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賢中，阮籍和嵇康關係親密。對於司馬政權的牴觸心理雖然相似，但二人的行為卻大相徑庭。嵇康性真、剛烈，阮籍謹言慎行。一個成為階下囚死於洛陽東市，一個成為司馬昭的座上客。

嵇康、阮籍生活的時代背景

兩人生活的年代處於魏晉交替時期，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說的就是這個時候。面對司馬氏篡權曹魏的態度，許多士人表現出不滿的社會情緒。因此，司馬氏重用王翔、何曾等人，大肆宣揚名教禮法。本來名教禮法也沒什麼，可到了司馬氏手裡，它成了迫害異己、約束社會輿論、打擊反對者的工具。

可以說，嵇康和阮籍生活的年代，是一個高壓、敏感的社會。人心各異，當權者神經敏感。作為沒有權勢的普通人，稍有不慎，就會跌入萬丈深淵。

竹林七賢

相似的童年，不同的性格

兩人童年最相似的地方，是少年喪父。父母對子女的引導，對性格的形成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童年喪父的嵇康，由母親和哥哥撫養成人，嬌生慣養自然會有一些。但嵇康天資聰慧，常常無師自通，博洽多聞。平時的行為也不加修飾，崇尚老莊，放浪形骸。

阮籍和嵇康一樣，行為隨性，自由散漫。但嵇康的性格比起阮籍，多了不群和剛烈。不群則無法委曲求全，同流合汙。剛烈則不能隱忍不發、退讓絲毫。所以說，二人的性格，對日後命運的走向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嵇康的赴死之路

王戎很少看到嵇康將喜怒之色掛在臉上，那是因為嵇康不屑，一般的世俗之事並不能干擾他的內心。可司馬氏替代曹魏這件事，他卻態度激烈，絲毫不退讓。

嵇康

嵇康的死，是因為司馬氏再也容不下他。

嵇康寫過一些文章，批判名教禮法，借而對映司馬集團。山濤請他做官，他卻寫了一篇《與山巨源絕交書》給人家。名義上是與山濤絕交，表明心志，實際上是在打司馬氏的臉。天下已經是司馬氏的天下，拒絕山濤就是在拒絕司馬集團。這或許本就是他想做的，正因為他一次一次這樣的任性，逐漸埋下了毀滅的禍根。司馬氏篡權，為了彰顯自己的正當性，搬出周公作為先聖範例。嵇康予以當頭一擊，在《管蔡論》中對周公進行強烈批判，認為管蔡二人反叛周朝，皆是忠誠自然：“管蔡皆服教殉義，忠誠自然，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於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眾，欲除國患，翼存天子，甘心毀旦。”

嵇康低估了政治的險惡和人際關係的複雜。

因為自己率真的性格，嵇康得罪了不少小人，比如鍾會。鍾會是個投機者，天下大權歸於司馬氏後，他選擇了擁附，藉機壯大自己的勢力。鍾會一直很仰慕嵇康的才學，總想去拜訪他。嵇康在洛陽城外擺了個打鐵的攤子，是不是因為缺錢不得而知，但可以確認，他很喜歡這項工作。鍾會來了，排場很大，沒想到嵇康頭也沒有抬一下，和向秀依然不停打鐵。鍾會內心無比尷尬，嵇康這麼讓他下不來臺，自然要在司馬昭面前說些壞話，報復嵇康：“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

鍾會

嵇康在人際關係上的單純，直接導致了他的死亡。呂巽、呂安兄弟都是他的朋友，正因為他輕信呂巽的謊言，才讓呂安和自己被判處死刑。猥褻弟媳的呂巽逍遙法外，受害的一方卻落得不孝的罪名。嵇康的罪名竟然是不孝者的同謀，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嵇康的老婆是曹魏宗室的長樂公主。本來嵇康的言行，司馬昭已經無法容忍，更何況他還是曹氏直系親屬。為了掌控輿論、殺一儆百，弄死嵇康再合適不過。

阮籍的求生之路

阮籍對司馬集團的態度，雖然反感但不主動反對。他本人消極避世，放浪形骸，在他怪異的行為背後，是雙重人格的掙扎和抒發不掉的苦悶。

阮籍以謹慎應對朝堂。

司馬昭還是比較喜歡阮籍的，誇讚他“至慎”，謹慎到“口不論事”的程度。阮籍並不支援司馬氏，也不想做官。他沒有像嵇康一樣與當權者激烈碰撞，也沒有同鍾會一樣趨炎附勢。為官，只是無可奈何，喝喝酒就好，談什麼政事？對於司馬昭來說，輿論至關重要，你阮籍做不做事無所謂，當個擺設也好，畢竟是文學大家、名師典範。

阮籍

司馬昭篡權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被封為晉公，大臣們要勸一勸假裝謙虛的司馬昭，由阮籍提筆書寫《勸進表》。寫表之前，他還在喝酒，直到有人前來催促，才草草寫完。寫完《勸進表》沒幾個月，他便死了。

阮籍以癲狂抒發鬱結。

阮籍堪稱行為藝術的怪誕舉動，可以從他的哭和嘯來看。駕著牛車，喝著酒，走到頭了便大哭一場，掉頭接著走。蘇門山來了隱士孫登，阮籍前去拜訪，說了一大堆，孫登也沒有理他。阮籍長嘯一聲，孫登樂了，示意他再來一遍。下山後，蘇門山上嘯聲頓起，算是孫登對阮籍的迴應。

阮籍的癲狂，實則是他扭曲人格的無所適從。政治理想和現實情況的背離，儒家思想和老莊玄學的激烈衝撞，都是他無法調和的。只有癲狂，才能緩解他心中的痛楚。

嵇康的死和阮籍的癲都是他們性格所帶來的必然結果。在他們之後，魏晉名士們心裡崇敬嵇康，行為上卻效仿阮籍。壓抑著儒家有所為的上進心，在紛亂的世道中，隱匿自己，尋求一席安寧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