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社會時鐘相順，或相逆，並不重要。每個人的時鐘都是不同的。
採訪 文 | 小北
豆瓣上，一位女兒寫下母親45歲考研上岸的事，引發小組裡的很多討論。在中國傳統文化裡，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每一個年齡階段都有應該完成的事項。45歲，大眾普遍認為這個年紀應該擔憂事業和子女教育，此時重回學校，稱得上是個大膽的決定。
“什麼年齡，就應該做什麼”，這種期待在學術上稱為“社會時鐘”。學者紐加滕和黑捷斯塔德在1976年提出，“社會時鐘”一詞用於界定生命中某個階段的文化規範，以及人們所期待的社會行為。和生物鐘不同，社會時鐘主要取決於我們生活於其中的文化。我們會把社會時鐘內化，並與自己的同類進行比較，以確定我們在“預期的生命週期”中處於什麼位置。比如在中國當前的文化中，二十出頭應該上大學，二十七八應該有物件，三十歲後便應該思考成家與立業問題。
對個人而言，社會時鐘是一種生命規劃還是一種社會束縛？不按社會期待的時間表行動，逆社會時鐘而行，會導向怎樣的人生？我們圍繞讀研這個話題，與幾位大齡研究生聊了聊。關於逆社會時鐘，關於人生的規劃與錯位，關於如何掌控自己的生命節奏，請聽她們的想法和抉擇。（應受訪者要求，以下人名均為化名）
“年輕才有選擇權”是一種政治正確？
24歲的核桃，是大人眼中的“乖小孩”。
她從小到大都是按部就班，學習中取得了不錯的成績，本科畢業後順利進入研究生階段，有一個父母認可的男朋友，一切都是父母期待的樣子。儘管如此，她依然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周圍環境對年齡過分重視。
常有同學在24、25歲就感慨自己老了，好像人生一眼就能望到盡頭。一些親戚告誡她：別想著讀博了，等讀博出來你都多少歲了。還有人因為年紀比她小，而自然而然地產生一種優越感。有一次，她和同學們一起討論學業和工作規劃，一位同學說起打算再去國外讀個二碩。這位同學不知出於什麼心態，末了補充了一句：“我年紀比你們都小，我還有很多機會，我的人生還有希望。”核桃的第一反應是懵，更令她吃驚的是，其他好些同學都認可這話，感慨自己年齡大了，並感到焦慮。
那一刻核桃感到強烈的荒謬，她後來認為，可能在那樣的場景裡，大家需要一些“政治正確”的話語來讓聊天繼續。但為什麼“年輕才具備選擇的權利，年紀大就只能焦慮”會成為一種政治正確？
這不只是一種心理和文化壓力，核桃在社會上也看到越來越多的年齡“標識牌”：有些崗位不要35歲以上的人，有些科研專案不要40歲以上的人。她必須時刻督促自己：我必須在多少歲以前取得怎樣的成績，必須在多少歲以前完成多少事項，這樣我才能擠進人生的下一個階段，我的現在必須為未來鋪路。她無法改變外界的社會時鐘所帶來的年齡焦慮。
“我們的社會缺乏一種容錯機制。背後有一種對理想生活的期待：獲得體面的工作、不錯的薪水，匹配且合拍的戀人、教養孩子、有一個美好的家庭。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我們都必須去完成其中的一些事項，用完成的這件事去為另一件事打下基礎，一旦這件事沒有完成好，那另一件事也就毀了。就像有些媽媽雞娃，小學一定要選好的，要取得好成績，不然初中去不了好學校，高中去不了好學校，大學也去不了好學校，人生就毀了。”
不過，讀研究生後，她發現了另一種可能。她原以為，同學們會和自己年齡差不多，沒想到好幾個超過35歲，甚至有一位50歲的。他們穿著和大家差不多的T恤牛仔，精神狀態和適齡青年差不多，甚至更好，充滿了生命力。這些大齡研究生，有的從行業TOP的企業裡辭職，脫產讀研；有的早年拿了碩士學位，只因為對這個專業感興趣，所以又跑來讀二碩；有的想深入瞭解這個專業，並想把專業和自己從事的職業結合起來……他們對當下、未來都非常堅定，內在和外在也都非常自由。那是一種核桃羨慕的狀態。
這些同學的存在讓她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不按社會時鐘卻依然活得很好的人，人生具備多種多樣的可能性。只要她想，她可以讀很多個碩士學位，可以50歲了依然去住學生宿舍，也可以從行業TOP的企業直接辭職迴歸校園……他們對自己的人生有著很好的掌控力，能夠脫離社會時鐘的影響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核桃希望自己以後也能如此。
