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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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說理的消失

’

文|陳賽

公開羞辱的復興

20年前，我們對網際網路所懷抱的種種烏托邦式的幻想，包括全人類知識的共享、觀點和視角自由交流的市場、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友誼，到如今似乎都已漸漸轉為噩夢般的威脅，比如虛假資訊、資訊繭房、網路成癮、極端主義、仇恨言論等。

在所有這些威脅中，網暴可能以一種最為戲劇化的方式，讓我們意識到烏托邦陷落的諷刺性——

網路給你力量，也剝奪你的力量；網路給你聲音，也剝奪你的聲音。一切依境況而定。

一個青春期的無知少年，可以成為網暴事件中戰鬥力超群的施害者，談笑間輕輕鬆鬆毀掉一個陌生人的人生，並且全身而退，毫髮無傷；而一個人淪為網暴的物件，也許是真的犯下了不可饒恕的惡行，也可能只是因為一個不高明的笑話、一句政治不正確的評論。正如英國記者喬恩·羅森所言，

社交媒體時代道德制裁的問題在於，罪行的嚴重性與懲罰的野蠻性之間常常是斷裂的

。

喬恩·羅森花三年時間周遊世界，拜訪了眾多網暴事件的受害者，寫成《千夫所指：社交媒體時代的道德制裁》一書。他認為，羞恥是世界上最被低估的情感，而公開羞辱是一種威力無窮的工具。19世紀早期，這種古老的刑罰因為過於殘酷而被廢止，如今卻又在社交媒體時代得以復興。只不過，在社交媒體時代，所有的殺伐都發生在文字和圖片裡，所有的羞辱都發生在隱形的眾目睽睽之下，如果不是因為現實中的一些慘烈結局就擺在眼前，比如被網暴的尋親少年最終自殺，因為200元打賞金額而被網暴的女子跳樓⋯⋯我們甚至意識不到它的殘酷性。

在網暴事件中，我們有很多問題可以問。比如，如何定義大眾正義的邊界？網暴者的動機是什麼？他們對於陌生人如此強烈的惡意從何而來？社交媒體在其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作為“沉默的大多數”，我們在其中又扮演了什麼角色？

讓我們試著從網暴者的畫像入手，也許會有一些有趣的發現。

1．他們的現實生活與網路生活之間有著深刻的鴻溝。

本刊記者為本期專題採訪的網暴者中，我個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化名“原子”的男子：34歲，在一家網際網路大廠做工程師，上有父母，下有妻兒。週末會開車帶一家人去附近的公園玩。不加班的時候，他親自下廚給全家做飯。但就是這樣一個人，到了夜裡，會在豆瓣和小紅書，在首頁推送的女生照片下依次留言“蕩婦”“殺豬盤”，以及更多侮辱性的句子，然後滿意地關機、睡覺。為什麼一個人會呈現出兩種完全不同的面孔？僅僅是網路的匿名性賦予他們無所顧忌的嗎？

在網際網路上，網暴者們聲勢浩大，但當受害者試圖抓住他們與之對質時，他們立刻縮排“馬甲”裡，如消失一般

2．他們的行為具有某種強烈的表演性。

早在半個多世紀之前，美國社會學家歐文·高夫曼就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一書中指出，整個社會就是一個大戲院，而我們每個人就是這偌大舞臺上小小的一個表演者，我們戴上不同的面具，嘗試不同的身份，引導和控制他人對自己的印象，培養某種讓我們自我感覺良好的身份。

在《打破社交媒體稜鏡》一書中，美國社會學家克里斯·貝爾認為，社交媒體深刻地重塑了現代人構建身份和尋求社會地位的方式。首先，社交媒體給予我們極大的靈活性，呈現不同版本的自己。我們可以選擇性地分享關於自己的資訊，也可以完全保持匿名。第二，社交媒體給予我們強大的工具監控別人對自己的看法。你在社交媒體上有多少粉絲，得到多少點贊，都與你的自我價值感息息相關。那麼，這些網暴者在網路上表現出來的冷酷、狂熱和固執，是否也是一場與身份相關的表演？他們是否在這種表演中找到了某種他們在現實生活中難以渴求的歸屬感和價值感？

