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熱映這幾天，科幻作家陳楸帆一直關注著網路評論，五星鐵粉和一星黑子之間的罵戰，演變為黨同伐異的網路暴力行為，很多人藉助電影闡釋自己的觀念並無限放大：“每個人都努力證明自己是對的，對方是錯的，無法接納不同的觀點，爭得你死我活。”

電影票房奔著40億一騎絕塵，原著作者劉慈欣遭受著一輪猛烈攻擊。一場十年前，發生在他和科學史學者江曉原之間對談被挖了出來，劉慈欣在對談中所流露的立場被認為是印證他“社會達爾文”和“法西斯”思想的有力證據。

對談激烈時，劉慈欣指著女主持人和江曉原提出假設：“假如人類世界只剩下你我她，三人攜帶人類文明的一切，咱倆必須吃了她才能生存下去，你吃嗎”。江曉原說：“我不吃”。

劉慈欣進而提出：“宇宙的全部文明集中在他們手上……不吃的話，文明就湮滅了。現在不選擇人性，將來人性才有可能得到重新萌發。”江曉原認為，吃人就丟失了人性：“一個丟失了人性的人類……還有什麼拯救的必要？”

江曉原注意到，十年前和十年後，網路輿論情形完全不同，如今支援他的聲音佔了上風。“以十年為一個單位，使用者的情緒真的變了。科學主義在２００７年還能征服一些人，但今天人們意識到，為了生存而吃人，這樣的事情是沒道理的。”劉慈欣是科學主義者，在科學主義者眼中，科學是人類的目的，相信科學能夠解決一切問題。

這場科學主義與反科學主義兩種思潮之間的論辯，最後被簡化成“吃，還是不吃”的問題被廣泛傳播，相當一部分人對劉慈欣的言論反感。陳楸帆認為，這場論辯中的一些觀念被過度闡釋了：“科幻小說中，作者常會藉助一些極端化的情境去推測人性或者社會的變化，比如在末日情境下，吃掉一個人讓文明延續是科幻作品中比較常見的思維模式。

在《流浪地球》中，劉慈欣寫道，極端情境已不需要人文與藝術，在另一部小說《詩云》裡，又將人類文明的最後生機寄託於文學。陳楸帆認為，在劉慈欣的小說裡，科學主義和反科學主義同時存在：“大劉的作品裡極端化場景很多，這也是他作品的特點，也是他如此受歡迎的重要元素。但每個作者都是複雜的，大劉的言行與作品有時會有相互矛盾、互相沖突的地方，但這並不妨礙他是偉大的作家，他的作品是偉大的作品。”

對原著的反叛

江曉原向第一財經分析，劉慈欣在創作中比較偏愛三種設定：“宇宙級別的災變；人類在極端情境下，萬眾一心的奮鬥和犧牲；政府的高度計劃性，在全世界範圍內集權。”在影片中，這些設定都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但也有很多片段違背原著精神，比如吳京飾演的宇航員背叛聯合政府指令，犧牲空間站和自己，攜帶人類文明的結晶衝向木星，博地球一個未來。因為：“沒有人類的文明，還有什麼意義。”這是在原著中不存在，也不會發生的情形。

電影自始至終都以希望為註腳，最後開啟了一段熱血而光明的宇宙征途，而原著基調暗黑，人類面臨災變時，生存狀態、情感倫理、道德邊界都開始發生變化，結局更是悲壯與絕望的開端。

江曉原說：“想象2500年的流浪，一顆沒有太陽的行星要如何生存，外面是絕對零度，失去大氣層保護，人在地底下活著，沒有陽光，沒有植物，沒有動物，整個生態系統會慢慢死掉，資源慢慢耗盡。”

《流浪地球》避開了劉慈欣原著中那些容易冒犯普通觀眾的冷酷理性，這讓電影看上去更加樂觀，更加穩妥，同時更套路化，成為一部非劉慈欣書粉、非科幻迷都能更輕鬆接受的娛樂大片。

