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肖瑤
我們的母輩會更多將“作為一個女性，理應為家庭付出”視為金科玉律，但隨著歲月吞噬，她們當然會意識到，這種付出在自己身上，必然留下了一些傷痛與沉重的痕跡。
當一個女性反躬回首自己的人生，不論長短，她難免感受到一種剝奪。
張子楓、肖央等不同代演技咖加持，電影《我的姐姐》上映前就備受關注。某瓣一條最高贊評論概括了觀眾的一種期待：
希望這是一個姐姐可以做自己的故事，而不是另一個扶弟魔的故事。
電影直截了當地去戳中國傳統家庭裡的一個痛點：
重男輕女+二胎。
張子楓飾演的安然，是一個從小不被寵愛、因為女兒身份而不被重視的“姐姐”。海報上，既是弟弟躲在安然身後，也是安然將弟弟護在身後。
《我的姐姐》海報
姐姐穿著樸素簡單的白襯衫，一個平眉齊耳的蓋碗短髮，臉上的表情成熟、冷靜，略顯落寞。
在我童年成長的地方，這種髮型被稱作“男士頭”，指代一種利落、獨當一面，方便做事，且呈現剛性一面的髮型。
某種程度上，《我的姐姐》的確摒除了套路化的“扶弟魔模式”，導演與編劇從一種溫情路線切入去講述親情，全片同時飽脹著幾種情感，壓抑、沉重和溫情，濃度很足。
（《我的姐姐》預告片）
但看完《我的姐姐》至少半小時後，我才感受到它的後勁——像是嚥下一顆淋滿糖漿的藥。
藥物的作用，是
重新修復觀眾對親情的嗅覺，是鞏固人們體內關於親人的情感銜接。
然而，女性議題之於它，似乎僅僅是個外殼，內裡包裹著的，仍然是溫情核心、親情至上的家庭倫理。
01
弟弟，是姐姐的債嗎？
“四小花旦”之一的張子楓，這次從“妹妹”變成了“姐姐”。
張子楓一直被稱作“妹妹”，從8歲時《唐山大地震》的小方登，到17歲時《快把我哥帶走》裡面古靈精怪的妹妹，讓觀眾記住了她那張稚嫩而清爽的小圓臉和圓眼睛，也感受到了她身上跳動著的靈氣和率真。
這一次搖身變成“姐姐”，一股硬氣、不服輸溢位螢幕，就像她飾演的安然說的“命硬”。
安然發了瘋一樣地努力複習考研，努力工作，就是為了儘早離開這個地方。
安然努力考研，想要遠離現在的生活
然而，一場意外來襲，父母雙亡，只留下一個比自己年小20歲的弟弟。
姐姐與弟弟的差距不僅是年齡上的，更是親情上的。
因為是個兒子，弟弟從出生開始就享受著父母飽滿的愛，超出姐姐數倍。家庭合照上只有父母與弟弟三人。當年為了生二胎，父母甚至給姐姐偽造了殘疾證明，謊稱女兒是瘸子。
幼年安然向父母反抗
雖然在前20年，姐姐是作為獨生女長大的，
但她始終活在父母重男輕女的觀念陰影下，始終作為這個家裡的邊角料。
父母不夠格的愛，讓她過早學會了獨立，也天然生出一股對弟弟的厭惡。
那麼，面對這個陌生的、奪走父母的愛的“臭弟弟”，養，還是不養？
不養，就要揹負道德與倫理的指責，周圍所有人都在逼她“得養”；
姑媽勸說安然
養，那她自己的人生怎麼辦？
她才剛從大學畢業，打算去北京讀研究生，未來正欲起步。
弟弟從小飽受溺愛，霸道驕縱，在家裡對姐姐大喊“家裡東西都是我的，你必須聽我的”，還對著姐姐吐口水。
弟弟對姐姐吐口水
窒息，壓抑，無助，籠罩著整部電影前半段。
“重男輕女”是一個深埋社會肌底的癥結，是一個貫穿時代的痛點。
就算脫離影視，相關的社會新聞我們也屢見不止。比如女兒被父母強制撫養弟弟；比如為了給弟弟買房，向意外去世的女兒公司獅子大開口索要賠償；甚至比如，在條件較差的農村家庭，生下女兒直接丟棄……
《我的姐姐》中，安然對“兒子”身份降生到家庭中的弟弟十分羨慕
回到電影，實際上，最令我看得痛心的，不是安然一家，而是安然所在的醫院裡一個身患孕期子癇的高齡產婦。
如果堅持妊娠，便會面臨不小的生命危險，但丈夫堅持要讓妻子把孩子生下來，哪怕他們已經有了兩個女兒。
安然哭著對那個父親喊出的一句“兒子就這麼好嗎？！”
