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當時間來到公元2世紀末的時候，東漢王朝已經病入膏肓、沉痾難起。184年，一場席捲全國的“黃巾起義”，更使得整個帝國氣若游絲。

但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一個王朝的韌勁在關鍵時刻顯現了出來：在皇甫嵩、盧植、朱儁等一群末世名將的共同努力下，這場看似聲勢浩大的起義被迅速鎮壓，帝國好像迎來了續命的機會。

而且，因為一個人的出現，中國歷史在公元184年這個時間節點上，竟然出現了若干種不同走向的可能。

這個人是皇甫嵩！

東漢王朝的第一種可能

也是皇甫嵩的第一個機會：中興大漢。

皇甫嵩生於官宦世家，父親皇甫節，任雁門太守；叔父皇甫規，任度遼將軍。

家學淵源，皇甫嵩文武全才，早早地就“舉孝廉為郎中，遷霸陵、臨汾令”，後因丁父憂去官。

184年，“黃巾起義”爆發，“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向應，京師震動”。而且，無論是盧植、朱儁的中央軍，還是董卓的地方軍，均征討失利，無功而返。

皇甫嵩審時度勢，建議靈帝“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廄馬，以班軍士”，“帝從之……以嵩為左中郎將，持節……討穎川黃巾”。

從此，皇甫嵩開啟了一段“開掛人生”。

長社城火燒連營，以少勝多，大破賊將波才，“斬首數萬級”，皇甫嵩因功封都鄉侯；

於倉亭“生禽卜己，斬首七千餘級”；

“與角弟梁戰於廣宗……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

“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於是，“拜嵩為左車騎將車，領冀州牧，封槐裡侯，食槐裡、美陽兩縣，並屬扶風。合八千戶”。

而且，因為張角早已病死，“黃巾起義”其實已經被平滅，苟延殘喘的東漢王朝猶如得了一枚“還魂丹”，垂死的臉上又出現一絲血色。

王朝彷彿有了“中興”的模樣！

這個時候，皇甫嵩就具備了成為定難功臣和中興名將的條件。而且，信都令閻忠也給他提出了建議和具體措施：

“崇恩以綏先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眾，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官之罪，除群兇之積”。

且不說閻忠這番話的最終目的是什麼，但如果皇甫嵩按照這個建議，誅閹官、除群兇，廣納賢良，重振朝綱，讓東漢再續命幾十年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皇甫嵩一是為人過於忠正，二是缺乏遠大的志向和抱負，或者說是沒有野心。他一心只想做一個忠臣、甚至只是一個循吏：朝廷有事，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無事，則寧願退職去官，不沾是非。

所以，他充其量算是一個曾國藩式的人物，註定成不了曹操或者司馬懿。

（鎮壓黃巾起義）

東漢王朝的第二種可能

也是皇甫嵩的第二個機會：代漢自立。

“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此時的皇甫嵩不僅立下不世之功，朝野之望正隆，而且還掌握著帝國最精銳的部隊——在亂世之中，“槍桿子”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閻忠發現了這個問題。

閻忠問：將軍現在“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但卻在伺候一個庸弱的君主，你如何才能保證自己的安全呢？

皇甫嵩說：我勤勞做事，忠心為國，為什麼要擔心安全問題呢？

閻忠說：原來韓信也是這麼想的，因為感激劉邦的知遇之恩不忍背叛，“利劍已揣其喉”的時候才悔不當初。現在皇帝的能力比不上劉邦、項羽，將軍的權勢卻遠大於韓信，你現在應該做的就是，順應時勢，崇恩振武，誅宦官，除奸臣，“然後請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興，推亡漢於已墜”——赤裸裸地讓皇甫嵩自己當皇帝。

閻忠說的韓信是怎麼回事呢？

還別說，皇甫嵩當時面臨的形勢雖然和韓信有所不同，但機會卻是一樣的。

楚漢相爭到第三年的時候，項羽“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而劉邦也好不到哪裡去，“敗滎陽，傷成皋，遂走宛、葉之間……智勇俱困”。這時，縱橫家蒯通同樣勸手握重兵的齊王韓信，趁劉、項二虎相爭、疲憊不堪的時候，“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慾，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服聽而歸德於齊。”

