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時代讀魯迅的《故鄉》一直有個疑惑：閏土究竟有沒有偷魯迅家的碗碟呢？文裡在寫到閏土偷碗碟時，是這樣描述的：

“我和母親也都有些惘然，於是又提起閏土來。母親說，那豆腐西施的楊二嫂，自從我家收拾行李以來，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裡，掏出十多個碗碟來，議論之後，便定說是閏土埋著的，他可以在運灰的時候，一齊搬回家裡去……”

從魯迅的敘述來看，閏土的確是“偷”了魯迅家的碗碟。可魯迅明明寫得清楚明白，我卻依舊對此滿是疑惑，有這樣的疑惑是因為：那個曾在月下刺猹的少年閏土，給過我很多美好的想象。

悲劇，是把美好撕碎給人看。閏土如果由那個純真、善良、質樸的形象，變成了虛偽、醜惡的小偷，那真就是徹頭徹尾的悲劇了。

人到中年，看過很多世事悲歡後，再重讀魯迅的《故鄉》，終於把心裡的疑惑解開了：閏土的確拿了魯迅家的碗碟，但他在碗碟上放了草木灰，這層草木灰並不是他虛偽，而是他的尊嚴和對魯迅的情義。

閏土是魯迅兒時的伴侶，他們相識在十一二歲的少年時光。初識時，魯迅是富有的周家少爺，而閏土則是隨父替周家看管祭祀器具的小幫工。

年少“無知”，閏土喚少爺魯迅“迅哥兒”，兩個年紀相仿又經歷不同的少年，總有說不完的話。閏土給魯迅帶來了一個與他平日所接觸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以至於，魯迅在聽閏土講完海邊拾貝殼、西瓜地裡鋼叉叉猹等等新奇事後，忍不住感嘆：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這許多新鮮事：海邊有如許五色的貝殼；西瓜有這樣危險的經歷，我先前單知道它在水果店裡出賣罷了。”

初識，兩個少年都無憂無慮。時光荏苒，轉眼已過了三十年，兩人再見時，竟都已是中年。他們再度重逢，卻也是註定“再難相見”：魯迅此番回故鄉，是為了變賣掉祖屋，在北京八道灣買一個大四合院。

再見，兩人的光景已截然不同：

魯迅在經歷家道中落後，又再度成了“老爺”，他自日本留學歸國後，在教育部謀了職，賣祖屋前一年他還成了作家。魯迅賣祖屋是因為發達了，他一個月的收入是當時多數人幾年也掙不來的。

閏土卻過得非常悽慘，按照母親的說法，他當時的境況是這樣的：“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魯迅自己親見的中年閏土則是：“臉上雖然刻著許多皺紋，卻全然不動，彷彿石像一般。”他的苦，已經到了無法言說的地步了。魯迅在《故鄉》裡這樣形容他再見的閏土：

“他大約只是覺得苦，卻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時，便拿起煙管來默默的吸菸了。”

可這樣的閏土卻給魯迅帶了禮物來，他給魯迅的禮物是用紙包包著的一點“自家曬在那裡的幹青豆”。

當年讀《故鄉》，讀到這一幕，並沒有太大的感觸，現在想想：少年的自己，當真是不懂人間啊！那包乾青豆，實際是閏土最珍貴的東西，它代表的也是已貧困到極致的閏土的尊嚴，和對魯迅的情誼。他嘴裡雖喊的“老爺”，而不是“迅哥兒”，但他在心底深處是把他當成“迅哥兒”的，和當年沒有分毫差別。

將這青豆給魯迅時，他還不忘說明，說：“冬天沒有什麼東西了”。已經沒什麼東西甚至吃不上飯了，卻還要拿出最珍貴的口糧給魯迅，可惜，這份情義，當時正處於興盛中的魯迅未必能讀懂。

更能說明閏土對魯迅情義的還在於：得知魯迅將要回來變賣祖屋後，知道這次見面可能是兩人最後一次見面的閏土，幾次向魯迅母親打聽魯迅回鄉的時間，而且他剛剛好在魯迅回來時，趕來了。

看文章，經常要看作者“沒寫出來的部分”，魯迅沒有寫閏土怎麼算日子，可閏土分明是算著日子來的，算著日子來見他的“迅哥兒”。

再見的魯迅和閏土，沒有敘舊，求學時讀到這裡，心裡生出無限感慨。可如今再讀，卻只覺得：閏土不敘舊，恰是他珍視那段情誼的象徵。越珍視，就越不忍提及，怕一提及，就打破了它。

相比那些和魯迅明明沒交情，卻為了在他搬家時拿點東西而套近乎，諸如說“不認識了麼？我還抱過你”的豆腐西施楊二嫂，閏土何其可貴啊！

閏土沒有敘舊，可魯迅母親懂他的苦，也懂他和迅哥兒的感情，所以主動提出：“凡是不必搬走的東西，儘可以送他，可以聽他自己去揀擇。”

魯迅母親與魯迅

這話等於開了最大的綠燈，可家裡已經揭不開鍋的閏土卻只揀好了幾件東西：“兩條長桌，四個椅子，一副香爐和燭臺，一杆抬秤，和所有草灰。”

魯迅滿以為，他要了草灰，是去沙地當肥料的，所以寫到草灰的時候，他在括號裡補充說：“我們這裡煮飯是燒稻草的，那灰，可以做沙地的肥料。”

