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葉曙明
古人判斷風水好不好，並不是以能否發財去驗證的，而是以能否出狀元去驗證的。能夠出狀元，就說明風水好。出狀元要靠好學校，好老師。因此，學校也要建在風水好的地方。
古代的學校有很多種，諸如“國子監”、“州學”、“縣學”、“鄉學”、“義學”、“社學”等，但沒有一種名稱，能像“書院”這麼典雅，讓人一看見它的名字，彷彿已聞到清幽的書香，就好像置身於一個紅棉綠瓦的院子裡，春水繞門，窗明几淨，四壁是滿滿的書籍，窗外風鈴叮叮，窗內書聲朗朗。師生之間，執經問難；同學之間，相切相磋。此情此景，是每個讀書人夢寐以求的生活。
書院歷史，可以追溯到盛唐時代，如果“精舍”亦歸入書院類，則可以上溯至兩漢時代。
但那時的書院，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學校，而是一種類似於出版社和圖書館的結合體，是修書、校書、藏書，供私人讀書的地方；或以紀念先賢謫宦形式出現。
歷史學家已經肯定，唐代開元六年（718）唐玄宗在洛陽建立的麗正書院，號稱中國第一所書院，就是一所修書機構，而不是教育機構。
廣州第一所有文字記載的書院——禺山書院，位置大約在今城隍廟西側。
嶺南早期的書院之一，北宋景德三年（1006），由英德郡守王仲達所建立的涵暉書院，到底是怎樣的規模？有沒有講學？由於歷史資料闕遺，近代學者劉伯驥推斷：“也許亦不出於書舍性質。”（《廣東書院制度》）
在歷史上，私學往往被邊緣化，戰國“塞私門”，秦代“禁私學”，都把私學排斥在官方的教育系統之外。然而，到了宋代，風移俗易，以廣州府學為發軔，辦學校的風氣，吹遍嶺南。南渡以後，更加燦然可觀，廣東全省所有州和一半以上的縣，都開辦了學校，既有官學，亦有大量私學湧現，“學在官府”的壟斷時代，從此結束。
官學與書院的功能，各有不同，清代學者吳尚友作過解釋：
《回瀾書院記》
儒學諸生與司鐸往來頗疏，或有因試事而數月不見者矣，或有路遠而終歲不得一見者矣。若夫義學（書院）萃師徒於一堂，晝有講，夜有讀，講業請益，訂期角藝，無風雨晦明之間，有賞奇析疑之樂。此義學之設，其有裨於生童，與儒學並重而不可缺也。”
也就是說，官學的師生關係，比較疏遠，平時很少見面，除了考試，有時幾個月才見一面，有些路遠的，甚至一年也見不上一面。而書院師生則經常在一起，朝有講學，夜有自讀，學生請益，老師傳授，對學童學習大有裨益。
這是一段光風霽月的年華，值得用濃墨重彩去書寫，不過，當後人回顧這段歷史時，難免會追根問底：廣州第一所書院，究竟誕生於何時何地？可惜無人可以確切回答，只能說，廣州第一所有文字記載的書院——禺山書院，誕生於南宋寧宗嘉定十七年（1224）。
禺山是廣州城裡的一座名山，與番山齊名。明末清初學者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描畫了一幅壯麗的山川圖：
會城中故有三山，其在番禺治東南一里曰番山，迤邐而北一里曰禺山，其北曰粵秀……三山之脈，自白雲蜿蜒而來，為嶺者數十，乍開乍合，至城北聳起粵秀，落為禺，又落在番。禺北番南，相引如長城勢，至珠江而止。
歷年考古，在禺山舊地發現了南越王宮署遺址、唐代大型建築遺蹟和南漢宮殿遺址。可見在古人眼中，這是全城的明堂位。據說，曾經有一位精於堪輿術的潮州人，對辨別地脈風水很有心得，因為看中廣州山水雄秀，全家搬來定居。
有一晚他夜宿越秀山上，五更時分起身望氣，只見城東蒼煙浮動，雲蒸靄靄，彌留不散。他循氣脈而行，到了禺山的舊倉巷，不禁驚歎：“滿城鬱蔥佳氣，萃於此矣。十年內必發鼎甲。”
禺山書院的位置，大約在今城隍廟西側。選擇這個地方，絕不是偶然的，反映出主辦者的慧眼；它能夠成為第一所有文字記載的書院，而且是廣州歷史上最長壽的書院，也絕不是偶然的，因為它佔了一塊風水寶地。這裡向南四百米是廣州府學，向東五百米是番禺學宮，形成廣州歷史上最早的一個文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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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王宮署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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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史籍上說，創辦禺山書院的人是方大琮。這是一個以訛傳訛的愆誤。雖然方大琮與廣州書院也有一段很深的歷史緣分，但這個時候他還沒登場。他是禺山書院開辦18年後才到廣州。
禺山書院的創辦者是梁百揆——這個名字將永垂嶺南教育史。