然而，作為一代“戰神”，韓信的政治智商卻極為低下，“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劉邦不會把他怎麼樣，就拒絕了蒯通。

皇甫嵩同樣拒絕了閻忠，這應該與他的出身和教育有關，所以他選擇了“委忠本朝，守其臣節……猶有令名，死且不朽”。

無奈，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東漢王朝這麼一個熟透的果子，皇甫嵩不要，有的是人想要。

比如董卓。

（蒯通勸韓信）

東漢王朝的第三種可能

也是皇甫嵩的第三個機會：誅董卓。

董卓亮相的時候，東漢王朝經過“黃巾起義”和“州牧”制度的建立，國家秩序已經被全部打亂。此時，距離滅亡，只差最後一腳。

這一腳，董卓踩了下去——獨霸朝綱、廢立皇帝、遷都長安，然後漢獻帝像個玩具一樣被踢來踢去——王朝的基本政治架構和國家功能已不復存在。

確切說，國已不國！

而皇甫嵩本來有機會阻止這一切發生，因為他有機會殺掉這個亂臣賊子。

兩個人素來不睦，他們的價值觀差別太大。

自古以來，嫉賢妒能、相互傾軋是一條官場鐵律，一心為公的總會受到私慾燻心的嫉恨，像范雎害白起、郭開害李牧、秦檜害岳飛，等等。

皇甫嵩同樣遭到了來自於董卓的“特殊照顧”，原因就是皇甫嵩不僅勞苦功高、忠心耿耿，而且在戰場上無論是戰略眼光還是臨場戰術，都遠遠超出董卓一大截，尤其是陳倉一戰，皇甫嵩堅持自己的思路，結果“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王）國走而死”，涼州叛亂被一舉剿滅，讓董卓顏面無存，“卓大慚恨，由是忌嵩”。

另一件事加深了兩人的矛盾。

漢靈帝中平六年（189年），朝廷拜董卓為幷州牧，卻讓把兵交給皇甫嵩（詔使以兵委嵩）。

“槍桿子”哪能隨便交出去？“卓不從”。

別說是軍令，連皇帝的話都不聽，這性質就嚴重了。

皇甫嵩的侄子皇甫酈看不下去了，他對皇甫嵩說道：現在朝政頹敗，百姓困苦，能扶危濟困的就只有你和董卓。現在你們倆已經心生嫌隙，勢不兩立。董卓犯上抗命，屬於大逆不道；京師昏亂，卻躊躇不進，是心懷不軌；而且此人“兇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您應該以國家的名義征討他，對上盡忠，對下除害，這是齊桓公和晉文公一樣的功績啊。

關鍵時刻，皇甫嵩公忠體國的一面再次佔了上風：董卓抗命有罪，但是我私自誅殺他也不對，不如光明正大地上奏朝廷，由朝廷處分。

結果是顯而易見的，面對日益做大的董卓。皇帝僅僅是輕輕地批評了一下，而董卓則再次把賬算到了皇甫嵩頭上（帝讓卓，卓又增怨於嵩）。

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

幾個月後，外戚（何進）和宦官火併，董卓進京，坐收漁利，迅速掌握朝政（秉政），有仇報仇、有怨報怨，皇甫嵩首當其衝。

“初平元年（190年），乃徵嵩為城門校尉，因欲殺之”。

長史梁衍又一次向皇甫嵩建議道：董卓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他招你去也肯定沒安好心，不如借皇帝的名義起兵，與袁紹東西合擊，必能一舉成擒。