一方面，它所呈現的恢弘的視覺奇觀令人震撼，另一方面，人物塑造扁平化、功能化、臺詞生硬、剪輯失控、表演水準等問題導致不少觀眾難以代入劇情。

在1月21日《流浪地球》首映禮之後，陳楸帆興奮地寫下：“終於有了真正屬於中國人自己的科幻商業大片，以中國人所熟悉的情感結構與審美方式去講述一個關於科技、時空、文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故事。”

無論是地面到空間站的長鏡頭交代空間關係和世界觀，將原作想象具象化的氣魄，還是將木星和鯨魚這樣的宏觀和微觀並置處理所帶來的審美體驗，都讓他感到振奮。

二刷之後，陳楸帆決定將評價調整至7至7。5分。

他坦言，影片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基於時間、預算有限，照顧大眾市場而進行創作上的妥協等等，多少會有許多遺憾，但並不妨礙他覺得《流浪地球》是一部佳作：“中國之前從未邁出過這一步，它邁出這一步，並且邁得紮實漂亮。”

江曉原也給電影《流浪地球》打出一個極高分數：“如果放在國產科幻電影的維度，我會給９。６分；放在世界科幻電影範疇，我會給８分。”

但他發現，這幾天的影評很奇怪，兩極分化，很難找到當中的部分：“要麼認為非常好，要麼就使勁黑它。”

他看到，“中國英雄拯救地球”的設定讓很多人感到不舒服。“聯合政府官員講法語，同事是俄羅斯人，幾乎沒有美國人什麼事。電影主創似乎故意讓美國顯得沒有存在感，當然體現了某種對美國的蔑視，但是電影沒有承載過多國際政治的功能，沒有必要把各國都平衡一遍。”

在江曉原看來，《流浪地球》和《戰狼２》的成功路徑也不具備相似性：“看到中國人拯救世界這件事能讓多少人興奮，我不知道，我已經算很願意看見這種內容的人，但我的興奮點不在這裡。看見中國英雄拯救人類就難受，這種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上升到意識形態的批評是惡意且沒有根據的。”

對中國科幻、電影產業的認知差異以及審美習慣、立場觀念的不同，造成輿論的最終撕裂和不斷升級的罵戰。

“極端爭議像一面鏡子，照出當下的社會狀況，其實不存在共識。”陳楸帆說。但像他或是江曉原這樣長期觀察中國科幻發展的學者或是科幻創作者，都樂於看到《流浪地球》的誕生。

在中國科幻百年曆程中，歷經艱難與波折。江曉原一直期盼著著中國科幻元年的到來，在《江曉原科幻電影指南》中，他寫道：“中國科幻元年，只能由一部成功的本土科幻大片開啟。“電影，這種體量龐大的文化產品才有可能影響到更廣泛的受眾，吸引他們走進科幻世界。

劉慈欣憑藉三體摘得國際科幻大獎雨果獎之後，中國科幻元年在2016年成為熱詞，國產科幻電影立項超過歷史總和。“它成為某些電影公司的噱頭，但沒有一部擔得起名頭的作品被創作出來。元年喊了很多年，變成了一個笑話。”陳楸帆說。

科幻的文化根基

清末民初，梁啟超、魯迅等人將科幻引入了中國人的視野，在當時的政治、歷史劇變時代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02年，梁啟超寫下《新中國未來記》表達他對未來的理想。次年，魯迅翻譯了法國作家儒勒·凡爾納的兩部小說《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

但在五四運動之後，科幻小說突然煙消雲散。學者王德威曾提出過他的猜測：“在國難當頭，感時憂國的大前提之下，沒有時間沒有精力來幻想另外一個可能或不可能的空間了。”

