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公元1141年，宋金兩國簽訂了紹興和議，和議規定了宋金兩國的邊界東邊以淮水為界，淮水西側的唐州、鄧州屬於金國，再往西邊雙方以大散關為界。到了十三世紀初期，成吉思汗在草原崛起，蒙古迅速形成對金國的軍事優勢。

1233年8月，蒙古和南宋兩國相約夾擊金國。當年10月，南宋將軍孟琪率軍從襄陽出兵北上，先後奪取唐、鄧二州，直抵蔡州，與蒙古軍隊匯合。不久，蔡州城破，金國滅亡。而南宋想要趁勢收復蒙古控制下的河南地區，結果大敗而歸。至此，蒙古和南宋的邊界基本上沿襲了金國和南宋的邊界，只是原本歸於金國的唐州、鄧州被宋軍佔領，而唐、鄧二州南面即是襄樊之地。

一、控扼漢水，進退皆可，襄樊是南宋的咽喉之地

在古代南北一統的朝代，襄樊作為內腹之地談不上什麼戰略地位。可是每逢南北對峙，襄樊就會成為南朝的咽喉之地。

《錢塘遺事》中寫道：“襄者，東南之脊，無襄則不可以立國。呂祉嘗謂得襄陽則可以通蜀漢而綴關輔，失襄陽則江表之業可憂。”

南宋時期，朝廷在荊湖地區置京湖宣撫使，其治所包括了今天的湖北省和湖南省的北部。漢水橫貫京湖，是長江最大的支流，而襄陽、樊城兩座城池夾漢水而立，彼此之間隔江相望，互為犄角，襄樊一詞也由此而來。

民間早有俗語——“鐵打的襄陽，紙糊的樊城。”樊城位於漢水以北，並且周邊是一馬平川，無險可守。襄陽則在漢水的南面，並且北方和東方都緊靠著漢水，西面和南面又環繞著群山，地勢非常險要，再加上和樊城互為犄角，進可攻，退可守，是兵家必爭之地。

漢水自西向東流過襄樊二城，東北方向的白河在此注入漢水，此後漢水流向便彎折向南，直到鄭州(今湖北省鍾祥市)才轉向東南，並在鄂州(今湖北省武漢市武昌)注入長江。漢水沿岸，過了襄樊之後便都是平原，無險可守，北國的步騎和水師可以水陸協同沿江南下。因此襄樊就成為了南宋抵禦蒙元沿著漢水進犯長江流域的重要據點，這也是當時襄樊在軍事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關鍵原因。

此外，在南宋與蒙元東起淮河，西至川陝的邊境線上。襄樊恰好處於中點的位置，在襄樊一帶駐兵，無論是東線還是西線有戰事都可以及時救援，處於一個樞紐的位置，因此南宋政府非常重視襄樊的戰略地位，並在此屯駐重兵。

二、蒙元與南宋對襄樊的激烈爭奪

1、南宋鎮北軍各部的接連叛亂導致了襄樊的第一次易手。

南宋聯合蒙古滅亡金國之後，窩闊臺汗率蒙古軍主力退回黃河以北修整，南宋趁此機會出兵想要收復位於河南的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和南京應天府，史稱“端平入洛”，隨後蒙古派遣使者譴責南宋破壞盟約，這也成為宋蒙戰爭的導火索。

1235年春，蒙古窩闊臺汗發起了對南宋的大規模軍事進攻。在京湖戰場之上，窩闊臺第三子

曲出

率軍直逼唐、鄧、襄一帶，此時唐、鄧、襄一帶駐紮的宋軍主力是孟琪所率領的“鎮北軍”。

當時“鎮北軍”有敢戰之士一萬五千餘人，但是“鎮北軍”和當地的地方部隊以及地方官員的矛盾很深，相互之間極不信任。其中唐州守臣楊侁和當地的“鎮北軍”將領郭勝的矛盾也不是一天兩天了。

1235年5月，楊侁告發郭勝“有異志”，郭勝遭到上官的懷疑和調查，不久，害怕受到迫害的郭勝就率領唐州的“鎮北軍”投降蒙古，這一投效立刻引發了連鎖反應，均州、鄧州的“鎮北軍”也相繼投降。就這樣，襄樊北方的屏障盡失，成為了南宋抗擊蒙古的最前線。

1235年11月，蒙古將領

塔察兒

率軍抵達襄陽城下，雙方大戰數次：

《元史》記載：“乙末，從皇子南伐至襄陽，宋兵四十萬逆戰漢水上，領先鋒數百人直前衝其陣，宋兵大潰”

嘉熙年間，整個荊襄地區的兵力大概是在十三萬人左右。淳祐時期，整個南宋“歲養兵五、六十萬”。所以《元史》中的“宋兵四十萬”顯然是誇大之詞，但是雙方此次在襄陽城下大戰卻是事實。

1236年2月，駐守襄樊的“鎮北軍”叛亂，京湖制置大使趙範狼狽地逃出襄陽，蒙古軍隊鏖戰數月而不得的襄樊之地竟然兵不血刃地歸附了，這讓蒙古將領塔察兒也是驚異不已。

《宋史》記載：“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錢糧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庫，皆為敵有。”