魯迅全然不知道：閏土拿走草灰，是在幫他們處理麻煩。他知道：草灰是沒人要的，可這東西，總得有人處理，他拿走，多少是幫他最後一次處理麻煩。也因為算是處理麻煩，所以他並不急著拿走，非要等魯迅啟程的時候，再用船載去。

閏土挑揀的幾樣東西，全部是祭祀用的，當年讀到這兒，只覺得閏土是舊社會的人：都到了這份上，依舊把希望寄託在鬼神上。如今想想當時的想法，只覺得：太表面了。

如果站在閏土的角度看，他專挑祭祀用的東西，何嘗不是因為：他和魯迅初識，就是因為祭祀。所以，這些祭祀用具，多少是他拿來紀念他們的情誼。

另一方面，拿祭祀用具，而不是別的東西，也更加代表尊嚴：你看，三十年前，我就看管過你家的祭祀用具，我今天拿走幾件，也算是沒有佔你的便宜，算是理所應當。何況，我來時，還帶了自家最珍貴的青豆。

魯迅是否接收到這些訊號，實際並不重要，對於如閏土這般看重尊嚴的人來說：他自己心安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到這兒，閏土將魯迅家十幾個碗碟放在草灰下預備帶走，在閏土看來：並不算偷，一來，魯迅早說了：“凡是不必搬走的東西，儘可以送他，可以聽他自己去揀擇。”二來，他拿這些東西時，是覆在草木灰下的。

閏土在碗碟上蓋一層草灰，多少是在對自己說：我拿這幾個碗碟，是放在草灰下拿走的，我處理了草灰，拿幾個碗碟，算理所應當。

閏土把碗碟放在草木灰下，純粹是多此一舉，這多出來的一舉，表現出的是他的“心有所愧”。他明明那麼需要這些東西，卻依舊覺得自己不該拿……

所以，那層草灰，不是閏土虛偽的象徵，而是閏土的是非之心、善惡之心、羞恥之心，更是他作為亂世小民的一絲尊嚴。

可在臨走時，他的這層尊嚴，被來魯迅家“撿漏”的楊二嫂揭開了。她不僅掏出了碗碟，還“自以為有功”跑來說給魯迅母親聽，並順走了一個狗殺雞（養雞的器具）。

拿走狗殺雞時，楊二嫂飛也似的跑了，魯迅母親感嘆：“虧伊裝著這麼高低的小腳，竟跑得這樣快。”

比起豆腐西施，閏土再度顯得珍貴、可敬。

閏土的另一個可貴在於：他對尊嚴的看重，超過了常人。閏土再見魯迅時，帶了兒子水生，這個孩子完全是另一個版本的少年閏土。水生和魯迅的侄兒宏兒玩兒得很好，他們儼然是另一個魯迅和閏土。

原本，再次前來時，閏土大可以帶上水生，周家的另一個少爺不是喜歡水生嗎？可閏土偏偏沒有，他再來時，

卻只帶著一個五歲的女兒管船隻。

閏土的這個動作，說明他對自己和迅哥兒的情誼“無法繼續”，是有痛苦的，他不希望這種痛苦，在水生身上重演。不讓他們重演的方式，當然是讓他們少一些接觸，少一些感情了。

也是因為過分看重尊嚴，1934年，紹興大旱，閏土家的地裡顆粒無收，此時，逼債的、收租的都紛紛上門了。無奈之下的閏土寧可把地賣了，成了失地的農民，也不肯託人向已經大富大貴的“老爺”魯迅求助。

同樣是因為尊嚴，閏土後來因積勞成疾生了惡瘡後，明明可以向魯迅求助，以醫治好惡瘡。惡瘡是小病，只需要一點小錢就可以醫治好，這錢對魯迅來說自然算不得什麼。魯迅聽到口信，一定會出手相助。可他依舊沒有開口，他任由傷口化膿發炎，小病拖成大病，最後淒涼離世。

到這裡，我們更加能確定：閏土一直是少年時能看管周家昂貴祭祀器具的閏土，他一直保有純真、善良和自尊自愛。

可惜，真的讀懂閏土時，自己已是中年。

中年再讀閏土，也透過查閱資料得知了一個好訊息：在新時代裡，閏土的後人和魯迅的後人成了真正平等的好友了——

1956年，也就是魯迅與閏土邂逅近六七十年後，魯迅的後輩與閏土的後輩跨越時空，成了真正平等的好友了。只是，此時的“閏土”換成了水生的兒子章貴，而魯迅則換成了魯迅的兒子周海嬰。

原來，當年的周海嬰在魯迅紀念館邂逅了一個年輕的管理員，兩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歡。後來，周海嬰才得知：這個年輕管理員就是《故鄉》中水生的兒子章貴。

章貴

章貴幼年喪父、家境貧寒，曾一度靠打零工過活，可活到新中國的他，不僅分得了田地，還被安排到了培訓班學習，並透過努力成為了可以在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的作者，他後來還擔任了魯迅紀念館的副館長。

1976年，即魯迅逝世40週年之際，章貴以研究者的身份，和從事無線電工作的周海嬰一同前往了日本。行到此，魯迅後人和閏土後人在身份上終於屬於同一階層了……

閏土後人的結局，大概可以撫慰那些和我一樣為閏土的遭遇而傷感的人們吧！

人到中年，越來越覺得：讀懂魯迅，就是讀懂人性，讀懂世道人心，讀懂人情冷暖。

可人的悲哀，不也是始於此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