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皇權和西方的神權，其實對於思想都有一定的禁錮性，不過兩者對思想禁錮的重心和呈現趨勢各有不同，至於兩者誰對思想的禁錮更大呢？這個恐怕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在中國古代皇權社會，對於帝王來說最為重要的便是確保皇權統治的穩固，因此皇權極為重視思想的統一，於是便有了秦始皇時期的“焚書坑儒”，也有了漢武帝時期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

不過，同時需要注意的是，早期帝王對於不同思想仍然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例如秦始皇便接納了融合黃老道家、陰陽家、儒、法等家學說的“五德始終說”，又如秦始皇大咸陽規劃中體現出的“法天象地”道家學說；再如秦始皇接納儒家思想進行的“泰山封禪”。

即使是漢武帝的“獨尊儒術”，此時的儒家思想也早已與孔孟時期不同，而是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於君主統治成分後所提出的新儒家思想。因其在堅持儒家思想的同時，又融合了一定的法家思想，故而也有“陽儒陰法”、“外儒內法”之稱。

由於新儒家思想中包含有“君權神授”的思想，因而受到歷朝歷代統治者的推崇，進而成為普世價值觀。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皇權並未刻意禁錮思想，他們只是希望不要出現反對皇權統治的思想就好，因而從東漢至唐宋，總體來說思想還是較為開放的。

於是便有了南北朝時期的清談，也有了隋唐以來道家和佛教的遍地開花，甚至連皇帝也是信佛、通道的。

古代皇權真正對於思想的禁錮，其實出現在南宋以後，由於“靖康之難”的爆發，南宋時期理學得以迅速發展，朝廷更是將理學奉為官學，再加上元朝統治時期對於理學的大肆推崇，其所提倡的“君臣大義”思想甚至一度超越了“華夷之辯”成為當時社會的普世價值，以至到明初時理學便已經成為了全社會的基本行為規範。

所謂理學，其實就是更新的儒家思想，其核心思想為：“理”是宇宙萬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氣”是構成宇宙萬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

從而將“天理”和“人性”對立了起來，認為“人慾”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因而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慾”的主張，從而成為了進一步加強專制主義的需要。

而更要命的是科舉的變質，唐宋時期科舉考試涉及面還相對較廣，但到明清時期卻開始專注於儒學，且全都是經過朱熹註釋的儒學。而為了適應這種選拔機制，理學計程車大夫拼命開書院，拼命地推理學思想，結果導致全國上下人都被理教吃了。

隨著理學的大行其道，百姓思想才開始真正受到禁錮，而到了清朝時期，隨著文字獄的遍地開花，這種思想的禁錮開始更為嚴重，民間百姓甚至不敢肆意談論國事。直到清王朝的覆滅，封建王朝的終結，這種思想上的枷鎖才被開啟。

如上，從秦漢時期思想的驟然縮緊，再到魏晉南北朝、唐宋時期的思想開化，再到南宋以後理學大行其道，至清朝時皇權對於思想的禁錮開始達到巔峰。

古代皇權對於百姓思想的禁錮，總體呈現出愈來愈強的趨勢。

至於西方神權對於思想的禁錮，相較於中國皇權而言對於百姓的禁錮更為嚴重，原因便在於西方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政教一體。

因此，西方神權對思想的禁錮，既有統治的需要，同時也有維持信仰單一的需要。

在古代中國，只要百姓們不聚眾鬧事，不反對皇帝的統治，朝廷才不會管百姓到底信仰什麼。而在西方國家則不一樣，由於政教一體的影響，西方對於異教徒的排斥是極為激烈的，而且這種排斥是全方位的，例如

基督徒不僅將不信本教或者不信教的人打為異教徒，就連泛神論、自然神論、無神論、懷疑論者都被視為異教徒，這點從哥白尼的悲慘下場便不難看出。

而在古代的中國，只要你不顛覆皇權，歷朝歷代對於民間科學的發展和思想的進步，朝廷的干涉卻不是非常嚴重。這也是明朝之前，中國始終能夠領先於西方的原因，只是由於明清時期思想禁錮進一步嚴重，而西方在宗教改革後思想禁錮逐漸被開啟，這才導致了西方逐漸趕超中國。

綜上，中國的皇權和西方的神權雖然都對思想有一定的禁錮，但就嚴重程度而言，個人認為西方的神權是要遠超中國皇權的，畢竟中國皇權只關注統治的穩固性，而並不干涉信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