念的認識，也可以看出此時的他不再支援民主，而是支援國權，他的變化之所以突然大改變，跟1903年的政治環境有關，他認為民主不能救國，只有君主立憲才能治國。
簡而言之，梁啟超起初對“國家”的認識來自傳統典籍，未出國前，他對國家的認知也沒有超過傳統典籍的範疇，在西方對中國入侵加劇之後，中國成為了與西方國家相對立的實體意義開始凸顯，梁啟超在西方學說的影響下，對國家的認知從“合群”思想轉變為“以國民為主體”，最後又轉向“國家團體觀”的過程，從梁啟超對“國家”概念的演變，也可以看出他對民權、民主以及國權的認知過程，也是梁啟超運用西方知識來對中國政治的迴應，正是有像梁啟超這樣無數的探索者，我們最終才找到了合適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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