“紐約比加州早三個小時，但加州時間並沒有變慢”
趙又思對時間的感知，一直就比同齡人慢一拍。
高中畢業時，同學們開始考慮未來的工作方向，並據此填報志願，而趙又思的想法是，終於迎來一個大長假呀。她興高采烈地出去玩了一圈，選了個比較感興趣的專業，便算完成任務。大學畢業後，同學都開始思考讀研還是工作，並快速做出決定，而趙又思還是沒想清楚，半年之後她才去找了一份與工作相關的工作。二十五六歲時，同齡人慢慢步入婚姻，她卻仍在思索未來的人生該是怎樣，並在26歲這一年決定去讀研。
“說不焦慮是假的，周圍的人結婚生子，好像生命都有了定下來的船錨，而我還在四處漂浮，尋找自己的歸處。”
在本科畢業後的好幾年裡，趙又思都在隨波逐流：因為與專業相關而投遞某份工作，因為朋友說某地好而前往某個城市（畢業4年，她換了3個城市），她很少停下來想想，自己到底要什麼。她列了一個想做的事情的清單，讀研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她對研究生生活有一些很美好的想象：認識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可以聊一些形而上的話題，重回校園環境……
而且，申請港澳臺的研究生，她也不用花費太多時間脫產準備考試。
不過，當她做出決定，父母立馬提出好幾個現實問題。在他們看來，已經工作5年，這時候去讀研，讀了有什麼用？趙又思不是學霸型的人才，讀研究生也不能為以後的深造鋪路，終究還是要回到職場。而職場看重的是工作的連續性，讀研顯然會打斷這種連續。另外，都27歲的年紀了，別人家的姑娘早就在考慮結婚生子，甚至已經生小孩了，只有趙又思還沒有著落，生活工作想一出是一出。父母的潛臺詞是，趙又思已經過了隨意、任性做選擇的年紀，她應該為成家立業做準備了。而且，港澳臺研究生的學費較貴，父母也不樂意出這筆錢，覺得這個學歷對未來漲工資沒用，是在打水漂。
趙又思費了好大的心力去說服父母。說起來，畢業後這五年，她也對自己有新的審視。或許是因為嘗試了多個工作，在多個城市與環境生活，她認定自己確實需要一份穩定的工作。她想在讀研結束後去考公，進入穩定的環境，尋求生活和工作的平衡，讓父母安心。
父母最終答應了資助她去讀研，而趙又思回到學校才發現，現實和預想之間，橫亙著巨大的差距。
她曾經預想會遇到一群優秀的同學，大家可以暢談學術問題，但讀研後才發現，班上大多數同學比她年紀小，看問題的視角還頗有書生氣，聊天並不愉快。同學關係也不像大學時那樣深厚，除了上課，大家忙於各自課業，很少約出來一起玩。她預期的飽含熱情的同學、友好相處的局面，並沒有出現。
同專業裡，也有和她差不多經歷、在工作四五年後回到學校的人，但她與他們的關係也並不親近。趙又思瞭解到，有位同學是懷孕後申請來讀研，兩件同樣想做的人生大事在一段時間同時完成；另一位同學是停薪留職，研究生畢業後還會回到原公司上班。趙又思和他們不一樣，她對未來感到迷茫。
除了迷茫，她最常感受到的，還有孤獨。年輕的學弟學妹們，還沒有經歷過社會的毒打，對未來抱有絕對的希望。年紀和她差不多的同學，大多已經對未來有了明確預期，心中充滿陽光，讀研只是人生的一箇中轉站。只有她，對未來感到強烈的不確定。
學習本身也讓她有些後悔自己的決定。專業老師很負責，但她所學專業包含的課程較多，每一科的講解都是淺嘗輒止，趙又思需要花大量的時間自學。她有時候會想：既然都是自學，那我花這麼多錢來讀研，為了什麼呢？父母的話開始在她腦中轉悠：讀研到底是為了什麼？花費了那麼多精力與時間，不見得能獲得更好的工作機會、更好的職業發展。選擇對抗社會時鐘，是不是錯了？
當然，一種反抗情緒也在她心中滋生：父母總說我做不到，那我就偏要做到讓他們看看。她想完成學業，梳理好過去、當下與未來，向著理想的未來趨近。現在的她，專注於當下，做好每一天的功課，與老師和同學談論每一個有趣的話題，為自己的未來繼續沉澱和籌劃。
她記得這樣一段話：紐約時間比加州時間早三個小時，但加州時間並沒有變慢。有人22歲就畢業了，但等了五年才找到穩定的工作。有人25歲就當上了CEO，卻在50歲去世；也有人直到50歲才當上CEO，然後活到90歲。
每個人的時鐘都是不同的，當她焦慮時，她會把這段話再看一遍，然後告訴自己：你正走在撥正自己的社會時鐘的路上，不要急，慢慢來，未來終會到達彼岸。
讀研不是目的，是達成目的的手段
謝嶠是一個主動與社會時鐘對抗的人。
和趙又思一樣，她在畢業5年之後重回學校，但在選擇回去讀碩這件事上，她比趙又思有更強的主動性和目的性。
