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到魏晉風流就不能不談魏晉清談，很多人對清談這個詞有負面的理解，我們常常說的那些所謂的清談是指高談闊論，誇誇其談，不幹正事的空談，有些人還把清談和我們現在的侃大山相提並論。其實在魏晉時期，清談是一個正面的意思，只是這個詞語經過多年的變遷之後，特別是近代，逐漸成為一個負面的詞語。
清談的清是清官的清，是當時士大夫的一種自我稱謂，最早出現在東漢黨錮之爭，士人集團用“清”字區別那些宦官等一些汙濁的“汙”字。而“談”是指談論那些文雅高深的話題，比如人生、社會、宇宙等等哲學問題，主要以辯論為主。有些國外的學者把清談翻譯為Salon（沙龍），認為是南北朝時期一些精英分子進行的學術沙龍。
法國在十七、十八世紀非常流行這種形式的聚會，曾經誕生了很多文學家、思想家，我們國家二十世紀知識分子非常羨慕這種形式的聚會，比如林徽因常在國內舉辦這種型別的沙龍，所以沙龍這個詞還是比較正面的。
但是法國的沙龍和中國魏晉時期的清談不能相提並論，法國沙龍流行不到兩百年，而魏晉時期的清談延續了400多年。表面上看沙龍和清談都是對學術的一種糅合，遊戲的成分比較多，但是魏晉時期的清談要更加偏學術一些。中國思想學術演進，很多程度上依賴於魏晉時期的學術成果。
魏晉時期參與清談的大多是出身士族的上層知識分子，幾乎沒有平民參與。代表人物是王弼和何晏，王弼雖然只活了24歲，但是他所註解的《老子》，放到今天仍然具有學術價值。何晏在當時擁有極高的政治影響力以及聲望，是類似於法國沙龍朗布伊耶夫人的角色，是整個活動的推動者。
清談過程中，像沙龍一樣也有主持人，不過不是貴婦，而是像何晏這樣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兩個人在辯論的時候，其他人不得插話，而是靜靜地欣賞，經常是一辯一駁，來來回回數十次，直到一方認輸為止。
這些清談活動不僅僅有學術交流的價值，還有社交的意義，往往是政治人物提高影響力的一種方式。比如琅邪王氏，其影響力不亞於司馬家族，王氏家族的幾代弟子即是政治領袖，也是清談的領袖，在被驅逐到江南的時候，王導就利用清談建立了影響力。
現在很多人覺得魏晉時期清談就是喝酒，其實清談過程中辯論是非常緊張的，喝酒只是辯論之後的事情，而且不吃飯不喝酒辯論的事情也非常多。比如《世說新語》記載：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牛鼻？人當穿卿頰！”
孫國安也就是孫勝，和殷浩兩人往來辯論分不出勝負，激烈到將手裡的麈尾當作武器一樣揮來揮去，麈尾毛都甩掉了，落到了飯盆裡。同時他的僕人把飯菜端上來，又拿回去熱，又端上來，從中午一直辯論到傍晚時分。而且殷浩對孫盛說，你不要做倔馬，我要用繩子牽著你的鼻子，讓你輸得心服口服。而孫盛卻說，你沒有看到倔犟的牛，倔犟到把鼻子都拉掉了，結果被人在臉上打了個洞。
當時清談的內容包括很多哲學問題，《周易》《老子》《莊子》在當時被稱為“三玄”，這些清談計程車人會從書中抽出一些基本觀點進行辯論和討論，有時候會涉及到某些名家的註解進行辯論。
這些辯論有很強的邏輯性，比如“白馬非馬”“指不至，至不絕”“離堅白”等，當然這些辯論並非詭辯，有很強的哲學道理。
清談最有標誌性人物就是竹林七賢，代表人物包括嵇康和阮籍，當時司馬懿製造了高平陵事件，誅殺了曹爽、何晏等共八族，隨後司馬師又殺了夏侯玄、李豐等共三族。在這種情形下，這些名人也不敢高談闊論，而是用酒精來麻痺自己。所以後世才把喝酒和清談混為一起，喝酒和清談沒有必然聯絡，而是竹林七賢被迫轉而喝酒。
不能清談，嵇康和阮籍就開始著書立說，嵇康寫了《養生論》《聲無哀樂論》，阮籍寫了《達莊論》《大人先生傳》等，都是玄學當中重要的理論性文章，竹林七賢不再以談為主，轉而以寫作為主。
公元262年年，嵇康、呂安等人被司馬昭所殺，大家更不敢聚一起清談了，以免司馬氏懷疑，玄學也從此跌入谷底。直到西晉元康年間，清談又重新興盛起來，其中有我們熟悉“信口雌黃”的王衍，“口若懸河”的郭象。“口中雌黃”是指口中的顏料隨時在變換，代指王衍能夠察言善辯，及時改正自己的觀點，而現在成了貶義詞，代指編瞎話的意思。郭象的清談非常厲害，當時人們形容他談起來像懸河注水，滔滔不絕，所以口若懸河也代指口才極好。
西晉八王之亂，讓當時整個社會一片混亂，人們生活都是問題，更談不上清談了。直到東晉政權的建立，士族階級才慢慢恢復到以前的生活。對清談貢獻最大的是王導，還有孫盛和殷浩等。
到了隋唐時期，知識分子的注意力全都被科舉吸引了過去，這個舞臺有了新的規則，從此延續400多年的清談才慢慢退出舞臺。其實清談不是聊天侃大山，而是一種學術辯論，如果想在清談中獲勝，必須對三玄非常熟悉，而且還需要思維縝密，反應敏捷，才能夠做到旁徵博引，獲得辯論的勝利。
清談還必須有豐富的知識做背景，才能夠有獨到的見解，此外還需要很強的演講能力，能夠用自己的語言魅力去感染他人，所以要做到智慧、神態、聲音完美結合一起的辯論者，是非常不容易的。
最早把清談和亡國聯絡在一起的是顧炎武先生，他在《日知錄》把西晉的滅亡直接歸咎於這些士族的清談。其實我分析一下下王衍們亡國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清談，而是那些王公貴族沒有治國的才能，又不努力的結果。清談只是一項業餘愛好，如果這些政治人物丟下政務，而只是一味的清談，那肯定是耽誤國事。
我們看謝安，他除了清談，也是出將入相的政治家、軍事家。他以八萬北府兵克八十萬前秦軍，取得淝水之戰的勝利，組織了有效的北伐，足以名垂千古。而且，政治家、軍事家精於哲學，擅長邏輯思維，絕對是有益的，亞歷山大大帝就是位出色的哲學家。
任何愛好都不能沉迷，歷史學家經常把那些亡國歸咎於某一位君主的愛好，比如宋徽宗喜歡書法、繪畫，但是不能把北宋的滅亡歸咎於他書法、繪畫等愛好上，應該歸咎於當時的執政方針上。如果我們把李煜是因為寫詩而葬送了南唐，唐玄宗是因為迷戀楊玉環而觸發了安史之亂，這只是為歷史找藉口，是一種簡單歸因，思維的懶惰。
清談不是政治，它只是一種學術研究，更不可能可誤國結合在一起，只要政治搞好了，經濟搞好了，清談怎麼會誤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