八十年代初期，作家葉永烈創作的《小靈通漫遊未來》成為有史以來最暢銷的科幻小說，在1983年，科幻電影被定義為“精神汙染”而遭遇重創，葉永烈轉行寫起了人物傳記。

創刊於1979年的《科幻世界》成為嚮往宇宙的讀者的精神家園，迄今已有40年曆史。劉慈欣的《流浪地球》、《三體》等作品最早就是在這本雜誌上釋出和連載。

和陳楸帆一樣，很多科幻作家也都受到這本雜誌的影響，他們閱讀、創作，投稿，但也有很多人中途“下車”。陳楸帆說：“很多《科幻世界》的讀者和作者，上學的時候會寫，成家立業之後就沒有時間和功夫了，這東西沒辦法養家餬口，他就下車了，甚至也不看科幻小說了。”

在獲得雨果獎之後，劉慈欣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們的社會不喜歡科幻迷這樣的人，如果你喜歡科幻，就顯得你這個人很幼稚……如果你都40多歲了還喜歡科幻，而且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其中，就會給人很不好的印象，他們會覺得你和別人格格不入，你不是一個正常人。”

近些年，科幻文學仍有被矮化為科普讀物的傾向，或成為玄幻、奇幻作品的外衣，被認為是“低端”文學。

劉慈欣小說的魅力征服了許多成人讀者，但仍然逃脫不了被收錄進兒童科幻叢書的命運，《三體》英文版的國內釋出會是在一個童書展上，《三體：死神永生》還曾獲得兒童文學獎。

不但“幼稚”，科幻小說銷路淒涼。比起其他型別文學，科幻一直邊緣，從未進入過主流讀者的視野。

陳楸帆告訴第一財經，中國寫科幻的人口基數很少：“兩三百號水平線上的作者，大部分都是兼職寫作的狀態，靠稿費沒有辦法維持生計，能夠賣出影視版權的作者不超過50人，全職創作科幻作品的人，可能不到十人。”

劉慈欣曾經告訴江曉原，在《三體》之前，沒有一部科幻小說的銷量超過8000冊。作為科幻作家的劉慈欣，也沒能想到中國科幻電影在今天的局面，早早將《三體》影視改編權賣給遊族影業，《三體》電影專案在2016年之後停滯，讓書粉和科幻迷感到幻滅。

相比於美國成熟的科幻產業和漫長的發展歷程，科幻在中國長期以來被認為是舶來品，沒有生長的文化根基。吳京在一次訪談中提及中國拍不出科幻片的原因是“不相信”。

陳楸帆認為，這種說法聽上去自大，卻不無道理：“從晚清開始引進科幻的知識分子，想用這些東西啟蒙國民的科學精神，但直到今天，還有很多大行其道的偽科學騙局，更讓人認為中國沒有科幻的土壤，很多人覺得，中國人喜歡背過身去看歷史，喜歡玄幻、宮鬥，喜歡解構歷史而不去思考未來，只能低頭看路，不能仰望星空。”

另一方面，太多爛片被炮製出來，導致人們對電影工業水平不信任。陳楸帆曾作為科幻編劇接觸過一些科幻電影專案，他認為中國遲遲沒有拍出好的科幻大片，不是技術或者資金的問題，而是太多人投機取巧，以急功近利的方式賺快錢，蹭IP，對科幻電影沒有基本的敬畏和尊重：“像郭帆這樣踏踏實實、破釜沉舟去做一件事兒的人太少，很多時候做開拓性的工作，需要兼具必敗的信念，必勝的投入，才能夠把它做成。”

從這個層面而言，《流浪地球》雖然距離經典尚有較長距離，但意義特殊。江曉原認為，《流浪地球》足夠承擔開啟科幻元年這一角色：“何謂成功，就是商業上的成功，票房好就是證明它是成功的，表明大部分中國觀眾願意接受。”商業成功的好處顯而易見，更多人關注科幻，進而資金跟進，相輔相成：“未來才有可能出現比《流浪地球》更好的作品，我們樂見其成，不必憂心忡忡。”

陳楸帆覺得，《流浪地球》擔得起開創的名頭，但“元年”的提法值得商榷：“不可能用一部作品來定義元年，它一定伴隨著一批作品湧現，它是一個持續的歷史階段。如果一部電影成功之後，第二部遲遲不來，元年就會顯得可笑。”

