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不可被忽視的群體

一所鄉校的留守女童觀察（上）

不可否認，農村留守兒童屬於弱勢群體。然而，在這一群體中，留守女童卻處於更加不利的境地。

作為一個更加特殊的群體，農村留守女童始終沒有得到足夠重視：據2013年全國婦聯釋出的《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中國農村留守兒童（0～17歲）數量達到6102。55萬人，其中留守男童佔54。08%，女童佔45。92%。在學齡前和義務教育階段，家長往往將女孩留在家鄉，選擇帶男孩進城接受更好的教育、享受更好的生活條件。而在大齡兒童中，情況卻相反：家長會讓完成義務教育的女孩儘早進城打工，以補貼家庭收入，而男孩則可以繼續接受教育。

“今天的女童，明天的母親”——留守女童今天的生存與發展狀況、性別平等的實現狀態，不僅影響今天農村家庭的和諧與農村社會的秩序，還必將影響著中國下一代國民的素質和未來社會的發展。

從2014年開始，筆者在中部省份一所農村寄宿制學校——草山小學蹲點收集資料，開展留守兒童研究，試圖透過對一個班級——五年級（2）班的深度剖析，描述農村留守女童的日常生活、學習、情感，考察其社會地位、生成原因，並探索關愛策略。

衣

草山小學所在的徐坊，有8萬多人口，是農業大鎮和蔬菜基地。因農業基礎好，改革開放之初，該鎮外出務工者寡。上世紀90年代，因周邊鄉鎮的村民外出務工收入不錯，徐坊農民外出務工，在世紀之交終成熱潮。如今，當地的農田雖不似一些地方處處拋荒，但勞作隊伍中鮮見45歲以下者。

草山小學是一所寄宿制完小，服務周邊15個村莊。不論距離遠近，學生在三年級起均住校，每間宿舍6張上下鋪的床，男女生宿舍在一棟樓。校內尚無熱水供應，學生們不論春夏秋冬均用冷水洗漱（包括洗澡）。五年級共有學生98名，其中留守兒童36人（男20名，女16名）。筆者展開調研的五年級（2）班共有47名學生，其中留守兒童23名（男11名，女12名）。

祖輩監護人承擔著留守兒童的日常照料責任。留守老人一般年齡偏大，且勞動負擔較重，對於留守女童只能提供最基本的生活照料。

因為老人的精力不足，一些留守女童也能理解並無奈地忍受著生活的艱苦。徐坊處於亞熱帶季風氣候，冬季氣溫低，但在2015年冬季的五年級（2）班女生寢室裡，筆者發現4個床鋪上沒有適合過冬的被子和墊褥，而這4名女童均是留守女童。問其原因時，她們表示“反正堅持一下就放假了”“爺爺奶奶沒有送，我也沒有給他們打電話”。筆者在家訪中發現，監護人對此表示知情，但是“她說不冷，可以跟同學擠著睡，我們就沒送。家裡好多事要忙”。

在走訪中，筆者發現，有一些留守女童則因為親戚中有年齡相仿的同伴，能得到一些親戚淘汰下來的舊衣物，穿在身上還相對合身。還有些老人覺得自己“太窮，買不起新衣服”，因此不願意給留守女童購置新衣物。

來自N村的玉娟11歲，父母離異，父親在溫州打工，她和爺爺生活在一起。2015年夏季，筆者的研究助手發現她穿的衣服都比較破，有一條裙子的兩邊還開了線，雖然沿著縫隙別了幾枚別針，但仍露出了腰上的肉。玉娟表示，爺爺忙著打牌和種地，並不知道自己的裙子開線了，“別針是我弄上去的。”即使提起這事，爺爺也不會給自己買新衣服，因為“他覺得新衣服太貴了”。

