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兩個有趣的故事
要理解這個世界的“勢利”，我們先來讀兩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關於小說家史蒂芬·金。
史蒂芬·金是美國家喻戶曉的小說家，他的眾多作品都被好萊塢搬上過大銀幕，比如《肖申克的救贖》、《閃靈》、《綠裡奇蹟》。
然而大眾不甚瞭解的是，除了作品之外，他還做過一件極為有趣的事：
1970年代，當時美國的小說出版界有一個傳統，認為一位作家如果在短時間之內出版多部作品會損害作家的品牌和銷量。
因此他們居然會有一些在今天看來非常奇葩的不成文規則：
比如史蒂芬·金的出版社就和他商定：
一年只能出版一部作品
，然而史蒂芬·金是一位多產的天才，七八十年代又正逢他創作的高峰，創作慾望洶湧澎湃。
如何突破這個一年一部的規則呢？
作家天生的想象力讓史蒂芬·金決定：讓規則見鬼去吧！
但他的應對之策並非公開挑戰，而是給自己取了一個另外的筆名——理查德·巴赫曼（Richard Bachman）
1977年，替身“理查德·巴赫曼”出版了第一部作品《Rage》
史蒂芬金對這個替身的細節做的很到位，他還在書的封底給巴赫曼拍了一張照片，而這個照片物件的真實身份是他出版人的保險經紀人。
甚至他還給“理查德·巴赫曼”寫了一段極為傳奇的個人介紹——
理查德·巴赫曼，出生於紐約，曾在海岸警衛隊任職四年，隨後又在商人海軍陸戰隊工作了十年，退役後在新罕布什爾州中部的農村定居下來，在那裡經營著一家中型奶牛場，晚上寫作。
史蒂芬·金出神入化的微操沒有讓任何人發現可疑之處，於是，在接下來7年裡時間裡，他用這個事實上並不存在的名字發表了四部小說。
然而，和風靡一時、金光閃閃的“史蒂芬·金”這個名字相比，“理查德·巴赫曼”是一個沒有任何知名度的新晉作者。
沒有任何意外，這四本書上市四年銷量非常慘淡。
故事並沒有到此結束。
1985年，華盛頓一位名為Steve Brown的書店店員發現了理查德·巴赫曼的寫作風格和史蒂芬·金非常相似。
於是他公佈了這個猜想並舉出了很多證據，兩個月之後，面對這些非常細緻的證據，史蒂芬·金終於承認了巴赫曼的真實身份正是自己。
1986年，史蒂芬·金重新用自己的名字出版了“理查德*巴赫曼”的這些書。
神奇的事情毫不意外地發生了——
理查德·巴赫曼過去的書賣得最好的一本也不過才賣了2。8萬本，但作者換成史蒂芬·金之後，這些改頭換面的書總銷量超過300萬本。
完全相同的書，如此懸殊的銷量。
多麼“勢利”的人類！
無獨有偶，英國著名作家JK羅琳也做過幾乎同樣的事情：
在寫作完《哈利波特》系列之後，她用兩年的時間寫完了一本新型別的小說——《杜鵑在呼喚》
但她並沒有用自己的真實的名字出版，而署了一個並不存在的名字——羅伯特·加爾佈雷思（Robert Galbraith）。
這本書於2013年在倫敦出版，出版後三個月內僅賣出1400本。
然而當2014年7月《星期日泰晤士報》發現羅伯特·加爾佈雷思其實就是JK羅琳的時候，這本書的在亞馬遜上的銷量排名從4709名火速竄升到了第3名。
變化就是這麼明顯。
二、人類的“勢利”是寫在基因裡的
沒錯，人類從來就是這樣勢利！
人類的勢利的本質在於“標籤化”看問題，而“標籤化”看問題其實是從效率的角度出發理性的選擇——
在原始時代，我們的祖先把“老虎”打上“危險”的標籤，遇到老虎，人類不會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比如先看看這隻老虎花紋有沒有異常、有沒有牙齒，有沒有攻擊性，然後再決定逃跑。
可能會有這種人，但這種人很顯然沒有留下後代，而那種看到老虎馬上想到危險的然後跑掉的“標籤式”看問題的人類生存了下來，我們都是第二種人類的後代。
所以，“勢利”其實是寫在人類基因裡的。
非常有意思的一個觀察是：一個小孩，即便只有三歲，他就已經具備了一種能力——判斷一個房間裡誰是主導者的能力。
看，勢利真的是刻在人類基因中的。
我們還能觀察到另一個有趣的現象——
當我們使用“勢利”這個詞的時候，我們通常是去形容一個人，而很少把它用來形容一個組織，我們幾乎從來不會說一個公司勢利、一個國家勢利。
一家VC在一創業公司的天使輪判斷它可能沒有前景，決定不投資它。
然而兩年過去，發現這家不被看到的創業公司竟然飛速發展，資料及其漂亮，這時候它依然會非常主動毫不猶豫地繼續丟擲橄欖枝，甚至領投下一輪融資。
如果從人的角度看，這是典型的勢利，但這就是風險投資圈每天都在上演的橋段。
作為一家投資機構，天使輪的不投資到下一輪的領投都是在各自時間點的理性行為，沒有人會將這種行為稱之為“勢利”。
一家電影院在決定排片的時候最初會根據導演名氣、演員名氣、宣傳力度等因素進行排片，通常大片排得很滿，相對小眾的電影則排片很少。
但只要上線一小段時間，電影院的排片就會根據上座率和人氣來進行排片，一旦某個小眾電影引爆市場，電影院幾乎是以閃電的速度提升之後的排片率。
……
看到了嗎？
當一個公司“勢利”的時候，我們把它稱之為“理性決策”；當一個國家“勢利”的時候，我們將它稱之為“戰略選擇”
其實，“勢利”在數學上還可以用機率論中著名的貝葉斯公式來表達，即根據條件的變化修正最後機率的結果。
所以，我想說：
