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生哲學在探討追求完善自我的理想的同時，也人為地給人加上了無數沉重的枷鎖，使本來追求完善卻變成了自我的缺陷，甚至喪失自我，儒家人生哲學又是一種外化的自我而“喪失自我”的哲學，在孔孟的時代，是一個個體獨立人格解放的時代，是“士大夫的黃金時代”，然而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短暫的一晃，隨之而來的是漫長的鐵桶般的時代。

在探討自我的實現和完善中，一步一步地強調外界的作用，同種種的社會規範的禮對人的束縛和主宰，最終使人喪失了自我。他們有治國的志向（追求功名），也有獨自保持個體人格而清淡素雅，不計功名的人。這些人都根據自己所好來實現自我。然而，他們無論根據什麼途徑達到什麼目的，實現自身價值都離不開那套修身之道。

否則就是離經叛道，天理難容，在各種不同途徑的完善自我和：實現自我之中，最終都為了達到一個儒學的主旨一聖人，聖人是儒學理想人格的化身，是完善自我和實現自我的典型。荀子是先秦儒家最後一位大師。如果說孟子是強調道德的主體意識，那麼苟子則更多地強調社會群體意識。雖然荀子從人類社會生活中找到了人類別於動物而發展的根源，是唯物的觀點，即發現了“人能群”，人是社會的群居動物。

這在當時是有著重大的意義的，但是，他在強調了社會人群的同時也就忽視了個體的“自我”。在追尋個體與群的關係時，他把一套倫理—社會的禮，加在個體之上，以服從、依附於群作為目的，個體是離不開群的，但群是由個體組成的。只有充分發展，了個體才能使群體顯示其活力。這才是正確回答了個體與群體的關係。可是荀子卻強調了群而忽視了個體。以唯物史觀看問題，這當然不是個別人的罪孽，而是歷史的必然。

因為在生產力水平還很低下的先秦時代，群的力量總比個體力量大，如果說，戰國末期苟子還只是忽視了自我，忽視了自我的道德主體，那麼到了漢代董仲舒那裡，人則完全喪失了自我。道德主體性完全失落了，董仲舒在把儒家倫理系統化理論化同時，也力圖為其找到一個根據。他在、《天人三策》中較全面地闡述了人在他的理論中的地位。董仲舒認為，天是主宰一切的意志神，人與天有著相通相感之處，他提出了“人副天數”，“天人感應”，人受天的制約，必須依天行事。

因此在天人關係中，人完全成了受主宰的被動的東西，獨立的自我變成了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自我。，人如此，君呢？君也受天主宰。不過，君是天之驕子，他代表天的意志來統治萬民，天下百姓受天子君的管制。君又成了凌駕於萬民之上的神。民在君統治下喪失了自我，成了牛馬般的“牧民”，人倫關係在這裡也成了束縛人、禁錮人的工具，這裡有一個由先秦時的自我修養的標尺變為強加於人的制約手段的不同。

因此它是一條揭示儒家倫理變化的重要線索，由於人倫關係變成了強制的手段，“三綱五常”就神聖化、法律化了，於是本來是人為了完善自我，實現自我而探求的途徑，便成了制約自我，扼殺自我的繩索。在這裡倫理也成了自我喪失的一方面。如“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就是這一方面的鮮明反映。“天、君、人倫”，這些本來是由人的意志和願望所反映出來的東西。

經過董仲舒的加工竟變成了完全凌駕於人之上壓制人的對立物。“天、君、人倫”的權威，本來是人們所賦予他們的，是為了天下萬民而創造出來的，創造他們的人都成了它們奴役的物件。人創造了它們而喪失了自身，失去了獨立完整的自我，失去了自我的意識和主宰。這難道不是人的悲劇，人的異化嗎？這種悲劇還要演下去，到了宋明時期，這沉重的僚，鑄不但沒有減輕，反而更加嚴酷。在“存天理，滅人慾”這一宋明理學總綱領的統攝下，人的意識、慾望都受制於“天理”，人的一切受“天理”支配和控制，人不是實現自我，而只是天理執行中的一個環節，儒家的理論在尋求自我實現、自我完善過程中，一代一代地走上了自我喪失、自我禁銅之中。這不僅是理論上的，而且也在現實的生活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