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與匈奴的糾葛從秦朝延續而來，秦朝統一六國，匈奴稱雄草原。中原誕生了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匈奴誕生了第一位單于——攣鞮 頭曼。一山不容二虎，因此也註定了二者的巔峰對決。不過，頭曼單于顯然不是秦始皇的對手。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大將蒙恬出征匈奴，秦軍以秋風掃落葉之勢將匈奴掃出河南地（河套平原）。

此後，秦始皇開始修築長城，屯兵駐守。如果以秦國當時的國力衡量，徹底消滅匈奴不是沒有可能，但秦始皇選擇了保守。歸根結底，秦始皇是一位胸懷寬廣的國家主義者，而不是一個心胸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在他的眼中，匈奴人同六國子民一樣，所以征服在先，殺伐其次。

秦始皇去世的第二年，頭曼單于去世，秦國胡亥繼位，國家陷入混亂，而匈奴冒頓繼承單于之位，國家走向強盛。因此，漢朝建立後，又接過了對抗匈奴的接力棒。回顧漢朝高祖劉邦到武帝劉徹的六十多年間，漢、匈是不愉快的。儘管漢朝一味的低頭示好，但是匈奴一如既往的盛氣凌人。因此，漢武帝即位後，決定扭轉被匈奴壓制的局面。首先，漢武帝的開山之作便是出於試探性的策劃了馬邑之謀。

如果馬邑之謀成功，將會是戰國時期趙將李牧於雁門關圍殲匈奴的翻版。但是，漢武帝的馬邑之謀更像是一場演習，因為匈奴人沒有上鉤。其實，漢武帝的失敗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為李牧為麻痺匈奴一直在做“誘耳”，十年磨一劍。而漢武帝一上來就打草驚蛇。因此，“只見羊群不見牧人”的現象馬上引起匈奴的警惕。之後，匈奴部隊從容撤退，漢武帝一臉憂傷。漢武帝是一個善於總結失敗、迅速走出困境的人。他認為與其守株待兔，不如主動出擊。

公元前129年，漢朝與匈奴的全面戰爭爆發，衛青於龍城之戰嶄露頭角。當時同時出征的李广部全軍覆沒，還差點做了匈奴的俘虜。而另一路人馬由公孫敖率領，1萬兵士則折損過半，同樣以慘敗收場。如此一來，漢武帝喜憂參半，因為衛青的勝利讓他看到了戰勝匈奴的希望。

此後，漢武帝總結失敗的教訓，及時作出戰略調整，從“碰運氣”的遭遇戰轉變為進攻匈奴人根據地的殲滅戰。當時匈奴已經佔據了河套平原，控制了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對漢朝形成了封鎖之勢。因此漢武帝針對性地發動了河南之戰、河西之戰。透過這兩次精準投放，戰敗的匈奴開始向西北收縮。此刻，漢武帝更產生了一戰便可定乾坤的信心，於是發動漠北之戰。

漠北之戰是漢匈戰爭的轉折點，意義重大。此戰過後，匈奴失去了主動進攻漢朝的信心和實力。因此得益於北疆的安寧，漢武帝又將戰略調整到平定西南越族及遼東的開疆拓土上。但是需要說明的是，此時的匈奴並沒有衰落，只不過是不敢如從前那樣大張旗鼓地侵擾漢朝而已。

然而，隨著名將李廣、霍去病去等人的黯然離世，大將軍衛青英雄遲暮，不甘示弱的漢武帝又發動了幾次對匈奴的打擊，結果損兵折將，無功而返。所以到了晚年，漢武帝開始尋求與匈奴妥協，總體而言外交要先於戰爭。而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才造就了囚禁於匈奴19年蘇武的民族氣節。

其實，漢武帝對漠北之戰的期望很高，他希望漠北之戰是一場與匈奴之間的收官之戰。因為，畢竟從公元前129年的三將軍（衛青、李廣、公孫敖）主動出擊，到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戰的十年裡，漢軍主導了高強度戰爭的頻率。有得便有失，得是壓倒了匈奴的囂張氣焰，失是致使漢朝消耗甚巨、民生疲弊，衰敗跡象顯露。

另外，漢朝已經透過河南之戰、河西之戰將匈奴勢力趕出河套平原及河西走廊。致使匈奴勢力不斷往更西、更北的方向退縮。所以，漢武帝徵調起一支由10萬騎兵，預備戰馬數萬匹，輜重糧秣無數，後勤保障人員十幾萬人組成的作戰單元，殺向匈奴，準備給匈奴致命一擊。

大軍分兩路，分別由衛青與霍去病率領。衛青出定襄出兵，目標直指匈奴單于，霍去病從代郡出兵，尋殲匈奴左部主力。

戰爭的結果是，霍去病超額完成任務，擒獲匈奴屯頭王、韓王等三人，當戶、相國、將軍、都尉等八十三人，俘虜匈奴兵士七萬餘人。而衛青率領的由前將軍李廣、左將軍公孫賀、右將軍趙食其及後將軍曹襄組成的一路人馬發揮失常，雖然擊潰單于主力，但分兵東路的李廣、趙食其則一無所獲。

本來，東路軍的作用是迂迴包抄敗退的單于，結果主將帶頭迷路，單于殘部逃脫。因此，被漢武帝視為收官之戰的漠北之戰以遺憾收場。事實上，漢朝雖然取得勝利，但同樣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因為，戰爭永遠是一部燒錢的機器，它不分失敗與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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