喊出了多少被輕視、被犧牲的女孩的痛。
《我的姐姐》劇照
是，從觀眾視角，安然的弟弟的確是可憐的。
相比起已經大學畢業的姐姐，他在年幼的六歲就喪失了父母，無依無靠，家裡親戚沒有一個人完全有能力撫養，小孩思念父母卻不會表達，只會哭，哭得撕心裂肺，哭疲了累了，還是隻能跟著姐姐走。
因為姐姐是他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依靠。
中國老話說親人是“打斷骨頭連著筋”，無論天涯海角天南地北，一日為親，終生為親，不論彼此間有多麼深刻的隔閡甚至是深仇，血親的力量，在國人心中堪比盤古開天。
化成灰都是親人，有時候想想挺可怕的。
就像肖央飾演的舅舅那句話：“親人，就是債。”不是他欠我，就是我欠他。
但身為女兒的姐姐，為什麼就一定是還債的那一個？
02
套娃，不是非得裝在同一個套子裡
安然的姑媽家冰櫃上擺著一副俄羅斯套娃，底盤不見了，零散的五彩娃娃一個挨一個，乖巧地佇立在時光裡。
姑媽年輕時考上了西師大俄語系，後來又打算準備去俄羅斯，卻因為家裡的弟弟生了孩子，姑媽被母親勒令回來幫弟弟帶孩子。
姑媽講述自己的經歷
經常是這樣，
家裡的一切優待都是留給弟弟的，一切犧牲都是留給姐姐的。
因此，姑媽才會從她們那上一代人的經驗出發，認為安然應該做出一個姐姐對弟弟的付出與犧牲。
姑媽和安然，作為一個家族裡兩代姐姐，她們的命運互為映象，也互相映照。
姑媽跟安然說，自己也一直都是姐姐
雖然成長於不同年代，但她們命運裡的悲劇性是相似的：都不被父母偏愛，都為了家庭放棄了一部分自我，都從小被迫學會奉獻和給予。
在姑媽那個多子女家庭，女兒的逆來順受更是理所當然。學費、上學機會留給弟弟，幫弟弟帶女兒，為了丈夫又常年操勞，大半輩子從沒為自己活過。
姑媽在癱瘓在床的丈夫病床前痛哭
由於計劃生育政策，安然從小被當作獨生子女養，但她的父母從未停止過想再要一個孩子的期待。這個獨女，不僅沒有得到公主般的疼愛，反而成為了這個家庭的累贅。
雖然政策上無法“重男輕女”，但“重男輕女”的思想已經深深長在了父母心裡，流淌在一代人的血液裡。
觀念上的東西，是時代無法輕易抹除的。
兼顧不同年代的同一個群體，讓《我的姐姐》沒有侷限於時代與個體，將“重男輕女”從一個家庭癥結拓展成了一個長期的、嵌在歷史裡的社會癥結。
導演遊曉穎一向擅長講述命運，電影將互為牽連的代際綴連成一張網，在網格里將親情細細鋪開。在其2018年執導的另一部家庭題材電影《相愛相親》中，也是透過兩代人的命運結合敘事的方式，去探討親情。
《相愛相親》截圖
透過姑媽與安然的對視與聯結，電影也呈現了兩代人的不同之處：
我們的母輩，會更多將“作為一個女性，理應為家庭付出”視為金科玉律，但隨著歲月吞噬，她們當然會意識到，這種付出在自己身上，必然留下了一些傷痛與沉重的痕跡。
當一個女性反躬回首自己的人生，不論長短，她難免感受到一種剝奪。
安然和弟弟說：“我的人生不只有你一個人啊。”
可能是來自家庭的，也可能是來自社會的，然而，當她們想要真正逃出去，脫離出來，卻發現沒那麼容易。
電影裡，安然的堅持、強硬終於感染了姑媽。
安然向姑媽表達，想要擁有自己生活。
安然對養育自己的姑媽深深鞠了一躬後，姑媽望著陽光塵粒下的套娃，默想：“套娃也不是非要裝進同一個套子裡。”
遺憾的是，整部電影的“野心”，也僅僅止步於這句輕飄飄的臺詞。
03
女性主義開頭，溫情說教滑坡
《我的姐姐》原本有個名字叫《踢皮球》，看完全片會覺得原名更有魅力，它至少涵蓋兩重含義：
其一，皮球是片中一個重要的情感道具。
弟弟愛踢球，準備領養的夫婦送給他一隻皮球；弟弟因為不滿姐姐要將自己送人，在幼兒園用皮球砸傷了同班女孩；姐姐一怒之下將皮球扎破，卻在後來深夜走回家時默默從垃圾桶撿了回來。
其二，“踢皮球”寓意弟弟就像一個沒人要的皮球被踢來踢去，姐姐更像是被家庭遺棄的守門員，被迫堅強。