3．他們有很強的道德優越感。

一個人何以對自身的正義性如此深信不疑？這可能與某種黑暗的人格特質或某些慘痛的過往經歷有關。心理學家認為，每一個羞辱別人的人，都親身體驗過被羞辱的滋味，所以發自本能地用羞辱懲罰羞辱。在美國電影《致命禮物》中，傑森·貝特曼扮演一個成功人士，遇到高中時曾經欺凌過的同學。他的妻子發現後，質問他當年為什麼要折磨那個同學，他回答說：“我父親當年把我打個半死，我不也挺過來了，他為什麼不行？”

在現實生活中，道德優越感是一種很討人嫌的特質。但為什麼在社交媒體上卻似乎可以一呼百應？

按照美國心理學家莫莉·克羅凱特的說法，道德義憤的表達常常是雙向的。一個人在譴責他者的同時，也是在宣示自己的美德、智慧和忠誠。不過，在現實生活中表達道德義憤，你需要計算一下成本和收益。這種計算能力是進化賦予我們的生存本能之一。而社交媒體所做的，是將表達道德義憤的成本降低為零，而將收益調至最高——很多研究顯示，在社交媒體上，道德義憤是最能收穫點贊和分享的一種情緒。從行為主義的視角來看，長此以往，很容易形成一種心理上的正面強化，即極端者越容易走極端，時時以道德義憤搏出位。所以，克羅凱特說：“

如果道德義憤是火，那網際網路就是汽油桶。

”

但是，我們是否應該將這些強烈的道德情感交付給演算法，以及演算法背後的商業力量？

結構性的愚蠢，結構性的暴戾？

不久前，美國社會心理學者喬納森·海特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了一篇流傳極廣的封面文章，探討了為什麼本該促進交流的社交媒體，卻讓美國人陷入到無止境的爭吵之中。他認為，美國過去10年社會矛盾的激化、階級鴻溝的擴大，以及民主和共和兩黨及其擁眾之間尖銳的對立狀態，讓人們彷彿生活在巴別塔已經倒塌的廢墟之中，而社交媒體的崛起和壯大則是罪魁禍首。

他認為，關鍵的轉變發生在2009年。這一年，Facebook推出了Like按鈕，從此每個人都可以在拇指輕輕一點之間認可或者否決另一個人。Twitter在同年推出了轉發功能，一個人的憤怒與不滿可以在轉瞬之間被傳播到上千上萬的人手中。據稱，為Twitter研發出“轉推”按鈕的工程師事後曾經非常後悔，稱該功能堪比“給了4歲孩子一把上膛的武器”。

在Like按鈕之後，Facebook再一次修改了Newsfeed的演算法，開始按熱門程度——而不是按原來的時間順序——對內容進行重新排序。後來的研究顯示，網民最樂於分享的，恰恰是那些情緒激烈的內容。比如，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的一項研究表明，顯示“憤怒地反對”的帖子獲得的關注（包括點贊和分享）幾乎是Facebook上其他型別內容的兩倍

。

之後，全世界各個社交媒體互相抄襲——點贊、分享、熱搜，在隨後呼嘯而至的移動網際網路大潮中成為每一個手機的標配。再之後，主流媒體半自願半被脅迫地捲入其中，全世界的新聞議程設定隨之發生劇變。