梁百揆，字宗盛，廣東番禺人。出生於詩禮人家，父親梁仲欽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儒者，尤精性命之學，被後人稱讚為“純儒”。梁百揆幼承庭訓，博覽經史，南宋嘉泰四年（1204）鄉試第一。嘉定十年（1217）中進士，歷任從事郎、太學錄、符璽郎、奉議大夫，在朝中以直諫敢言著稱。
嘉定十七年（1224），寧宗駕崩，丞相史彌遠發動宮廷政變，矯詔廢皇儲，立理宗。當時中原大地，處處烽火，女真人才去，蒙古人又來，鐵騎縱橫，滿目瘡痍，南宋江山，內憂外患，愁盡秋風愁秋雨。梁百揆是一位憂國憂民計程車大夫，深知歷朝掌故，廢立之爭，從來都是禍胎，他不忍見奸臣亂政，便向朝廷稱疾乞休，一巾華髮返故鄉。
那時北方兵荒馬亂，遠在五嶺以南，大海之濱的廣州，雖然保持偏安，但受到政局的影響，海上絲路式微，貿易呆滯，海盜橫行，吏治敗壞，忠良賢士對朝廷“直把杭州作汴州”的現實，既痛心疾首，又看不到出路，社會上瀰漫著一種末世感。梁百揆在廣州禺山創辦書院，聚徒講學，以期闢異端，彰聖學，振士風。
關於廣州書院的故事，由此而緩緩展開。
崔與之
明代名臣海瑞盛讚梁百揆：“當南渡時，不因官爵而變學守，唯以道德而範鄉邦，世皆以‘先生’稱之。”禺山書院一改官學“課而不教”的舊例，讓士子游息有地，請業有師。梁百揆被尊稱為“端懿先生”。這稱呼有兩重意思，一是形容梁百揆端莊純正，二是宋代理學大師程顥的兒子也叫端懿，由此可見其理學師承。
理學是被理宗皇帝欽定為唯一正統的學說，而廣州是理學南傳的重鎮之一，衣冠之氣，方開未艾，就在禺山書院開辦前後，廣州儒林還有兩件大事，值得留下一筆。
第一件大事，崔與之辭官歸裡。
崔與之，號菊坡，廣東增城人，紹熙四年（1193）殿試考中進士，成為嶺南由太學取士的第一人。他主政兩淮及四川多年，外拒金人，內立軍政，政績卓著。這一年，他奉召入京任禮部尚書，川民攀轅臥轍，哭聲動地。但崔與之並沒有入京，而是回到廣州定居，埋首學問，他的府邸“晚節堂”就在今崔府街內。
崔與之的出現，對廣州的文化學術而言，有著另闢一章的意義。當時嶺南聚集了大批理學名儒，各開書院，訓誨生徒，其中影響最大的有七人：周舜元、李用、翟傑、簡克己、陳去華、梁百揆、陳庚。其中簡克己、陳去華和梁百揆都在廣州授業。崔與之是簡克己的私淑弟子，繼承了南軒之學“以真知實踐為事功”的學術精神，他的詞章被認為是“開嶺南宋詞之始”，他所開創的“菊坡學派”，也被認為是第一個嶺南學人自成的學術流派。
第二件大事，禺山書院開辦翌年，李昴英在鄉試中式。
李昴英，字俊明，號文溪，廣東番禺人。寧宗嘉定十五年（1222），李昴英鄉試中舉。理宗寶慶二年（1226）李昴英參加臨安（杭州）春試，中第三名，成為廣東歷史上第一個探花。據說主考官本擬取他為狀元，但有人說，理宗皇帝登基才一年，應以帝王之學為重。所謂帝王之學，即《尚書》的經義，而李昴英是以研究《春秋》見長。結果，狀元最後給了專攻《尚書》的台州人王會龍，而李昴英屈居探花。
李昴英
李昴英的童年，曾居住於廣州的龍頭市（今惠福西路五仙觀附近），在海珠石慈度寺讀書。他讀的是什麼學校？是書院，還是其他學墊？史無記載，但卻記下了他與幾位同學結成“龍頭會”的雅事。
龍頭意指狀元，廣州坊間常有孩子傳唱：“河南人見面，廣州狀元見。”官府還為此在江邊築“見面亭”，以待狀元出現。結龍頭會，就是同學間互相勉勵，要魚躍龍門。龍頭會中有一位同學做夢，夢見彎長弓射大江，江水為之乾涸。
李昴英解夢說：“這夢應在一個姓張的人身上。”後來，果然張鎮孫成為廣州第一位狀元。而那年廣州城外珠江水忽然乾涸，兩岸人可以步行過江。
李昴英踏入仕途後，遷到文溪邊，築室定居（今長塘街李家巷），與禺山書院只隔一箭之地。後來人們就把他在海珠石讀書處稱為“探花臺”，又在慈度寺旁建文溪祠，祭祀這位以清操知名的吏部侍郎龍圖學士。
李昴英對文溪情有獨鍾，他號文溪，給自己的文集也取名為《文溪集》。他在官場上幾起幾落，每次罷官和退休後，都住在文溪邊。朝看潮起潮落，晚看舟來舟去，溪聲為他伴讀，清風為他翻書，浩浩落落，昂首天外，寫下了“穩駕大鵬八極，叱起五羊仙石，飛佩過丹丘”的雄壯詞章。
學術上，李昴英師從崔與之。嘉熙四年（1240），李昴英罷官歸裡，因為丁憂，在增城守父墓三年，大約在淳祐三年（1243）返回廣州。而這時梁百揆仍在禺山書院講學。儘管史籍上沒有記載兩位儒者有無來往，但深入探視他們留下的著述，當不難發現，在他們博大精深的內心世界，有太多相通之處，志同氣合，惺惺相惜，大家又住得那麼近，一起吟風嘯月，玩山游水，也不是一個不可想象的場面。
淳祐六年（1246）朝廷重新起用李昴英，他離開廣州北上，而梁百揆也在同一年逝世。冥冥之中，生死聚散，彷彿早有定數，令人扼腕欷歔。
南宋時的廣州，群儒畢集，星光璀璨。從這種空前的盛況，可以推斷，書院當不止一二之數，比如簡克己、陳去華等人都曾在廣州講學，可惜由於缺乏詳細的文字記載，那些春風桃李的故事，都已散失在歷史的長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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