相對而言，非留守女童的衣物要更乾淨和得體。如父母均在家的詩蔓，11歲，不僅面板總是顯得很白淨，衣服也時尚可愛，並且扎頭髮的橡皮筋非常乾淨。

對於留守女童而言，在父母中的一方（尤其是母親）或雙方回來後，能夠得到更加精細周到的照料。來自P村的聞琴12歲，家裡只有年近八旬的奶奶照顧她。“爸爸媽媽在家的時候會給我買新衣服，奶奶就不會。奶奶年紀很大了，只給我做飯，和她在一起生活，我變得都像個男孩子了”。

除了父母不在家、留守老人精力不足、經濟狀況不濟等原因導致的留守女童衣著上低於其他人之外，在一些家庭中，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的留守女童和留守男童在衣著上也有著顯著的不同。

來自D村的蓮蓮，11歲，父母離異，與哥哥跟著爺爺奶奶一起生活。2015年的整個冬天，她的穿著幾乎都是一樣的：一件肥大的紅棉襖和秋褲。用其他女孩的話來說，“那件衣服又髒又舊，一看就是老人穿的”。她穿上秋褲後露出腳踝和半截小腿，腳上穿著一雙絲襪和夏季的布鞋。當筆者去家訪時，她依然穿著那身衣服，唯一不同的是，腳上穿著哥哥穿舊了的帶泥的男士運動鞋。站在身旁的哥哥則穿著長度合適、乾淨整潔的運動棉襖和牛仔褲，以及較新且較乾淨的運動鞋。

蓮蓮偷偷地說：“爺爺奶奶對哥哥更好，會給他買衣服，但是不會給我買。”很怕奶奶的蓮蓮不敢跟奶奶說，因為“她會罵我”。這樣的個案並非孤例，也並非僅僅表現在穿著上。

食

每週一，幾乎所有的學生都會從家裡帶菜。從家裡帶來的菜中學生的喜歡程度依次為：切片烤鴨、煎雞蛋、瓶裝橄欖菜、臘腸/肉、辣醬、蘿蔔乾和雪裡蕻醃菜。大部分留守兒童都會帶蘿蔔乾和雪裡蕻，因為其原材料“便宜又好弄”。當他們饞了的時候，也會“求著爺爺奶奶到鎮上買好吃的鹹菜”。

在大多數祖輩監護人看來，“能吃飽”就已經是他們為留守兒童提供的最好的照料，也“不會對不起孩子的爸爸媽媽”。

“吃什麼”，除了家庭經濟的原因，也可以發現兒童在家庭中的地位安排。就女童而言，不泛有性別的因素。每個星期蓮蓮的奶奶都會給哥哥做幾個煎雞蛋，蓮蓮則沒有份。寄居在外婆家的羽希也抱怨外婆“每次分吃東西的時候，表哥的都比我多”。

飲食中的性別不平等，在佳芸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12歲的佳芸和11歲的佳明是堂姐弟，他們跟著70多歲的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

一天晚上，他倆在學校食堂一起吃飯。佳芸捧著一碗白飯，上面鋪著一點蘿蔔乾；佳明的碗裡則盛著一份土豆絲，還有幾片臘腸——這是佳明爸爸讓爺爺去徐坊買的。在草山小學的學生心裡，從鎮上買東西帶回來是一件非常值得驕傲的事情。後來，筆者發現佳芸每週帶來的都是蘿蔔乾，佳明有時候會帶來炒瘦肉、臘腸等。

佳明表示：爺爺奶奶對自己更好。奶奶經常帶自己去買很貴的衣服鞋子，不給佳芸買。奶奶還會買了零食偷偷地給自己吃。

這種差別對待，佳芸並不生氣。“這是應該的呀。女孩子長大了總要嫁人，就像潑出去的水一樣。我媽媽說傳宗接代還得靠男人，所以對我弟弟好一點。”佳明也非常清楚其中的原因：農村重男輕女吧。女的讀書讀得再好也是別人家的。大人們天天都這樣說。

不同的食物象徵著兒童在家庭中的不同地位，而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竟然只是因為性別不同。而這除了導致心理方面的壓抑和不公，更帶來身體健康和成長髮育方面的直接不公。

