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師不能夠對關隴加強經略，與當時中央與地方的局勢密切相關。這一時期是個多事之秋，中央與地方均有反對者，吳蜀兩國也均有軍事行動。在中央，正元元年（254），太常夏侯玄、中書令李豐、皇后之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司馬師，最終被司馬師平定，三人及其黨羽均被誅殺。夏侯玄曾都督雍涼，是曹爽的關中親信。李豐與張緝皆為馮翔人，李豐之父李義在曹時歷任中央顯職，張緝之父張既在漢末魏初歷任京兆尹、雍州刺史、涼州刺史，其中任二州刺史達十年之久（約213一223），任職期間平叛安民，政績卓著。

在漢末就隨曹操參與平定關隴各勢力，魏初又平定了涼州羌胡的多次叛亂。“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政惠著聞，其所禮闢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清、敦煌張恭、周生烈等，終皆有名位。”這些人可以說是其門生故吏，不少都有較為突出的事蹟，可見張既在西北地區的影響力之大。由此可見，夏侯玄、李豐、張緝三人都有較深的西北背景，該事件可能不只是中央反對司馬氏的事件，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關隴反對司馬氏的勢力在中央的一次行動。在淮南，嘉平四年（252），司馬師發動對吳國的東關（東興）之役，結果大敗而歸。“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桓嘉等同時並沒，死者數萬。”可見此戰魏軍死傷慘重，對司馬師來說是沉重的打擊。

然而，屋漏偏逢連夜雨，此戰招來第二年吳軍的反攻。嘉平五年（253），吳諸葛恪發動攻魏的合肥新城之役，與此同時，蜀漢姜維也進攻狄道。正元二年（255），鎮東將軍由丘儉和揚州刺史文欽起兵反司馬氏，淮南再掀叛亂。由丘儉雖是淮南勢力，但是如果對其家世進行分析，會發現他也有西北背景。由丘儉是河東聞喜人，河東緊鄰關中，與關中應有較多的接觸，其父由丘興在漢末魏初先後為安定太守、武威太守，“伐叛柔服，開通洞右，名次金城太守蘇則。”“內撫吏民，外懷羌、胡，卒使柔附，為官效用。張進之亂時，由丘興“為將校民夷陳說禍福，言則涕泣。於時男女萬口，鹹懷感激，形毀發亂，誓心致命。 張掖番和、騙靶二縣吏民及郡雜胡棄惡詣興，興皆安恤，使盡力田。”

253年，費精去世，姜維得行其伐魏之志，開始連續多年大規模的伐魏行動。姜維伐魏聲勢巨大，曹魏關隴胡漢勢力往往被其煽動叛魏降漢，前文提及的247年雍涼羌胡事件己很突出，254年姜維進攻隴西時，狄道長李簡降漢。姜維之所以伐魏時關隴各族隨之響應，應當與姜維本身的關隴淵源有關。面對東南與西北的不斷變亂，司馬師除以關中和淮南諸將禦敵平叛外，還常常派出司馬氏參與其中。東關之役時以司馬昭為監軍，統領諸軍。合肥新城之役時以太尉司馬孚率軍拒吳。254年又以司馬昭行徵西將軍擊退姜維。255年司馬師親征由丘儉和文欽。這些行動皆應有監視與牽制諸將之意，也是司馬師經略關中和淮南的表現。

雖然這些事件均被平定，但是短短五年內接連不斷髮生變故，有時甚至腹背受敵，為了平息事件，司馬氏只能不斷調動，奔走於各地，這在司馬昭身上表現最為突出。司馬昭在關中與淮南之間來回調動，並在司馬師親征由丘儉和文欽時又留鎮洛陽。司馬氏的不斷調動，固然對平息動亂和監視諸將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不能坐鎮一方，就不能穩定掌控地方，對地方的控制力也會有所削弱。淮南三叛之所以集中發生在嘉平三年（251）至甘露三年（258）之間，或多或少與司馬董忠末期和司馬師時期對地方的控制力下降有關。回頭再來看關隴，司馬氏在這一時期經略的重心是在淮南，幾乎沒有涉足關隴，其在關隴的權勢相比司馬蔥末期再度下降。

在司馬氏權勢下降的同時，關隴軍政長宮的權力則相對有所提升。郭淮雖早在司馬董忠末期已由徵西將軍遷為車騎將軍，但是仍然都督如故，保留軍權，司馬董忠最終也不能將其調回。司馬師在關隴的影響力不如其父，因此不得不仍然保持郭淮在關隴卻不能調回的局面，直至255年郭淮去世為止。但是，郭淮去世後，司馬師仍然沒有直接控制關隴，而是以在這一階段成長起來的雍州刺史陳泰繼郭淮都督雍涼，此後不久司馬師也在是年平定由丘儉和文欽後去世。綜上所述，由於來自中央與地方反對勢力和吳蜀兩國頻繁進攻的不斷出現，司馬師忙於來回調動平叛禦敵，並且經略的重心傾斜於淮南，除司馬昭一次入關中外，再無涉足關隴的行動，最終以陳泰代郭淮都督雍涼也是在郭淮去世後才進行的，司馬氏仍然沒有直接掌握關隴軍權。總之，司馬師時期，司馬氏對關隴的控制力相比司馬蔥末期再度下降，郭淮這一大阻礙自然清除，陳泰成為司馬氏的第二個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