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中國陶瓷茶具藝術進入鼎盛時期。宋代汝、官、哥、鈞、定五大名窯及耀州窯、吉州窯、建窯、磁州窯等分佈全國，其釉色之純、胎質之精、造型之美也達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宋代陶瓷茶具在審美追求上講求俊巧多姿的格調、渾然天成的精神內涵與野逸質樸的精神境界。綜其美學傾向，我們不難看出，當時的民族、歷史、文化、藝術等客觀因素對它的藝術風格所形成的決定性作用。在它迷人的風采背後，閃爍著時代精神與民族文化的光輝。而另一方面，宋瓷茶具就像這一特定時代的化石，成為時代特徵和社會風貌的載體。

宋代陶瓷茶具藝術——時代的瑰寶

茶文化興於唐而盛於宋。宋代茶業和飲茶文化發展迅速，飲茶成為這一時代的風尚，並從上層的文人雅士、僧人道士普及到民間。陶瓷茶具作為茶文化的主要成分，受到了人們的普遍關注。早在唐代陸羽《茶經》 中，便有從飲茶角度來鑑賞陶瓷茶具的文字“越州瓷、嶽州瓷皆青，青則益茶，茶作白紅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紅；壽州瓷黃，茶色紫；洪州瓷⑻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到了宋代，這種茶器相互對比映襯的審美情趣不但承襲了唐的觀點，而且將它發揮到了極至，形成了自己獨樹一幟的時代特徵。當時的風尚“鬥茶”，宋人飲碾茶，注之以湯，以筅擊拂，茶水相遭，盞面上浮起一層白乳，這層白乳即幻化成各種物象：或狀若山水雲霧；或形似花鳥蟲魚；或疏星朗月；或如劈絮行太空。宋代尤尚“黑盞”，就是崇尚白茶和時興鬥茶的產物，如《大觀茶論》載：“盞色貴青黑，玉毫條達者為上，取其熬發茶采色也。”與蔡襄《茶錄》中的“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青紺黑，紋如兔毫，其坯微厚，之久熱難冷，最為要用……其青白盞，鬥試家自不用。”，這所指便是當時的飲茶風尚對陶瓷茶具鑑賞所起的影響。

宋代陶瓷茶具為了適應鬥茶的需要，除由碗改盞，由青到黑外，其它如盞託、茶壺的形制和其它色澤的茶具，都得到一定的改進。如盞託（唐時稱茶托），到宋朝時，其底部都製成了凹底，且與盞底大小完全相合，託口而起，託沿也多做花瓣形，較唐代茶托明顯更趨精巧，更適合“鬥茶”的需要。至於茶壺的造型，宋代特別是南宋時，壺式也明顯由飽滿變得瘦長，壺體紋飾也由過去常見的蓮瓣形，發展為瓜稜紋與雞頭狀的“鳳首壺”。蘇軾在《試院煎茶》 一詩中吟：“文不見今時潞公煎茶學西蜀，定州花瓷琢紅玉；我今貧病長苦飢，分無玉眢捧娥眉。”，其中“花瓷琢紅玉”所指的彩花茶瓶，與“玉眢”都是宋代定窯所燒製的。這充分描述了當時陶瓷名窯除建安黑瓷外，越窯青瓷、龍泉青瓷、河北定窯的白瓷等也都獲得較大的發展，這些與當時特定的社會風尚、時代風貌都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

紮根於民族文化根基之中的藝術生命

中國是個歷史悠久，民族文化底蘊深厚的東方大國。中國的藝術審美心理有其穩定的哲學根基，雖然在不同時期也有與當時民俗、文化相順應的變化，但就如別林斯基所說：“每一民族的民族性秘密，不在於那個民族的服裝和烹調，而在於它理解事物的方式”。 宋瓷茶具藝術與西方不同，就在於其哲學基礎的不同。西方茶具藝術追求物質第一位，講究合理的功用性，形式上的新穎和裝飾的優雅。而中國陶瓷茶具則“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追求精神至上，要求意蘊深厚，氣韻貫通。尤其是宋代的陶瓷茶具藝術端莊大方，渾然天成，古樸凝重的美學傾向，同中華民族所特具的內斂性格是緊密相關的。