勞動

家庭勞動分日常的家務勞動和農活兒兩類，而農活兒又分為日常時節與農忙時節。父母外出必然帶來家庭勞動力的減少，但農活兒負擔並不會相應地減少。

除了極少數留守老人年齡太大、身體吃不消或者田地太少而選擇不種地，田間勞動大多數由留守在家的成年人早出晚歸地承擔著。幾乎所有的男女留守兒童均表示除了在農忙的時候幫一點忙，平時在家不用做農活兒。

監護人的這一安排，有的出於心疼孫輩的考慮，有的出於對孩子能力的不信任考慮，有的擔心家務勞動分散孩子精力。

當地的水稻收割有兩季，那時不管是留守男童還是留守女童，都會或多或少地參與到農忙中來。

留守女童農忙時農活兒負擔的輕重主要取決於三個因素：一是是否尋求外力幫助；二是外出家庭成員是否會返鄉承擔農活兒負擔；三是留守女童本人的年齡和體格。總體而言，留守女童承擔的農活兒較少且較輕。但也有參與過農忙勞動的留守女童表示“很累”，“在田裡要從早忙到晚，沒時間做作業”。

不論是留守女童還是非留守女童，都要承擔平時的家務勞動，不同的是，非留守女童們“只需要掃掃地，洗洗碗”。父母的外出務工，自然地就增加了留守女童的家務勞動量。如果監護人不能盡到家庭照料的責任時，家務活兒便幾乎全部落到留守女童身上。

在一些隔代家庭中，留守兒童的家務勞動負擔有著明顯的性別差異。以佳芸姐弟為例。每當放假時，爺爺奶奶去田裡幹活兒，佳芸幾乎包乾了所有家務活兒：把家裡的雞趕出去，把牛牽到山上去吃草，放牛回來後掃地、打水。如果爺爺奶奶中午回來晚了，佳芸還得負責燒飯，“爺爺奶奶不會讓弟弟們做家務”。

蓮蓮的哥哥比她大4歲，已經讀初中了，但蓮蓮的家務勞動量遠比哥哥多。每個星期天都是蓮蓮最忙的日子，因為星期天她和哥哥都要洗澡換衣服，奶奶讓蓮蓮去洗兄妹二人換下來的衣服。每次，蓮蓮要把井水搖上來，洗上一兩個小時的衣服，哥哥則在一旁舒舒服服地躺著看電視。

不論是家長還是監護人，大都認為留守女童承擔更多的家務勞動是天經地義的事。在他們眼裡，這非但不是性別歧視，反而是“為她們的將來好”“女孩子不勤快傳出去醜，會被人笑”“不會做事以後嫁都嫁不出去”。

留守女童大多意識到了自己在家庭勞動分工中的壓抑地位，對此心態各異。少部分認為理所當然——在當地農村，幾乎所有的家庭都是女性操持家務，男性即使是閒著也不會在家務活兒上“搭把手”。大部分則對此表示一種感恩回饋式的理解。另有一小部分留守女童雖然感覺到非常不公平但無可奈何地必須接受。也有少數留守女童並不會承擔家務勞動。如子璇的奶奶反映，子璇性子烈，讓她做家務，會生很大的氣，爺爺奶奶都有些怕。

親情

留守家庭的遠距離聯絡方式主要是電話，寫信、發簡訊等交流方式比例很低。電話交流的頻率為一週一兩次，少數家長給孩子打電話的頻率低到一個月甚至幾個月才打一次。

留守女童們很少主動給父母打電話，主要原因有“打電話太貴”“不知道爸爸媽媽的電話號碼”“想打，但不知道說什麼”等。父母打電話回來聊得最多的是學習，其餘的很少說，而且主要集中在叮囑 “要注意身體，生病了會影響學習”“聽爺爺奶奶的話”；至於別的，如飲食、衣著和心理，則不多過問，問多了可能傷和氣。

