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講中文”一類用法是否規範，學界有不同意見。如汪化雲、肖擎柱（《漢字文化》2011年第5期）就持否定態度。但我們覺得還有繼續討論的必要。

首先，我們不能不正視“說/講中文”一類用法的普遍性。汪、肖二位十餘年前用谷歌搜尋的資料便足可證明：“說/講中文”有11590萬條，與“說/講漢語”之比約為16比1，這充分代表了網民語用選擇的傾向性。時過十餘載，這種使用狀況並無減弱，反而加強。近期搜尋，“說/講中文”絕對數增至汪、肖二位統計數字的15倍強。無論是網路，還是紙媒，此類用法都隨處可見，且有擴充套件新用法的趨勢。下面例子見於《人民日報》：

印度是家，中國是根，尋根就必須會說中文。

《光明日報》2020年1月4日刊發著名語言學家李宇明教授的《中文怎樣才能成為世界通用第二語言》。李教授筆下“中文”一詞的用法，是在上述基礎上的進一步擴充套件、衍化。既曰“語言”，當然可“說”可“講”。正文中還有多處類似用法。“說/講中文”的用法，就目前態勢說，似不是幾位語言學者說個“不”便可阻擋的。

根據王希傑的“潛顯”理論，一個語言形式既存在著已被使用的顯性用法，也可能隱含著未被使用的潛在用法。在語言中，潛義的顯性化並經由詞彙化之路成為新的義項，這是一種常態。“中文”一詞，也是這樣。“中文”這個形式，實際上隱含有“中國語文”的可能意義，根據葉聖陶對於語文的解釋，“中文”的意思便可釋為“中國的語言（口頭、書面）”。這個意義，在沒被使用之前，是潛在的，但當其在特定語境中使用開來，也便成了顯性意義。“說/講中文”中的“中文”就屬於這種用法。

“中文”一詞包含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之意，在具體語境中因上下文的制約，有可能會偏向一邊，當與“說/講”等組合時，顯現的是口頭語言之意。而在李文“中文怎樣才能成為世界通用第二語言”的表述中，卻是既指口頭，也指書面。而李文下面的表達則偏向書面：

國際上很多機場、旅遊場所和商貿中心的指示牌，都標寫有中文，中文一般列在第三行。

可見“中文”一詞，從語言內部看，本身潛存著這樣使用的理據。

再從語言外部看，推動這一用法的因素主要有二。

其一，是特定表達的需要。

儘管現代漢語（普通話）是憲法規定的國家通用語言，但“漢語”一詞最直觀的意義則是“漢族的語言”。在對外交往中，需要表達“中國的語言”的意思時，用“漢語”有時就不是十分契合，這就特別需要一個具有明顯國別語言特徵的詞來適應，“中文”的新用法便應時而生。如李文是在討論世界通用語言中我國語言地位的問題，“漢語”所給出的資訊，不如“中文”更具有國家意識。

在漢語中，“普通話”“國語”“華語”“中文”這些詞語各有其用。“普通話”是國家法定的通用語言，但這個詞在詞面上未能突顯國家內涵，用在涉外場合，其區別特徵仍不明顯。而“國語”，原本就代表國家通用語言，後為“普通話”所取代。“國語”一詞因有“國”這個語素，在代表國家語言的層面上，比“普通話”的區別特徵要明顯，但是用於涉外，同樣不能顯示“中國”這一區別特徵，因為許多國家都有國語。要說有“中國”特徵，“華語”一詞應該稱得上。這個詞在海外華人中用得比較多，在上述涉外語境中也見“說/講華語”的用例，但正如李文所言“中國國內很少有人自稱為‘華人’，而‘華語’一詞在國內也缺乏流通的必要基礎”，因而較少被國人使用。相比之下，“中文”既帶有明顯的中國標記，又在國內外具有廣泛的流通基礎，在這組詞中，便理所當然地成為首選。

其二，是同類用法的影響。

在英語中，Chinese、English、Japanese，分別都有中文、漢語，英文、英語，日文、日語的意義。“說/講中文”顯然是受到“說/講英文”“說/講日文”等類推的影響。早期多出現在外語水平較高的作者筆下，如林語堂、冰心等，也說明這一點。

“說/講中文”的用法儘管較早就已見使用，但頻率一直不高。真正普遍使用開來，是在改革開放之後。這跟我國外語教育的普及不無關係。在新時期的語言生活中，“說/講英文”“說/講日文”等不斷擴大使用人群，增加使用頻率，從而形成一種具有較大影響力的用法。在現實語言中“說英文/日文”比“說英語/日語”的頻率高得多。基於語言的類推機制，這種狀況對原先並不多用的“說/講中文”產生了強大的助推作用。就社會文化語境說，這一時期國門的開啟，對外交往的日益頻繁，再加上國家漢語國際推廣策略的強有力推行，形成了涉外語用空前繁榮的情景。這些因素在客觀上促使“說/講中文”出現廣泛、高頻、持久使用的狀況，使得這一用法日趨穩固。

由以上分析可知，“說/講中文”一類用法，有其特定的表達功能和不可替代的修辭價值，對於豐富漢語的表達系統富有積極意義，其形成也有理據可循，且已被大眾普遍接受，因而，應該充分認可其規範地位。

（本文刊於《咬文嚼字》2022年第12期《學林》欄目。）

釋出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