2、南宋民間武裝奪回襄樊

襄樊失守之後，南宋當局大驚失色，考慮到失去襄樊之後，敵軍順流而下可以直抵長江，於是趁著蒙古大隊人馬還沒有進駐襄樊的機會，派遣參謀官別之傑去聯絡當地計程車紳豪傑，以圖恢復對襄樊的控制。1236年4月到5月之間，別之傑率領當地的“民丁莊農”收復了守備空虛的襄樊。至此，襄樊兩度易手，又回到了南宋的控制之下。

3、又是投降，襄陽再次歸於蒙元

1236年10月，襄陽城守將再一次投降蒙元，蒙元委任遊顯為襄陽府副達魯花赤。所謂達魯花赤就是“掌印者”，是對蒙元地方行政長官的稱呼。

《元史》記載：“襄陽府來附，以遊顯領襄陽、樊城事。”

4、第四度易手——南宋收復襄樊

襄樊再次失守，南宋朝廷慌張了起來。1237年，南宋任命孟琪為新任的京湖安撫制置使，主持收復襄樊的事宜。1238年，部將劉全收復樊城，蒙元軍中的部將劉儀發動叛亂，生擒了蒙元任命的襄樊長官遊顯獻給宋軍。從此襄樊又重歸於南宋版圖。

《蒙兀兒史記》記載：歲丁酉，宋制置使孟琪急謀復襄鄭。已克鄭、荊門矣。明年春，其將曹文鏞復取信陽，劉全復取樊城，襄陽孤危，於是儀等復叛為宋。”

從1235年11月蒙元軍隊抵達襄樊到1238年宋將劉全收復襄樊，短短不到三年的時間裡，襄樊之地四次易手，可見當時此地戰事非常激烈，從中也可以看出兩國政府對襄樊非常重視，志在必得，可是隨後的幾年裡，南宋和蒙元雙方卻對襄樊的態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三、蒙元二後攝政之後，宋元雙方放棄襄樊13年之久

孟琪收復襄樊之後向朝廷上書：“襄樊是朝廷的命脈，如今將士們浴血奮戰終於奪回，應該投入錢糧使其恢復元氣，並且派遣十萬以上的兵丁來駐守。”

但是南宋朝廷並沒有採納他的建議，收復襄樊之後，南宋並沒有駐重兵防守。而蒙元也沒有出兵來攻打，此後的十幾年之間，這個雙方曾經浴血爭奪的兵家必爭之地居然變得無人問津了。而之所以會形成這個局面，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第一、蒙元政局動盪，無暇南顧。

1241年，窩闊臺汗去世，皇后乃馬真氏攝政。乃馬真氏對回回臣子偏聽偏信，蒙元內部的政治一片混亂。1246年，貴由汗繼位，採取了一些撥亂反正的措施，當時，朝中大臣李禎曾經上書建議：

“襄陽乃吳蜀之要衝，宋之喉襟，得之則可為他日取宋之基本。”

貴由汗對李禎的迴應就是“嘉其言”，雖然他讚揚了李禎的策略，但是卻並沒有採取實際行動，這就給了南宋鞏固襄樊防線的時間。事實上，當時貴由汗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和拔都的鬥爭之上，蒙元內部的政治形勢更加惡化。此後，貴由汗在征討拔都的路途中去世，海迷失作為接班人繼續和拔都爭奪汗王的寶座。在這種情況下，蒙元忙於內鬥，無暇南顧，自然是不會派遣大軍攻打襄樊。

第二、南宋的戰略調整

從南宋的角度看來，襄樊之地在蒙宋之間數次易手，城池殘破，民生凋敝。想要重新將其建成邊境重鎮需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在沒有受到北方的軍事威脅的情況下，南宋政府權衡之下沒有下血本去進行建設。而孟琪還在武昌建立了南陽書院，以接納南下逃亡的襄樊士人，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當時南宋朝廷無意駐防襄樊。

直到1251年，南宋當局聽聞蒙元又意欲南下進佔襄樊，時任京湖安撫制置使的李曾伯這才派遣部將高達率軍進駐襄樊，以此作為北部屏障，襄樊二城大修數月，重新煥發出生機，再次成為了城高池厚，兵精糧足的堅固堡壘，對之後的蒙宋戰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此時，距離1238年宋將劉全收復襄樊已經過去13年之久。

襄樊城池修復完畢之後，李曾伯還曾勒石紀功，其文曰：“千萬年，屏吾國。”表達了他對襄樊防線的美好期許。直到現在，這道石刻仍然儲存在襄陽城西真武山腳下。

結語：

南宋和蒙元南北對峙，襄樊即是蒙元南下滅宋的跳板，也是南宋抵禦蒙軍的咽喉。因此雙方對襄樊之地展開了激烈的爭奪。短短三年之內，襄樊四度易手，頻繁的戰爭將襄樊幾乎打成一片白地，襄樊計程車人和百姓紛紛向南遷徙，最後襄樊民生凋敝，成為雞肋一般的存在。

戰爭從來都不只是戰場上的拼殺，政治和經濟會對軍事行動產生巨大的影響。蒙元內鬥使其無暇南顧是政治因素，而襄樊民生凋敝，重建困難則是經濟因素。在政治和經濟因素的雙重作用下，作為兵家必爭之地的襄樊被宋元雙方共同放棄了13年之久。直到蒙元再度意欲南下，南宋才下血本修復襄樊二城，這個時候，關係到國家命脈的襄樊又成為了雙方爭奪的焦點。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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