有些留守女童在與父母電話交流時，顯得早熟懂事，“爺爺奶奶讓我多說些開心的事情，少說不開心的事情”，尤其是她們認識到父母工作的辛勞時，更是選擇報喜不報憂，將不愉快和委屈埋藏在心。另一些留守女童沒有向父母傾吐情感則出於顧慮，“爺爺奶奶冤枉了我，我就想告訴爸爸媽媽”，但害怕爺爺奶奶批評指責，“這樣就對我更不好了。”“有次媽媽給我打電話，我說著說著就哭了，媽媽也哭了。奶奶趕緊上來奪走電話，說媽媽‘你幹什麼非要惹到她哭’。”

多數留守女童接到父母打來的電話時非常開心，表現得很樂意交流。但也有例外，週末筆者來到亞麗家時，剛好她的媽媽打來電話，整個過程持續五六分鐘，亞麗自始至終並沒有喊一聲“媽媽”，偶爾擠出“嗯”“好”的字眼，一句完整的話都沒有說，結束時也是直接掛掉電話，沒有說“再見”。

也有的留守女童表示，爸爸媽媽打電話回來並非完全是出於對自己的關心。一位留守女童的弟弟和爸爸媽媽在深圳工作、生活的時候，爸爸媽媽不怎麼給她打電話，“一年最多一兩次”，每次返鄉也從來不給她帶禮物或玩具之類的。直到弟弟回來上學後，“他們才每個星期都給我打電話，也是弟弟接電話接得多，即使是我先接的電話，沒說上幾句他們就要跟弟弟說話。”

在農忙、春節期間，外出父母多返鄉待上一兩週，在暑期留守兒童可以進城探望父母。這段時間對於留守女童格外珍貴，她們從父母外出的第一天就盼望著父母回家的那一天，短暫地相處夠她們回味上一年。

可是，才剛剛享受到家庭團聚的溫暖，父母又要外出打工了，而分離是“最痛苦的時候”。一個留守女童表示，爸爸媽媽臨走前的那個晚上，她一直在默默流淚，枕頭都溼透了也停不下來，不敢讓爸爸媽媽聽到只好用被子捂住嘴巴。第二天早上，她早早地就醒過來，很難過，不想看著他們走，於是一直等爸爸媽媽走了才起床。

女童們只能無奈地接受父母的離開。聞琴在一篇作文中寫下了想對爸爸媽媽說的話：“每當您們帶著弟弟走時，我也好想去。記得那次我看著您們出發時，我追上來了，您卻遠遠地把我甩開了，我只能傷心地走了。我邊走邊哭，心想：你們不帶我去是因為如果我在那讀書再加上弟弟在那學習，肯定要花好多錢。”

幾乎所有留守女童都希望能考大學去城市生活，但是也有留守女童表示“城市裡的生活還不如農村”，因為父母忙於工作，無意之間忽略了培養親子感情。

有些父母意識到隔代監護的不足，儘量在行動上作出彌補，比如父母中的一方在適當時機返鄉照顧孩子。相對而言，祖輩更傾向於威權專制的教育理念和簡單粗暴的教育方式，他們簡單地認為，與孩子有語言交流、甚至只是發號施令、訓斥也看作是“聊天、談心”，而並不去想用什麼法子讓難過的孩子開心點。他們甚至認為“打罵就是管得嚴”“管得嚴對孩子好”。那些有過外出務工經歷的家長往往有著更先進的教育理念，在回鄉後往往更多地採取溝通、民主的教育方式。

總之，農村留守女童的社會地位堪稱“弱中之弱”，在衣著、飲食、家務勞動、親子溝通方面，幸福感不僅低於其他群體，甚至低於在同一個屋簷下的留守男童。這種平淡無奇、習以為常的壓抑的日常生活狀態，其實是家庭與社群對於農村留守女童的地位安排，持續不斷地被灌輸的“重男輕女”思想甚至讓留守女童內化於心並外化於行。

（應調研物件要求，文中涉及的地名、校名、人名均為化名）

（作者為江西省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戚務念 來源：中國青年報

【編輯：陳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