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知可以啟蒙,愚蠢無可救藥

不要去試圖說服愚蠢的人,因為愚蠢的人不接受啟蒙。

無知可以啟蒙,愚蠢無可救藥

對於善來說,愚蠢是比惡意更加危險的敵人。你可以抵抗惡意,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憑藉力量來防止它。惡意總是包含著它自身毀滅的種子,因為它總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話。

無知、愚蠢、邪惡和麻木。

然而,面對愚蠢,你根本無法防衛。要反對愚蠢,抵抗和力量都無濟於事,因為愚蠢根本不服從理性。假如事實與一己的偏見相左,那就不必相信事實;假如那些事實無法否認,那就可以把它們乾脆作為例外推開不理。

所以同惡棍相比,蠢人總是自鳴得意。而且他很容易變成危險,因為要使他揮拳出擊,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比起惡意來,愚蠢需要加倍小心才能對付。

我們不要再三努力同蠢人論理,因為那既無用又危險。

要恰當地對待愚蠢,認識它的本來面目是必不可少的。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種理智上的缺陷。

有些人智力高超,但卻是蠢人;還有些人智力低下,但絕非蠢人。作為某些特定環境的產物,我們驚訝地發現了這種情況。

我們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養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某些特定的環境下養成的,在這種環境下,人們把自己養成蠢人,或者允許別人把自己弄成蠢人。

我們還進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際或孤寂獨處的人來,在傾向於或註定要群居或交往的個人或團體當中,愚蠢要普遍得多。由此看來,愚蠢是一個社會學問題,而不是一個心理學問題。它是歷史環境對人的作用的一種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種心理副產品。

更進一步觀察就會發現:任何暴力革命,不論是政治革命或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當中造成了愚蠢的大發作。事實上,這幾乎成了心理學和社會學的一項規律。

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的愚蠢。這並不是人的某種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了阻礙或破壞。正相反,是力量的高漲已變得如此可怕,它剝奪了人的獨立判斷,人們放棄了(或多或少是無意識地放棄了)自己評價新的事態的努力。

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頑固,但我們切不可因此而誤認為他很有獨立性。人們多多少少會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談話時會感覺到,簡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談話,不可能同他進行肝膽相照的交談。同他談話時,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連串標語口號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這些東西有力地控制著他。

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矇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糟蹋。一旦他交出了自己的意志,變成了純粹的工具,就再也沒有什麼罪惡的極限是蠢人所不會到達的了,但他仍然始終不可能瞭解那是罪惡。在此有一種惡魔般地扭曲人性的危險,它會對人造成無可補救的損害。

然而,正是在這個方面,我們意識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來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贖,此外別無他法。迄今為止,企圖用理性論證去說服他,絲毫沒有用處。

在這種事態中,我們可以完全明白,為什麼試圖去發現“人民”真的在想什麼是徒勞無益的,為什麼這個問題對於負責地思考和行動的人來說也完全多餘。正如聖經所言:“對上帝的畏懼,就是智慧的開端。”

換言之,治療愚蠢的唯一辦法,是靈性上的救贖,因為唯有這樣,才能使一個人像上帝眼中負責任的人那樣生活。

不過,在對人的愚蠢的這些思考中,也有一點可慰之處。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大多數人在所有的環境中都是愚蠢的。長期起重大作用的是:專制統治者是希望從人們的愚蠢之中,而不是從人們的獨立判斷和敏銳思想之中,獲得更多的東西。

愚蠢的人不可能真正善良,因為愚蠢的人,是非、對錯不分,奉惡魔如父母,視良知如仇寇。愚蠢本身,就是一種不可救藥的惡。每年都會有幾件事、幾個時間,檢驗一個人是不是愚蠢。

平庸之惡的來源之一,便是思想匱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