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攻心則反側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這是成都武侯祠的一副經典對聯，對蜀國丞相諸葛亮的一生功績和才幹，進行了精準概括與總結。縱觀諸葛亮一生，其才能功業在兩個方面表現得最為突出，一是精通用兵之道，二是治理民政。

《三國志》作者陳壽，是諸葛亮同時代人，對諸葛亮的認識又要比旁人更深一層。他曾用一句話對諸葛亮進行過細緻入微的品評：“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認為諸葛亮的治理民政的才能，要勝過他用兵之才。陳壽這句評語，可謂入骨三分，非常精闢。

在蜀國創立過程中，劉備長期在前線負責指揮軍事，諸葛亮則長期留守後方，負責治理國家，創立典章制度，徵收賦稅，籌集糧草，使得蜀國足食足兵，其軍事才能並未得到顯現。劉備死後，諸葛亮走上臺前，發起六出祁山北伐中原之戰，雖然聽起來挺唬人，但真實歷史卻無情地告訴我們，諸葛亮的北伐之戰，幾乎全部以失利告終，耗費鉅額人財物力，卻寸土未得，幾乎沒有任何建樹。

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諸葛亮在治理蜀國民政方面卻成效斐然。《三國志》記載，“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終於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

諸葛亮治理之下的蜀國民富國強，不僅國用豐足，百姓也安居樂業，對諸葛亮敬佩不已，蜀國滅亡很多年後，依然“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諮述亮者，言猶在耳”。可見諸葛亮確實有著非同一般的治國之才。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蜀國有一個地方的百姓，卻始終不服管教，頻頻發生叛亂。這個地方就是諸葛亮一手平定的南中，也就是如今的四川西南、雲南和貴州大部地區。劉備死後不久，南中地區的地方豪強雍闓、孟獲、高定等人，發起叛亂，誅殺蜀漢地方官，驅逐圍攻蜀漢軍隊，妄圖脫離蜀漢。

公元225年，丞相諸葛亮帶兵南征，“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一舉平定了南中叛亂，“七擒孟獲”的傳說據此而來。諸葛亮對待南中蠻夷部落，並未採取簡單粗暴的以殺戮立威的手段，而是採取懷柔手段和“攻心為上”之策，重用當地部落頭人，與之結盟交好，使得孟獲等蠻夷首領大為感服，發出“南人不復反矣”的保證。

但是，《三國志》記載，諸葛亮治理南中並未收到良好成效，他前腳剛走，“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蠻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至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裡，其郡徒有名而已”，南中地區依舊叛亂頻仍，以至於蜀國委派的太守都不敢去當地任職，只敢在遠離南中諸郡縣八百多里的邊境安定縣一帶，虛應故事而已。

為什麼會出現這職能情況？原來，這與蜀漢的一項國策有關。南中各郡縣，雖然地處偏遠，但物產豐饒，盛產金、銀、銅、鐵、錫、丹砂等礦藏資源，富產良馬、耕牛，於是蜀國就把南中各地當成“提款機”和後方根據地。

蜀國向南中徵收繁重的賦稅，用各種手段掠奪其其資源，“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於時費用不乏”，“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而且還從南中徵兵，“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組建起號稱“無當飛軍”的精銳部隊，為蜀國衝殺賣命。

蜀國後期六出祁山，連年征戰，消耗大量的人財物力，幾乎全依賴於南中地區的供給補充，蜀國才得以“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但蜀國對南中的掠奪式統治，勢必要讓當地百姓不堪重負，因此才會產生無法調和的尖銳矛盾，在此背景下，即使諸葛亮也難以把南中治理好也就不足為奇了。

參考資料：《三國志》《華陽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