在宋瓷茶具中尤其能體現渾然天成、意蘊深厚的民族審美特徵的是建盞。宋代是一個樸素而有文采的時代，建盞古拙而不失精緻，樸素雅緻的特色，是符合宋人的審美追求及當時的民俗特色的。建盞並非單調的黑色，而是在黑中有著美麗的斑紋圖案即“兔毫斑”和“鷓鴣斑”。兔毫盞與鷓鴣盞是當時建窯中的珍品。所謂兔毫斑，即是《大觀茶論》中“玉毫條達”者，它的黑釉中暗現出呈放射狀，而纖長細蜜如兔毛的條狀毫紋。這些細紋有褐黃、藍綠、淡棕或鐵鏽色，像微微閃光的金兔毫、銀兔豪，灰兔毫。而被宋元詩人多次吟唱的“鷓鴣斑”，則是瓷器釉色如鷓鴣鳥胸前白色原形的美麗斑點。兔毫盞與鷓鴣盞，是窯變所幻成的珍品，在黃庭堅的《滿庭芳》中有“纖纖棒，研膏調乳，金縷鷓鴣斑”的描寫，而梅堯臣也有“兔毛紫盞自相稱”的詩句，可見建盞在文人雅士中極受推崇。除兔毫盞與鷓鴣盞外，建窯最為巧奪天工的是天目盞。此盞用天然木葉浸水腐存脈絡為飾，故稱黑釉木葉天目盞。燒成後，紫黑光亮的淺口碗底，浮出一葉金色的脈理清晰的貝葉，此種窯變天目被譽為稀世奇珍，在不同光照下，折射出藍、紫、黃等不同的光澤。另外還有模擬夏夜星空的油滴釉，這種瓷釉在黑色底釉上佈滿銀灰色金屬光澤的圓晶點。在光亮處觀察，猶似漆黑夜空中的繁星在閃爍。上述釉色的特點都與中國民族美學思想合拍，這種渾然天成的藝術追求，與莊子著述中所表示“素樸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與“既雕即琢，復歸於樸” 的觀點是一致的。建盞的不矯揉造作的天然之美，是有其民族美學根源的。

宋代文化思想與藝術形態對宋瓷茶具的影響

宋人對茶器之“道用並重”的思想，豐富了陶瓷茶具的文化意蘊，也增添了茶器的欣賞魅力，對後世文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文人對於茶器不僅重其道與用，更重其鑑賞審美的價值。玩而賞之，是宋時文人對於茶器的主要態度，同時也將陶瓷茶具的藝術價值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宋代藝術由於上層統治階級的大力推崇而得到全面發展。宋代繪畫藝術提出“以立意為先，佈置緣飾為次”與“自在在心不在相”、“放逸傳神”等主張，同時也影響了手工藝術的審美要求。建盞以其極具自然美的釉色和野隱的氣質順應了這一時代文化藝術的要求成為珍品。而同時代的越窯青瓷，與大自然之色尤其是茶色相映，也頗具自然之神韻美趣；汝窯青瓷釉質的厚重瑩潤如玉色，與其特有的天然開片裂紋，也受到宋代文人的欣賞；還有鈞窯窯變而成的玫瑰紫釉；定窯的“紅定”白瓶也在東坡詩古中有描述，這些陶瓷茶具中樸素隱逸的藝術美感，是和時代藝術追求同步的。

而最集當時各種藝術形態於一體的，則是宜興的紫砂壺。就形式的豐富而論，宜興紫砂壺在越歐、建盞之上，不過由於宋代紫砂茶具數量極少，現在幾乎已絕世，但梅堯臣的“紫泥新品泛春華”即道出其美。北宋以後，文化中心南遷，宜興在南宋京城附近，太湖之濱，景色秀麗。許多文人畫客在遊湖品茗之餘，便參與在紫砂茶壺上題詩作畫刻銘。茶具，成了文人與茶之雅趣的媒介。書畫篆刻與紫砂藝術融會貫通於一體，“字畫隨壺傳”的特殊藝術現象便產生了。紫砂泥色沉穩，“外如紫玉，內如碧雲”，不輕浮，不媚俗，有“紫玉金砂”之稱。文人們或自己設計壺式（相傳，東坡提樑壺就是宋代大學士蘇軾的設計），或在壺上書畫，透過紫砂壺進一步傳播當時書畫藝術，紫砂壺則更直接地接受著當時文化、文學、藝術等養分地滲透。紫砂壺的美，在於壺泥、壺色、壺形、壺款、壺章、題銘、繪畫、書法、雕刻、篆刻這些綜合因素，由於將文學、書法、繪畫、篆刻諸文化藝術融合為一體，從而使紫砂茶具成為內涵深刻的綜合藝術作品，併成為宋代書畫主張的又一載體。雖然紫砂茶具不及建盞的渾然天成，卻是宋代各類藝術直接影響陶瓷茶具的有力見證。

結論

綜上所述，可以說宋代陶瓷茶具藝術是孕育在時代的溫床上，由宋代文化藝術滋養著的一朵民族藝術的鮮花。它是如此生機勃勃，又是如此博大精深，令人歎為觀止。在它“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的特徵中，蘊涵著時代、民族、文化的深入影響。宋代陶瓷茶具的時代背景，使它在形式上有別與中國其他時期的陶瓷茶具藝術，它的民族文化根基決定了它精神至上、意蘊深厚、氣韻貫通的藝術內涵與本質，而它所生存的時代的文化藝術形態，則形成了它自然質樸、簡約野逸的藝術風格。在宋代陶瓷茶具藝術中，無論是簡潔莊重的器形，或是力求自然、巧奪天工的釉色，還是樸素而氣韻生動的裝飾，無不緊扣“和”與“渾然天成”的藝術主題。它是中華民族審美標準與宋代美學情趣的統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