謝嶠大三時本來應該保研，因一些突發狀況而放棄，讀研成了她心中的一道坎。畢業後她去了廣告公司，連軸轉的工作節奏讓她沒有心思再去思考讀研的問題，但在壓力大到瀕臨崩潰的時候，她會想：如果當時去讀研，現在會怎樣？會不會更好一點？謝嶠也明白，這種假設只是在面對挫折時產生的一種逃避心態。讀研不是萬靈藥，並不是讀研以後，一切都會順當起來。
在被加班壓倒、遭遇職場PUA時，她和朋友抱怨：我真的不想工作了，想回去讀研。朋友提醒她：“讀研不是目的，是達成目的的手段，你要想清楚你想要的究竟是什麼，再看讀研對這個目標有沒有幫助。”
這句話讓謝嶠記了很久，她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界定想要做的事，以及想達成的未來。她不算一個有野心的人，想要的生活只是看書與寫作，以及有時候為了找到靈感玩一些有故事性、設定有趣的遊戲。她不喜歡追時事熱點，對不感興趣的電視劇敬而遠之，也不喜歡小影片，她甚至在玩手機持續超過5小時後會自發產生“手機厭惡症”，會透過關閉流量、Wi-Fi，關機，來重新獲得生活的寧靜和平衡。
但這些辦法只在沒什麼專案的時候有點用，專案來臨時，她必須保持手機24小時開機，一有訊息提醒，她就要檢視是什麼事，避免漏看、晚回客戶訊息。她不喜歡這樣的生活。
轉折發生在她工作後的第四年。工作的間歇，謝嶠也會利用空閒接一些私單，在沒有專案的時候培養自己保持高效的工作狀態，也賺點外快。這些外快最初並不多，可能一年的錢只夠買一個包，但隨著和她合作的團隊的增加，謝嶠逐漸發現，自己私單對接的頻次和收入逐漸穩定下來，而且，因為謝嶠從不接急單，到手的往往是大專案，或多個小專案的打包，整體時間可以由自己規劃。
在計算過工作時長和工作收入之後，她辭了職，開始自由職業。用了一年時間將工作狀態梳理清楚，並獲得生活與工作的平衡後，她的腦海重新浮現讀研的想法。她對社科開始感興趣，想透過系統的學習瞭解自己所處的社會，於是申請了香港某大學的研究生。
父母小有微詞：哪有這個年紀還去讀研的？而且你現在連男朋友都沒有，讀完書又怎麼樣？對工作不會有幫助，也不能幫你建立家庭。
這種埋怨並不能阻礙謝嶠的決心。她一條一條的分析和反駁：工作？我不需要回到公司上班，現在的收入已經足以養活我了。伴侶？阻礙我談戀愛的是因為我宅，沒準去學校遇到合適的小哥哥，就在一起了呢（當然，謝嶠表示，這只是她當時在給父母畫餅）。至於學費，謝嶠早已攢夠了。總之，她想彌補當年沒有保研的遺憾。
父母擰不過她，最終還是答應了。雖然明面上扭扭捏捏，但最終還是給她打了學費。
讀研究生時，謝嶠一邊讀書，一邊和老師討論自己觀察、感受到的一些社會結構性問題，一邊繼續接私單，把時間掰成三瓣來用。得益於她自由職業者的經歷，她把每件事都按照半小時、一小時的單位來分配，寫一份paper預計時間多長，最終完成花了多少時間，如何提升速度，她會在心裡做一個覆盤。在這樣極限用時的狀態下，讀研的這一年她收穫頗大。
和她一起回到學校讀研的還有另一個同學，她向謝嶠抱怨：讀研沒有想象中那麼好，不像大學時玩得那麼開心，同學關係冷漠，對未來的裨益也不大，她有些後悔做出這個決定。
謝嶠聽著她的抱怨，沒有說話。她慶幸自己的狀態，她回想起那位職場朋友的點醒：“讀研不是目的，只是達成目的的手段”。在讀研前她想得很清楚，透過讀研到底想得到什麼，只要這個增益的目的達成，那麼讀研就是值得的。
讀研期間謝嶠也因為某次溝通而對大健康產生興趣，並較為系統地瞭解了這一領域。研究生畢業後，她收到了一份相關領域的offer，居家辦公，只在有需要的時候出差，每月的工作時長也比較固定。綜合考慮之後，她接下了這份offer，開始了新的人生階段：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接受完全不同的挑戰，而她的世界也因此拓展開來。
提起“逆社會時鐘”，謝嶠的感受是：“‘逆’給人一種特立獨行、與眾不同的感覺，有人會因為這件事很酷而去做，但是，我們不需要去做和其他人不一樣的事來證明自己的獨特性，而是要首先回到自己，想好自己的人生，確定大的人生目標和期許，然後再基於這些picture（圖景）去反推當下自己有哪些不足，再透過一些辦法去補足自己。這個補足的過程，就是找到自己的人生時鐘的過程。”
與社會時鐘相順，或相逆，並不重要。謝嶠追求的是成為自己理想中的自己，而不是大眾理想中的“值得讚賞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