他認為對待這樣的電影，更應該以理性態度面對：“我們可以指出它的不足，幫助創作者更好地改進，而一些評論刻意扭曲創作者本意，上綱上線，不是健康的批評生態。”

做好科幻型別片

陳楸帆判斷，科幻將會是未來十年、二十年最重要的型別，依據是文化產業的政策向著更有技術含量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題傾斜，而不是宮鬥穿越，或者是玄幻修仙這樣的傳統型別；此外還有電影產業升級的需求，中國電影工業要擺脫手工作坊式的低水平、高消耗的運作模式，必須要透過重工業、高整合的科幻型別片來倒逼產業升級。

在網際網路時代成長起來的年輕受眾群對科幻接受程度很高，他們想要尋找和消費具有文化認同感的產品：“中國原創科幻，不管是電影、電視，還是遊戲、動漫，它提供了這樣面向未來、面向科技、面向宇宙的精神消費。”

從這個角度而言，《流浪地球》是一個不錯的開端，主創可以把這些經驗分享給影視圈裡有志於做科幻片的人，幫助大家少走彎路。它證明重工業硬科幻電影在市場上有很大空間，不必過度擔憂它的市場風險而畏手畏腳：“接下來會有很多資本、資源傾斜，很多專案會進行開發，但並不代表做出好專案的難度會因此減小。”

中國科幻電影尚在型別摸索的階段，從創作端到生產端都和成熟的美國科幻產業體量有相當差距。“作者基數、寫作質量和美國都差了一兩個數量級。美國一年可能有上千種原創科幻小說，有幫助大家提升寫作水平的創意課程，中國科幻小說作者單打獨鬥，沒有系統性的寫作訓練，甚至有些只看過科幻小說，沒有看過其他文學。”陳楸帆說。

1968年，斯坦利·庫布里克拍出了經典科幻《2001太空漫遊》，經典又成就了無數經典，雷德利·斯科特的《銀翼殺手》、《異形》在中國擁有一大批粉絲。《流浪地球》中的很多橋段在一些觀眾看來似曾相識，對《星際穿越》《地心引力》《後天》的模仿與借鑑被認為都是缺乏想象力和創新思維的表現。

陳楸帆認為，中國原創科幻多大程度擺脫對西方的模仿，走出自己的路，需要一段時間摸索：“首先得把型別做紮實了，再談創新和實驗。”

近年來，漫威、DC出品的幻想電影商業成功，續集電影接二連三，全球範圍內原創科幻式微。《降臨》《湮滅》《機械姬》等中小成本電影在思想層面探索，並沒有真正能夠引爆市場的作品誕生，類似《駭客帝國》這樣兼具思想性同時轟動市場的科幻電影，已經成為難以逾越的高峰。

中國能否誕生一部藝術與商業雙贏的科幻電影？江曉原顯得比較樂觀：“我們有過《三體》這樣的創意，要相信相人的創造力的無限性。”

陳楸帆告訴第一財經，這些年一直是“流量擔當”劉慈欣帶著後面的科幻作家“奔小康”，他集中著人們對中國科幻的幾乎全部理解和認識：“沒有他，其他人更不可能擁有現在的關注度和資源。”從找不到出版社出版到主流出版社都願意支援科幻小說，科幻作家的日子漸漸有了起色，在劉慈欣、韓松、王晉康三座大神之後，年輕一代也開始嶄露頭角，陳楸帆開了個人工作室，代表作《荒潮》有了不錯的英文劇本，最近也在尋求好萊塢以及中國影視公司的合作，在剛剛出版的新書《人生演算法》中，他嘗試與AI共同創作，繼續思考人與科技的關係。

電影能夠延長人三倍的生命，而科幻電影的時空尺度是浩瀚宇宙與星辰大海，經此一役，將會有更多人闖入科幻世界的疆土。陳楸帆說：“科幻能夠引導人抽離日常，更加哲學地思考人類和文明。它不僅僅是娛樂消費，而是帶有反思性質的文化消費，這可能是科幻最有價值的地方，它能夠給讓人從新的視角來反觀自身的境況，重新看待人類自己，審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