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時期，唐太宗對於隋煬帝的盲目排外，不以為然．其曾對侍臣說：“隋煬帝性好猜疑，痛恨胡人，改胡床為交床，改胡瓜為黃瓜，築長城以避胡，有何效益？”貞觀四年，西域各國派遣商使來朝，太宗準備親自迎接，表示重視，這時，大臣魏徵說道：“聽任外商往來，與邊民互市，就可以了，待如上賓，反而不好。”於是，太宗方止。由於有了唐朝政府的大力支援，因此，外商得以自由往來，互市互利。這也成為了唐王朝的一項對外政策。

由於商品經濟對外開放，大批的外商也不斷湧入中土。而當時外商主要彙集在以下三個地方。

一是長安。朝廷將長安劃為外商集中區。這裡的外商主要由西域絲路而來。他們有的開“酒家”，借“胡姬”陪酒賺錢；有的辦“當鋪”，當時稱“質庫”，有的建“波斯邸”賺錢發財，也就是現在所謂的放高利貸。然而更多的外商是做珠寶木材生意。

二是揚州。揚州依傍運河，成為南北交通的樞紐，商品經濟十分發達，對長安和廣州的外商有強烈的吸引力。肅宗時，有人曾率軍大掠揚州，僅大食，波斯外商就死了幾千人，可見當時揚州外商之多。

三是廣州，這裡的外商的人數最多，主要由還海上絲路而來。玄宗時，廣州江中停泊的婆羅門，波斯等外國的商船不計其數。船上“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大食國等一些國家的外商也往來如鯽，爭奪生意。傳聞，唐代廣州的外商最多時，達到十多萬人之多。

唐代的外商大多稱為“商胡”，商胡在唐代文獻中，亦稱為“賈胡”，“番商”等，而更多的稱為“番客”，主要是指大食（古代的阿拉伯帝國），波斯（今伊朗）的穆斯林商人。他們是我國回族的先民。據歷史記載，大食曾派了37批使者來唐，而個人自發來唐的更多，他們的足跡遍及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內陸沿海。

透過與外國通商，給唐王朝帶來了巨大的財富。每年的商稅，市稅收入，廣州市舶使的關稅收入，在唐王朝每年的財政收入中佔了很大的比重。不法的官吏百姓也趁機發了財。凡是在廣州做官的，“無不捆載而還”。安祿山在叛亂之前，曾利用職權，與外商合資經商，每年得“珍貨數百萬”。定州人何名遠，更在官府驛站旁開黑店，專以偷襲外商為業，最後“費財鉅萬”。而由於官吏的剝削，經常也激起外商的反抗。武則天時，就有外商刺死廣州都督路元睿，然後航海亡命。肅宗時，大食，波斯外商聯兵焚掠廣州城，廣州刺史嚇得翻牆逃走。儘管出現瞭如此多的弊病，但唐王朝都沒有改變既定的政策。這無疑是唐王朝經濟繁榮的一個重要原因。

原作者：陳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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