由此，社交媒體也終於從自我展示的平臺變成一個可在全球範圍之內、可在瞬息之間，散播情緒（尤其是道德義憤）的機器。

喬納森·海特指出，在這樣的機器面前，質疑變得非常艱難。所以，社交媒體在放大極端分子的話語權的同時，也迫使大量的溫和派陷入沉默。

從大學、研究機構到行政機構的專家，哪怕掌握了足夠的證據，也會因為擔心被網暴而選擇不發聲。這是一件非常諷刺的事情——網際網路曾經自詡給予那些沒有聲音的人以聲音，但現在最安全的方法是做一個沒有聲音的人。但是，在這個複雜的世界裡，要真正理解任何一件事情，都勢必要依賴多重視角的對質和直言不諱的爭論。當質疑聲消失之後，海特悲嘆，美國整個國家陷入了“結構性的愚蠢”。

這些年，我們對於社交媒體，尤其是微博的一個直觀感受是戾氣太重，動不動就是群情激昂，各種罵戰、互撕不斷，言語中充滿謾罵與羞辱，隨時升級到對人格的攻擊與打壓。但是，這種瀰漫性的戾氣到底意味著什麼呢？按照海特的思路，我們是否也可以把它理解為一種結構性的暴戾？除了撕裂人們的政治立場之外，社交網路機器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我們進行非此即彼的道德表態，或者做一個沉默的旁觀者？就像海特分析的，當少數的極端分子佔據政治討論時，大量的溫和派閉嘴了；同樣的，在網暴事件中，當一小撮極端的“網路噴子”佔據討論空間時，對溫和派來說，退出恐怕也是不得已的最優選。

網路暴力首先是社會現象，而不只是網路現象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一直用“他們”來形容網暴者。

但這也許並不公平。

是的，我們並沒有像他們一樣，跑到別人的帖子下留下汙言穢語，去攻陷陌生人的評論區，隨意曝光他人的隱私甚至威脅他人的人身安全。

但是，在一個建立在持續的自我展示與觀察基礎之上的世界裡，被認可、被接納的渴望有多強烈，被拒絕、被排斥、被羞辱的恐懼就有多深。

我們同樣活在“後真相時代”，同樣受制於“資訊繭房”，同樣每天在情緒的過山車中起起伏伏，也同樣渴望在人前呈現自己的善良、忠誠和正義感。

在這些事關網路生存的深層心理需求方面，我們與網暴者並無本質區別。

更重要的是，真相到底是什麼？我們如何確保自己瞭解事實的真相？如果我們對這個世界的基本事實都無法達成共識，我們面對的甚至不再是同一個事實，那麼，我們如何確保道德生活的基礎是建立在對錯的判斷之上，而不是被接納/被拒絕的取捨之間？

理解邪惡的第一步，

是意識到每個人都可能作惡

在一組很有趣的實驗裡，美國心理學家羅伊·F．鮑邁斯特讓實驗物件回想別人曾經對他們做過的最糟糕的事情，描述發生了什麼、作為受害者有何感受等。然後，他再讓他們回想他們自己曾經對別人做過的最可怕的事情。

他發現，實驗物件對這兩件事情的描述是完全不同的。當你是受害者時，你視之為可怕的非正義，而且它對你的影響是長久的。但當你描述你對別人做過的壞事時，總是有各種不得已的解釋、理由。比如你是被迫的，你處在某些巨大的壓力之下，而且，事情沒有受害者說的那麼嚴重。

所以，鮑邁斯特說，理解邪惡的第一步，是意識到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作惡。

事實上，歷史上很多邪惡的事情是普通人做出來的，為了錢，為了權力，或者受傷的自尊，甚至某種看似高尚的理想主義。與其篤定地說，我絕對不會幹出這種事情，不如試試問自己，什麼情況下，我可能做出這種事情？

同樣的，網暴事件中，無論暴戾冷酷的網暴者，還是被千夫所指的受害者，他們絕大部分在現實生活中都只是普通人。而作為沉默的大多數，我們是否也應該問問自己，什麼情況下，我也可能做出這種事情？甚至，我是否已經無意中貢獻了一點“綿薄之力”，透過一次不置可否的轉發，一句幸災樂禍的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