父母離世後，撫養弟弟的重任就落在了安然一個人身上
將“踢皮球”改成“我的姐姐”，便將本片的第一眼吸引力打了折扣，某種程度也折射了導演的一念之差。
正因這“一念之間”，原本可以脫離傳統的姐弟敘事，通往更深刻的可能性探討，
卻差了一口氣，最終滑向規訓般的親情牌。
電影最後一幕，安然終於還是不忍心將弟弟送人，姐弟兩在草地上追逐著踢起球來，一幅欣然美好的畫面。
可真的有這麼欣然美好嗎？
獨自撫養弟弟給安然的感情生活也帶來衝擊
安然的未來問題解決了嗎？姑媽勞碌的後半生解決了嗎？她們依然要被男性家庭成員捆綁，無論感情有多深多厚，親情這根繩，無論自己怎麼努力、怎麼掙扎，都擺脫不掉嗎？
電影用一種直刺人心的親情戟，搗碎了這些本應理性看待的疑問。
最讓人難以共情的，是姐弟兩從一開始的牴觸，到突然彼此相依難以分離。
一開始姐弟倆互相牴觸
短短几個月內，姐姐對弟弟感情從陌生與恨意到愛，其實不大符合一個備受委屈的獨生女心態。
於是，電影選擇讓弟弟來承擔這份情感的轉折。
弟弟是可愛的，但這份可愛很危險，人們很難理性評價一個可愛的孩子，無論是戲外的觀眾，還是戲中的姐姐。
於是，弟弟從最開始的吐口水，到一口一個的“姐姐”，這種轉變雖生硬，卻讓人難以開口挑刺，畢竟看著大熒幕上那一聲嗲嗲的“姐姐”，心都要化了。
弟弟的一聲“姐姐”，讓姐姐心軟，也讓觀眾的心融化
這未必不屬於一種綁架式的說服。
為了呈現這種轉變，弟弟身上的很多細節也不大合理。一個6歲孩子，竟懂得在姐姐經期給她泡姜水，懂得和姐姐溝通，還會為了讓姐姐安心去北京，主動打電話要求被領養。
編劇太嫻熟、太精明瞭。
她知道何時何地安插情感爆發點，可以最精準地戳中觀眾的淚點。比如弟弟為了讓姐姐去北京，哭著對她喊“我不要你了”。
眼淚的確是一下子就下來了。
但我們都知道，這仍然屬於一種審美意義上的“親情綁架”。
全片敘事的節奏是溫柔的，它努力在用一種後天相處生成的，而不是血緣聯結的情感，讓姐姐與弟弟黏合起來，讓他們二人之間有了一種自願的惺惺相惜。
姐弟倆互相依偎
可這一層太淺了，在整體結局趨弱的籠罩下，顯得力不從心。
透過重男輕女的話題，它本來丟擲了一系列女性生存的困境，但到最後，影片卻沒有給出任何解答的可能性。
於是，既沒有講好家庭，也沒有對女性議題丟擲有力討論。
就像近年來熱議不斷的母職問題：迴歸家庭，或是保持自我？
成就自我是獨立的個人權利，但迴歸家庭，往往出於女性內心深處一種無法被輕易抹除，且不斷被渲染放大的母性。
《我的姐姐》中的弟弟說姐姐身上有媽媽的味道
母親之於孩子如此，姐姐之於弟弟亦如此。
導演和編劇絲毫不掩蓋自己對討論女性議題的渴望，同為女性的她們，也理應更能細膩、巧妙地切入女性議題。但她們過於沉迷這種柔情的力量，為了給迴歸家庭、迴歸弟弟一個合理性，便用溫柔的親情來掩飾，
但那些真正的痛點、疑點，卻被這份溫情的盲區掩蓋起來了。
既然取材於社會議題，就必須全程緊扣真實的社會痛點，哪怕提出一些更有價值、更有探討空間的問題，比如——
對於類似家庭的困局，社會可以做什麼？
除了姐姐和弟弟的組合，哥哥與弟弟呢？哥哥與妹妹呢？姐姐與妹妹呢？這種“長養幼”的倫理探討，是否還有更多可能性？
《我的姐姐》中姐姐和弟弟坐在父母墓前
就在這一兩年，因為綜藝、社會事件，“姐姐”這個詞好不容易被從家庭身份裡抽出來，揉入了更多豐富的含義：“姐姐”指那些不被外界目光與審視桎梏、大膽表達自我、盡情舒展與釋放魅力的女性。
《我的姐姐》卻將“姐姐”重新塞回了傳統家庭觀念裡的稱謂，到最後也沒有講“姐姐”與尊重、獨立等概念聯絡起來，反而強調了照顧與奉獻。
開了個好頭，走了條老路。
《我的姐姐》，實屬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