皇甫嵩卻大有春秋伍奢之風，明知董卓這次任命包藏禍心，卻仍然不逃亡，更不像梁衍建議的那樣起兵反抗，而是從容赴任（嵩不從，遂就徵）。

其實，以當時董卓的不得人心和皇甫嵩的個人能力威望，梁衍的建議其實有很大的可操作性和成功的可能性。但皇甫嵩再次說不。

這是一件比較遺憾的事情——如果皇甫嵩當時殺了董卓，不僅是為民除害，更是為國誅奸。倘若如此，東漢王朝的命運還真沒法說，至少曹操不會有機會“挾天子以令諸侯”。

（董卓）

東漢王朝的最後一種可能

軍閥割據。

如果皇甫嵩稍有作為，曹操就根本沒有機會“挾天子以令諸侯”，那麼，東漢末年最可能出現的形勢就是軍閥割據，類似“五胡十六國”或“五代十國”的亂世會提前到來。

理由有二。

其一，廢史立牧。

這是東漢末年的一大禍亂之源。

漢靈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漢室宗親劉焉看到“政化衰缺，四方兵寇”，時局已經無法收拾。出於自保的考慮，他向朝廷提議，鑑於目前兵荒馬亂，原來的刺史權力太小、能力太差，無法滿足當前的政治、經濟及軍事各方面的管理需要。因此，有必要改變刺史體制，任用宗室重臣為州牧，為帝國保駕護航。對此，靈帝審批透過，史稱“廢史立牧”。

這一制度導致了中央權威的徹底喪失，“州任之重，自此而始”。因為，州牧制度的最大缺陷是權力太大，自治度太高，轄區內的財、政、軍大權均集中於州牧一人，看一下西漢初年的“封國”和中唐以後的“節度使”就知道其危害有多大了。

從中平五年（188年）到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據兗州，公孫度據遼東，劉虞、公孫瓚據幽州，袁紹據冀、青、並，袁術據揚、豫，劉表據荊州，劉焉據益州，陶謙據徐州，就像戰國七雄的格局一樣，天下不僅已經被分割完畢，而且相互之間還攻伐兼併，東漢實際已名存實亡。

（東漢後期割據形勢）

其二，曹操沒法形成氣候。

如果皇甫嵩不主動放權，就不會出現董卓亂政，漢獻帝就不會西去東歸，曹操就沒有機會“挾天子以令諸侯”，也就沒法迅速做大，形成後來的那般氣候。

在建安元年之前，曹操只是一個小軍閥，他沒有皇甫嵩這樣的軍功和朝野之望，沒有袁紹“四世三公”的家族影響力，沒有劉焉的宗室身份，也沒有劉表那樣早下手佔住一塊地盤。而且，當時的他不僅勢力微弱，而且周邊還有袁紹、馬騰、張繡、劉表和袁術等群強環伺，稍微不注意就有被吞併的危險，可謂刀口舔血，朝不保夕。

漢獻帝自長安東歸洛陽帶來了重大機遇，曹操和他的謀士們敏銳地發現並抓住了它。尤其是以殘破和缺糧為由，讓天子放棄洛陽，移駕自己的根據地許昌（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傀儡政府正式宣告建立。

這一舉動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

漢獻帝。漢家天子成為一個“榮譽稱號”，東漢王朝已經名存實亡；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撈取到人生最大的政治資本；

其他諸侯。一夜之間成為“反派”，站在了朝廷（實際上是曹操）的對立面。

以戰爭為例，原來他們天天打打殺殺，目的很單純，就是是為了搶地盤，損人肥己，從而攫取勢力和利益的最大化。就說劉備吧，他整天叨唸的所謂“匡扶漢室”都是胡扯。

但是在漢獻帝“都許”之後，戰爭的性質忽然變了——曹操打別人成了“奉旨討賊”——原來大家都是一樣的軍閥，結果曹操換了件馬甲後，別人都成了“賊”，就他自己合法了。

千萬別小看這套馬甲，它的作用大了去了。用沮授勸袁紹的話說，就是“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御之？”其依仗的就是一個“師出有名”。像西涼韓遂、馬騰向許昌派質子，荊州劉表貢奉不絕，呂布想讓曹操封自己為徐州牧，等等，都是這幅馬甲帶來的實惠。

（挾天子以令諸侯）

歷史沒法假設，更不可推倒重來。

末世名將皇甫嵩堅持了自己的原則和本分，卻讓一段歷史從此變得更加紛亂和撲朔迷離。

一段評說，權當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