我們必須看到人類社會“勢利”的另一面，必須認識到它本身就是我們這個世界執行法則的一部分。
它無法被改變，它刻在人類與生俱來的基因裡。
三、網際網路讓人類更“勢利”了嗎？
OK，接下來的一個問題是——
互
聯網是讓人類更加“勢利”還是沒那麼“勢利”了？
在我看來，網際網路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人類的勢利，
這裡的核心原因是網際網路摧毀了勢利中心化的媒體。
為什麼說在網際網路出現之前的電視、廣播媒體是勢利的？
我舉個例子你就明白了——
世界上粉絲最多的人是誰？
答案是——邁克爾·傑克遜
80年代，他大約擁有20億粉絲，那時候地球上每三個人當中就有一個是邁克爾傑克遜的粉絲。
他的最暢銷專輯《Thriller》狂銷1。51億張，是目前流行音樂史上第一張也是唯一一張銷量破億作品。
但我們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為什麼這個紀錄是在80年代創造？為什麼不是更早或者更晚？為什麼今天的時代不再出現這樣的巨星了？
邁克爾·傑克遜當然是偉大的，但這個問題的真實答案是——邁克爾·傑克遜生活在電視這個中心化媒體最鼎盛的時代
。
在電視之前，世界沒有媒體，即便有也是報紙這種低效的中心化媒體，而在電視之後，網際網路又把傳統的中心化媒體瓦解了。
電視臺的中心化特徵決定了它毫無疑問是勢利的：它一定會播放最受歡迎的節目，因為它一天只有24小時。
這時候的聚光燈一定只能照耀少數人，人們看到的也一定是極其有限的巨星。
時代成就了空前絕後的邁克爾·傑克遜。
而在這些巨星的背後，是無數落寞的普通創作者。
在90年，音像店總共就那麼多盒磁帶可選，你想聽小眾獨立音樂人的作品，對不起，沒有這個可能性，但網際網路時代的今天，每個人擁有了這一輩子都聽不完的曲庫。
的確，巨星影響了一代人，但這背後的另一個真相是，一代人只能選擇被他們影響！
網際網路消解了最大的勢利力量——中心化媒體。
這種“勢利”的消失讓每個人被看見的機會變多了——
今天，如果你上不了春晚，你可以去快手演小品；如果你在橫店沒有機會，你可以抖音拍短劇；如果你沒辦法上院線，你可以去試鏡網路大電影；
如果你沒辦法出書，你可以開始寫微信公眾號；如果你出不了專輯，你可以開啟攝像頭、拿起吉他開始直播；如果你的照片上不了雜誌，你可以把它發到微博和Instagram上；
感謝網際網路讓這個世界的勢利減少了一點點。
四、一個隱喻我們社會的實驗
最後，我們以一個著名的實驗結束這篇文章——
2006年2月10日，哥倫比亞大學的年輕博士生馬修·薩爾加尼克（Matthew Salganik）在鼎鼎大名的《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名為《Experimental Study of Inequality and Unpredictability in an Artificial Cultural Market》的論文。
這篇論文研究了一個重要的問題——
什麼決定了一首歌曲最終流行或不流行？
透過實驗來高度抽象這個問題難度非常大，但馬修創造性地建立了一個網站，這個網站挑選了48首不知名歌手的不知名歌曲（為了保證挑選的歌曲對實驗者而言本質上都是“新歌”）
接下來他招募了14341名對流行音樂感興趣的青少年來參與這項實驗。
實驗是這樣進行的——
將這14341名實驗者分成了9組，要求它們到這個網上試聽並根據自己的意願下載喜歡的歌曲，其中第一組僅僅讓他們看到歌曲的列表，看不到任何其他資料。
剩餘八個組則顯示每首歌曲被下載了多少次，然後實驗物件再決定下載哪些歌曲。
但注意，這裡的下載次數是指“在本組內的下載次數”，因此，每一組都是獨立的。
整個過程都是自然進行的，可以想象到，第一組的人進去之後只能隨機聽一聽然後下載，其他幾個組的人則可以先看到哪些歌曲被下載的次數更多然後再試聽決定下載哪一首歌。
很顯然，第一組對歌曲質量的判斷是獨立的，它下載排名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了這些歌的客觀質量。
而後面八個組的排名顯然會受到其他人判斷的影響。
這個實驗的結論可以簡單地概括為——
1。這八個組的排名完全不同，同時也和第一組的排名並不相同，即結果不可預測；
2。一些開始因為隨機性導致排在前面的歌曲更大機率會被排在更前面，即存在明顯的馬太效應；
3。第一組表現的好的頭部歌曲（客觀質量好）在其他八個組中大部分也排在前面，而第一組表現差的歌曲（客觀質量差）則在其他八個組中很少排在前面。
在我看來，這個實驗是現實中人類社會執行的最佳隱喻——
1。人類社會運行復雜而隨機，不平等且不可預測；
2。人類生而勢利，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會存在恆者恆強的馬太效應；
3。你是金子，大機率不會被埋沒；你是爛泥，大機率扶不上牆；
這個世界既殘酷又溫柔。
一起做金子，不做爛泥，共勉！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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